自由主义何处去
甘阳
1997年12月16日
本文原载于甘阳著《将错就错》（三联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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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9年赴美前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最后两篇文章，是阐发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自由主义思想。当年八月到美国后读到的第一份《纽约书评》，正好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斯基（Joseph Brodsky）为伯林八十大寿而写的专稿，引起我很大的共鸣。因为布罗斯基这位曾长期生活在苏联体制下的诗人从其个人体验出发，认为伯林的著述如“刺猬与狐狸”，“两种自由概念”等，几乎就像是专为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分子所写一样，使他读后深叹这些著述长期不能被译介到苏联。这实际也正是我自己出国前介绍伯林时的强烈感受和主要动机。我那两篇文章事实上也是大陆第一次引介伯林其人及其思想。
自那以后已经天翻地覆的八年过去了。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伯林也于日前告别人世。今天或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已成历史陈迹、传统社会主义已经式微的今天，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如何？显而易见，一种自由主义理论如果只是靠批判计划经济来自我标榜，那是行之不远的。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如果以为今天和今后人类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共产主义，那只能是不知所云。一个今天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如果开口闭口仍然只会重复人人都已知道的计划经济如何谬误，那充其量只是有本事专打“死老虎”而已（所谓“打猫英雄”）。
今日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或许已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即自由主义本身变成新的教条主义，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自由主义、或所谓“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gone mad）。英国保守派的理论家葛雷(John Gray)近年来即一直大声疾呼，哈耶克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国保守派政党都送上了政治自杀的道路，更把俄国东欧的市场改革变成罪犯型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葛雷看来可以成为“右派毛主义”（a Maoism of the Right），因为它相信可以用市场的“不断革命”来实现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完全失去西方传统保守主义的谨慎稳健。
葛雷因此从八十年代的哈耶克主义者转为九十年代的伯林自由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伯林以彻底的价值多元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一贯主张，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并不在于坚持某种特定的价值，而是在于反对把任何一种特定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因此，当哈耶克等批判罗斯福新政时，伯林却坚决认为新政是本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建设性的妥协”。当许多人把自由主义理解为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时，伯林却说：“全盘自由可以是恐怖的，全面平等同样可以是吓人的”（total liberty can be dreadful, total equality can be equally frightful）。
保罗·卡恩认为，伯林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
作为言论的自由主义，区别于作为信仰的自由主义。
伯林价值多元论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学说或理论，一旦成为整个社会主宰性主导性的“潮流”，那就几乎必然同时具有压迫性和欺诈性，压迫性是因为这种主宰性潮流总是宣称只有自己唯一正确。真正的自由主义因此必须是“反潮流的自由主义”。今日特别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自由主义，亦即对自由主义本身具有深刻自我批判意识的自由主义，从而能防止自由主义本身变成新教条主义。
甘阳：《将错就错》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一版，2007年第二版
编辑：阗黎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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