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缘起——清雅集古珍藏古代磁枕》瓷枕答客难（下）
甲午深秋，“清雅集古”诸君相聚于钱江之畔，品茗之余，焚香沐手，把玩、欣赏古人所制瓷枕。然古代初用瓷枕距今已一千二百年，其使用方式、与生活和生产之关系自是与当今相去甚远，诸君虽赞其艳美，不免有雾里看花之慨。吾虽极力答疑解惑，怎奈问题庞杂，一时难以面面俱到。次日，吾梳理问题，所涉甚广，难以一论而定，遂仿汉代答客难文体，分而论之，希冀以一文之石投解诸君之惑、求方家指正之两鸟，乃吾所幸也！成文如下：答曰：瓷枕上面丰富的纹饰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人的梦想。有的是采用了古人生活场景的片段，有的是表达了古人良好的愿景。通过这些有着美好寓意的图案，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古人。从题材来说，一共有几大类主题内容：人物、动植物、风景、文字类和其他（几何纹饰、水波纹、绞胎类）。其中，人物故事题材中间婴戏的内容特别多，动物类题材中间狮虎类造型的数量亦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人物类纹饰中最令人喜闻乐见的是婴戏题材，这个主题是宋金时期十分流行的主题内容。除了刚才提到的定窑婴戏枕这类雕塑类型外，还有多种装饰的手法。有的是用绘画的方式来装饰的，最典型的是磁州窑产品，这类枕体现了宋金时期高超的绘画艺术；有的是靠剔刻花或者珍珠地等方式进行装饰，河南和山西的一些窑口都有生产。本次展示的藏品里面有一方影青银锭状瓷枕，用“针刻”的方式装饰了十个婴戏图案，纹饰十分生动。该图案充分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情趣。婴戏图案不光是制作的窑口众多，影响范围广泛，而且表现手法多种多样，绘画、针刻、模印、雕塑无一不精。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是多么向往美好的家庭生活，多子多孙，天伦之乐，这就是老百姓的最高梦想。人物故事类纹饰，除了前文讲过的婴戏类图案，还有马戏、蹴鞠、打步球等生活场景。最为杰出的是，金元时期磁州窑有一种长方形枕，主题画面常常是戏曲故事。有“尧王访舜”、“三顾茅庐”、“昭君出塞”、“陈桥兵变”、“萧何追韩信”、“羲之观鹅”、“单鞭救主”、“僧稠解虎”、“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等，甚至还有“西游记”故事（8）。这类瓷枕是截取了戏曲故事的一个静态场景，往往是矛盾冲突达到高潮时的场景，它们是研究当时流行戏曲的重要例证。本次展示的藏品里磁州窑白地黑花枕就是这类器物，枕面的图案是“张良卖剑”的典故。在动物类题材中，狮子或者老虎类纹饰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唐代的巩县窑中就出现了虎形雕塑类的瓷枕，有白釉的，也有三彩的。这类瓷枕是雕塑类瓷枕最初始的造型。稍晚些时候，越窑、邢窑、定窑、景德镇等窑口也都生产过类似的狮虎形雕塑枕。总体造型基本是以呈俯卧姿势的狮虎为底座，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或素或划花的枕面。到金代的时候，山西长治窑创造出了十分有特色的虎枕。整体造型是通过模具制作成一只横卧的老虎形状，然后借助其背部实现枕具的实用功能，不再增加额外的枕面了。这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名的定窑婴戏枕的设计思路十分接近。老虎的背部有的时候是以随形平面的方式进行处理，在空白处进行绘画或者书写诗文。本次展示的藏品里就有这类器物的杰出代表。除了雕塑类型之外，还有绘画、珍珠地、三彩等多种装饰方式。动物类主题图案在瓷枕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其中，狮虎类纹饰在众多动物中确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这大概是因为狮虎凶猛的外表具有辟邪的意义。动物类题材中，除了狮虎之外，还有兔、牛、犀牛、象、熊、羊、鹤、龙、鹦鹉、芦雁、鸭子、凤凰、孔雀、鱼等，有些动物是古代生活中常见的，是生活在瓷枕上面真实的反映；有些动物在古代也是比较罕见的，大概取其珍稀罕见，具有“瑞兽”的含义。本次展示的藏品里面就有多种动物出现，如蝴蝶、鸳鸯、猫头鹰、兔子、摩羯、孔雀等。植物类纹饰的品种远远不如动物的品种多，最常出现的是牡丹花，因为牡丹花象征着富贵的缘故吧。