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秦，有一段时期宗法制度岌岌可危，法家以吏治国，强调管理技术，甚至将“忠”和“孝”对立起来，认为人民如果过多考虑对家族的责任，就会减弱对国家的报效。汉武帝“独尊儒术”，宗法精神又回到了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人的社群组成，总是首先基于血缘关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大抵以同姓为标志聚合，家族日繁，宗法制度也随之衍生、完备，变成社群联络的纽带。据《礼记·大传》，周代的宗法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大致如下：
（一） 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
（二） 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的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相传，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治理，穷困的也归他救济。大宗宗子与族人关系，不论亲疏远近，永不改变，所谓“百世不迁”。
（三） 嫡长子之外的儿子，都是“小宗”的宗子，也是嫡长子代代相传，小宗里不是嫡长子的其他儿子，既要尊奉大宗宗子，也要尊奉小宗宗子，但五代之后，就不再尊奉小宗宗子，而另立宗统，这就是“五世而迁”。
（四） 如有无宗可归的人，仍然归大宗宗子管理、救济；如果某小宗绝后，也是由大宗宗子完成对该宗祖先的祭祀。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无子，必须从小宗里选择嗣子入继。
周初分封诸侯，立国七十，其中五十五国都姓姬，因此整个周朝，都像一个大宗族，天子就是大宗宗子，诸侯是小宗宗子，异姓诸侯，也基本通过婚姻关系纳入宗法系统内，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互称伯、侄、舅、甥。君权从宗子拥有的父权而来，形成同构关系，所以中国人的政治关系，总是在宗法制度框架内，儒家的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子被称为“