本次展示的藏品里有好几件器物的主题纹饰是牡丹。其中北宋登封窑瓷枕的纹饰就十分精彩，用剔刻的方式来表达牡丹花卉，而且每一个侧面的图案都不一样。任何一个侧面的图案都可单独拎出来，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图案设计。另外，荷花、竹子等图案也是常见的绘画题材。除了以单独器物做主题纹饰的方式，也有将动物和植物组合成风景画的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宋代文人画的影响，在图案的细节里面可以看到宋画的影子。如瑞兔纹枕的枕面绘画就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画家崔喜《双喜图》的构图方式很接近。一只兔子正在花草丛中回首凝望，似乎是听到天上老鹰飞翔的声音了。动植物图案发展到后来有程式化、规范化的趋势，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这是十分合理的一种方式。宋代时期有一本十分杰出的科技文献：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这本书记载了很多经典图案的范本，这些图案对于装饰效果能起到“多、快、好、省”的作用。宋代时期的人对于品质生活是有着强烈追求的，他们无法忍受那些粗糙的器物，所以会创造出各种有品味的纹饰。为了节省成本，将经典的设计变成一种固定的图案，所以，这种图案可能在相隔很远的不同窑口中同时出现，甚至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出现，就像是同一个工匠做的不同的器物，这实际上就是时代特征。我们在判断年代的时候，往往就是借助这类特征作为依据。看到宋代瓷枕上的花卉、动植物、风景画就能感受到宋画上的那些场景片段。文字类主题的瓷枕一共有两种，一种是重视装饰的，比如珍珠地系列的瓷枕。大英博物馆的“家国永安”枕就是这种类型中的精品。比四个字更加常见的是以一个字或者两个字为主题内容的，比如“忍”、“大吉”等。本次展览里面有一件珍珠地枕，它的主体文字是“福德”两个字。另一种是侧重文字的内容，比如白地黑花类瓷枕中有的主题内容是警句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主题内容是诗词歌赋，最著名的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杨永德先生捐赠的一件白地黑花枕（10）。该枕的主题内容为“枕赋”，全篇一共有258个字。这篇赋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人是如何看待瓷枕的。以瓷枕为题来装饰瓷枕，颇有情趣和想象力。本次展示的藏品里也有一方十分特殊的文字枕，枕面墨书一首题目叫做“蓦山溪”的词，这是一首当时十分著名的词牌令名字。词牌令的名字表示固定的音律，用来填字的格式，与其中填的词没有太直接的内容上的联系，这有点像当代流行歌曲中作词和作曲的关系。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记载：北宋时期的皇帝三月份时候需要登上“宝津楼”进行阅兵活动，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唱“青春三月蓦山溪”（11）。这里唱的词可能和此件瓷枕上面的内容不一致，但是在韵律上是一致的。这段记载也反映了“蓦山溪”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宋代的欧阳修、黄庭坚等文人也留下过“蓦山溪”词。其他图案主要有几何花卉图案、绞胎图案、水波纹等图案。几何图案是受到了当时织锦图案的影响，进行了刻意的模仿。绞胎图案是受到织锦或者大理石纹路的启发，创造出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品种。这些图案的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细小的片段。或曰：陶瓷枕上面这些千变万化的纹饰都是通过怎样的装饰工艺做出来的呢？答曰：在陶瓷枕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装饰工艺。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些窑工的超凡想象力。除了常规的印花、刻划花等技艺，还有剔刻、针刻、绞胎、珍珠地、镶嵌以及堆塑等多种手法。印花就是用制作好的模具进行戳印，有阳文和阴文两种。图案部分如果是突出来的就是阳文，常用于枕墙的装饰。图案如果是凹进去的，那就是阴文。这种装饰手法在井陉窑上面最有特色了。井陉窑往往用一个比较硬的模子在枕面上进行印花，然后进行重复排列，最后填化妆土、上釉烧制，这是模仿了当时流行的织锦图案。（下）阴文印花：中间部分是用模具印花之后在填上黑色化妆土之后的效果划花工艺是非常重要的装饰手法。绝大部分瓷枕都要依靠划花或者篦划的方式进行装饰。有的时候，为了构建细致图案，不得不采用“针状”器物进行刻划。本次展示的藏品有一件晚唐五代的巩县窑白釉划花瓷枕（图版10）十分罕见。枕面的整体图案是一朵盛开的花卉，周围辅以绿叶相称，枕墙图案则是三三两两的树枝。一般这种针刻的纹饰常出现在越窑里面，对于巩县窑器物来说，多见纯素的器物，印花、划花等工艺都是用来装饰高档器物的，通常在仿金银器造型器物中出现。在各大博物馆中还未发现与此件瓷枕类似的器物。剔刻花是瓷枕上面的经典装饰方式，也是应用的十分普遍的一种装饰技艺。好的剔刻作品需要施两种颜色的化妆土。在剔刻之前先要将瓷枕的底胎做好成型，然后施一层化妆土，根据设计好的图案，将图案以外部分的表面化妆土用刀剔除，露出底胎。为了更加凸显图案，需要在剔除的区域再敷上一层不同颜色的化妆土。当化妆土施得比较厚的时候，剔花图案就显得很立体，装饰的效果就非常有感染力。它巧妙地借助了化妆土的色彩差异，实现了纹饰的多层次效果。这种装饰方式需要器物有一定的体积和厚度，这样才能凸显出器物的立体感和纹饰的力度。所以，这种方式在碗盘类器物上面的装饰效果并不是最佳，跟瓷枕进行结合恰恰可以体现这种装饰工艺的优势。珍珠地是一种十分有趣的装饰技艺，常用于瓷枕上面。它是用管状器具在枕面上戳印出细密的一个个小圆圈图案，就像一颗颗小珍珠一样，然后再在戳印出的小圆圈内填上深色的化妆土，最后上透明釉烧制。这些珍珠形状的小圆圈是作为主题图案的背景存在的，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珍珠地”，西方人习惯称这种纹饰为“鱼眼”纹（fish roe）。其灵感来源于唐代金银器的装饰手法。本次展示的藏品就有不少珍珠地类型的器物。另外，“镶嵌”工艺也值得特别说明一下。通常认为，“镶嵌”是高丽青瓷的特色和首创。而实际上，这种技艺在瓷枕上面已经广泛使用。只不过“镶嵌”往往和其他装饰手法共同配合使用的。在北宋时期河南窑口生产的珍珠地划花系列产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镶嵌”的工艺。在枕面的化妆土上用各种工具刻画出图案以后，为了加强图案的对比度，就用另外一种颜色的化妆土填入图案之中，然后上透明釉烧制，这就是“镶嵌”工艺。这种装饰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巩县窑器物中。图版17的巩县窑绿釉如意形枕的小花图案就是通过这种“镶嵌”工艺制作而成的。高丽青瓷的镶嵌技艺完全是借鉴了中原地区的这种工艺，然后再融会贯通形成了自我的特色。（上）巩县窑如意云形枕镶嵌的小花图案 （图版14） （下）高丽小花图案镶嵌工艺除了作为辅助工艺出现，有的时候还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图版35就是十分罕见的北宋时期密县西关窑的“镶嵌”花卉纹的瓷枕。经过以上分析讨论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可以熟练地使用各种精细的工具，使用各种合适的装饰技巧，巧妙地使用不同化妆土的颜色差异进行图案的构建。当时的工匠正是借助了瓷枕装饰面大的优势，由简单的阴线浅刻尝试着向多种层次、不同深度的浮雕发展，充分体现了瓷器的材质优势，也是有别于书画这类平面艺术的地方。有客曰：镶嵌小花的绿釉枕跟唐代巩县的绞胎枕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们是一种怎样的装饰工艺？答曰：这类枕头确实和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还有个专门的名词：“花枕”。苏州博物馆有一件类似的枕头。枕面呈如意云形，全身施满釉，有镶嵌和绞胎图案，很显然是精工细作的一件器物。底部刻有四个字“裴家花枕”。这样类似的枕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也有一件，底部也是“裴家花枕”的款识。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件类似的枕头，底部刻的是“杜家花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裴家花枕” 杨永德先生捐赠由此可知，这类器物在当时称之为“花枕”，而且还有多家作坊在竞争。这类器物一般以如意云形枕头为主，釉色有黄色和绿色两种，枕墙纹饰以密集的“小花”类图案进行装饰，枕面用绞胎等多种方式进行装饰。本次展示的藏品中也有此类器物。图版16的瓷枕最接近这种标准。图版14和15的风格也十分接近，只是枕面不是如意云形的，而是长方形的。图版17和18瓷枕的造型也属于此类产品，只是装饰手法稍有差异。这些器物整体风格一致，是同一窑口、同一时期生产的同类“花枕”产品。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带款识的例子相比，这些器物在造型和装饰手法上有了更加丰富的变化。这类“花枕”的生产时间以前都定为唐代，理由在于枕面的绞胎图案和唐代巩县窑长方形的绞胎枕头图案很接近。但是，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就发现这种枕头制作年代的定位不准确。在河南省密县法海寺北宋塔基出土了一件三彩舍利容器，上面的绞胎纹饰和这类枕面的绞胎纹饰十分接近。而这件器物有墨书款：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这已经是北宋初期了。如果仔细观察器型的话，这类瓷枕的生产年代也要偏晚一些，因为这类器物普遍的尺寸都比较大，比唐代常见的尺寸要大一些，而且出现了接近方形的枕头，这个造型应属于五代时期了。所以，花枕的生产年代的上限可以到晚唐，下限可以延续到北宋早期阶段，巅峰时期应该在五代，基本上处于公元10世纪这100年的跨度内。而具体到生产的窑场来说，此类器物并不是生产唐三彩的巩县黄冶地区，而是巩县的芝田地区。接下来的问题“花”是如何制作的呢？“花枕”完全继承了唐代巩县窑三彩类或绞胎类瓷枕的工艺，胎体也都是先进行素烧，素烧之后就是十分有趣的纹饰装饰过程了，也就是“花”的制作。这里的“花”通过简单的刻划花或者绘画并不能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十分复杂的工艺实现的。“花”有两大类：一种是枕墙上面常用的类似太阳纹饰的“小花”；一种是常用于枕面的“绞胎”纹饰。据宋伯胤先生考证，这种类似太阳纹饰的“小花”是模仿宋代常见的一种锦缎图案“葵花锦”（14）。前文已经论述过，这种小花是通过“镶嵌”的手法实现的。枕面的这种大块的圆形图案称之为“绞胎”，这种图案在巩县窑唐代瓷枕里面也常有发现。这需要用两种不同颜色化妆土配合实施。叶喆民先生曾经用图文的方式介绍过此类工艺的实施方式（29）。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类图案其实存在着两类，一种是无规律的，不对称的；另外一种的图案则是规律性的。叶先生的书中解释了这种不规律图案的制作，但是没有解释如何制作这种规律性的图案。规律性图案需要将不同颜色的化妆土卷成一团，然后像做寿司卷一样，进行切片的处理。我们以最基本的同心圆图案为目标，利用灰色和白色两种不同颜色的橡皮泥进行纹饰的模拟制作过程。通过实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设计好纹样，通过“卷寿司”，然后“切片”的方法就能实现规律性的绞胎图案。由于手法不够熟练，我们制作的是最基本的同心圆图案。至于复杂的图案，则是将不同的切片元素进行合理的拼接，然后填平化妆土之后进行打磨即可。另外，枕面上同时出现两种不同的“花”，分别是镶嵌的小花和绞胎的切片，这时它们的制作顺序是什么呢？仔细观察绞胎片纹饰的周围密布着这类“镶嵌”纹饰，而绞胎纹饰的内部并没有受到镶嵌纹饰的扰乱，在绞胎纹饰的正中心会留出一个留白区域，用于戳印一朵小花。据此制作顺序应是这样的：先是进行圆形和水滴形绞胎纹饰切片的制作，将这类“花”先贴在预想位置，用白色化妆土填平剩余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戳印等工艺，进行“太阳花”纹饰的制作。或曰：光素的瓷枕工序少是否就成本低呢？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低端产品呢？答曰：是否有纹饰，并不是判断器物级别高低的标准。只是代表了审美情趣的问题， 是选择“错彩镂金”，还是选择“初发芙蓉”的问题。从工艺角度来说，素的器物往往比有纹饰器物的制作难度要高。虽然减少了纹饰的装饰，减少了一道工序，但是要想达到效果，就需要在其它各个方面都做到极致。原材料需要用最好的，胎釉的处理必须十分仔细，窑温要控制的刚刚好，有的时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如这次展示的藏品里那件越窑“秘色”瓷枕（图版01），要达到这样的釉色，胎泥的淘洗和陈腐就需要经过特别的处理。同样，图版12的定窑白瓷枕和图版77的钧窑青釉瓷枕都是一代名品，很显然都是精工细作的产品。除了这几件器物，还有两方巩县窑的高温单色釉瓷枕特别珍贵。一方是绿釉方形瓷枕，一方是铜红釉的如意头形枕（图版18）。关于巩县窑高温的颜色釉瓷器，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观摩藏品时有人把这类瓷器误认为“邢窑”，实际上是巩县窑生产的高档瓷器。关于这类瓷器的历史坐标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淡绿色的发色和雍正时期的“苹果绿”、“秋葵绿”何其相似，在那个时期是十分罕见的釉色。至于铜红釉的器物，更是稀罕之物。虽然铜并不是特别贵重的金属，但是，以铜为显色剂在工艺实施上确是十分困难的。因为，铜要想呈现出红色，必须是处于不稳定态的亚铜价离子（Cu2O），而铜的稳定态是氧化铜（CuO），颜色是黑色的。所以，要想呈现出鲜艳欲滴的效果，必须是处于能形成氧化亚铜的气氛之中，这是极不稳定的状态。呈色的效果跟氧气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一窑之中的正品率是极低的。历朝历代的高温铜红器物都是一致推崇的名品，永宣时期的铜红釉被形容为“宝石红”，康熙时期的铜红釉称之为“郎窑红”，名字来源于督窑官的姓氏，这是对督窑官杰出贡献的一种褒奖。早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尝试着用铜红釉来装饰器物了。唐代长沙窑曾生产过这类产品，但是铜红釉往往是作为器物整体绘画中的一种颜料使用，整体做铜红釉装饰唯有个别执壶。图版18的巩县窑铜红釉瓷枕确是这类单色釉产品中为数不多的案例了。从这件器物就可以看出，早在公元10世纪，巩县芝田窑已经把高温铜红当做一种装饰手法在使用了。而实际上实现红色并不一定非得用“铜”元素，可以用“铁”之类的元素作为显色剂，那要容易得多，但是铁元素烧制出来的颜色暗淡，不能形成震撼的效果。所以，使用工艺难度超高的“铜红釉”，就不是从成本角度出发了，而是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因此，单色釉的器物非但不是低端货物，反而是最高级的货物。就像当今的高端商品，往往追求的是“极简美学”。或曰：瓷枕除了枕面的诗文等内容，往往在底部或者枕墙侧面不明显的地方有铭文，这些文字有啥深刻含义呢？答曰：有的瓷枕以诗词等文字内容作为装饰的主题，这在前面的章节曾经介绍过。除了这些文字，有些器物还在隐蔽的地方留有文字信息，比如瓷枕的底部、枕墙的侧面，或者枕面的边缘区域，这些文字显然不是主题装饰。这些铭文也有着巨大的信息量，代表了多种含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内容。这类铭文一共有两大类。一类是制作者留下的。一类是拥有者留下的。制作者留下的铭文有多种方式，有刻划的款识，有戳印的，也有书写的。晚唐北宋早期巩县芝田窑部分产品的底部就有刻划的字款，目前已发现“裴家花枕”和“杜家花枕”两种。这种字款类似于现在的“商标”，说明当时的作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使自己的商品能够与其他作坊的产品区别开来，宣传自家的产品，起到广告的作用，会在器物的底部留下自家的标记。我们本次展示的藏品还有两件瓷枕也是用刻划的方式标记铭文的：一件是图版13的景德镇瓷枕底部的“方枕”；一件是图版19的密县窑珍珠地瓷枕枕墙上面的“武家方枕”。后来生产者发现，在每件器物上面刻字太繁琐，索性用模具直接在胎体上面戳印自家的铭文。这类方式最著名的是磁州窑产品。光“张家造”系列铭文就有很多种：“张家造”、“张家枕”、“张家记”、“张家窑”、“张大家造”、“张大家枕”、“古相张家造”等（19）。这类戳印的标记延续时间较长，从北宋一直到元代，很显然不是某个人专用的，应该是“张家”这个家族作坊所专用的。根据“古相”这个称呼，对应相关文献记载还可以推测出张氏制枕家族的大致生活范围。图版75的器物底款就是“古相张家造”。磁州窑除了“张家”以外，“王家”也是十分重要的制作瓷枕的家族作坊。“王家”有两种款式比较常见：一种是在枕墙上面用黑色颜料写的“滏源王家造”款识；还有一种是在底部戳印“王氏寿明”款记，同时在枕面用黑色颜料书写“漳滨逸人制”或者“漳滨逸人造”文字，图版57器物就是这种类型的。除了磁州窑，吉州窑也有很多款识，有“陈家”、“舒家”、“郭家”、“谢”、“肖家”等铭文（24）通过这些铭文款识，当代人可以了解那些无法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制作工匠们。对当年制造作坊的场景，我们也可以从中得窥一二。瓷枕的底部还有一类款识是当时拥有者留下的，有的是经销商写的，有的是购买者写的。基本都是以墨书的形式存在的。由于墨书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字迹漫灭不清，无法全部识别。有的内容是叙事性的，比如某年某月某人花了多少钱买了瓷枕，这样的墨书款信息含量巨大。如明确的纪念款，对于瓷器的时间断代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如价钱的记载，就可以大致知道这些器物在当时的物价水准，和史书等相关资料对应就可以还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些墨书款识和器物相结合，就能补充史书之外的很多史料之不足。图版73的绿釉瓷枕底部的墨书款有些漫灭不清，依稀可辨为“正隆改元XX丙子孟冬闰十月......”，即金中期海陵王丙子改元正隆元年，即1156年，这是一件有明确纪念的标准器。本次展示的藏品还有一件瓷枕，底部墨书款相对清晰，但是具体的含义比较费解，这也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文化水准。为解“清雅集古”诸君之惑，草成上文，以飨瓷枕和陶瓷收藏爱好者。然学识所限，舛误难免，求方家指正。8 陈力子，《宋元磁州窑瓷枕研究》 2011年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P48页10 杨永德 《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12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一p813~p187，中华书局出版13《杨永德收藏中国陶枕》，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编，1984年14宋伯胤 《陶瓷枕的造型、工艺和图案纹饰艺术》，载于《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15 Yutaka Mino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n China: Tz’u-chou type wares,960-1600 A.D.》198016 刘涛 《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类型与年代》，中原文物，2002 年第3期17 刘德朋 《珍珠地划花瓷器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18 秦大树 马忠理 北京大学考古系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省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 第4期19张子英 编著 《磁州窑瓷枕》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0郑州市文物工作队 密县文管所，《河南密县西关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6期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 1989年第11期22 叶喆民 《古物探研二则》，《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6年第3期23 洛阳文物工作队编 《洛阳出土文物集粹》图 113 , 朝华出版社, 1990年24李毅华、陈定荣 《瓷枕概说》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04期26宋伯胤 《枕林拾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27林保照 孔超 《枕林寻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29 叶喆民，马忠理 《中国磁州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我们希望聚合有生命力的与艺术、收藏、历史研究相关的原创思想观点、有独特视角的学术见解，所以特别开放原创内容投稿通道。尤欢迎观点新颖、论证缜密、文字精炼、引注完整的研究佳作，务求恪守学术道德，谢绝一稿多发。欢迎朋友们踊跃投稿。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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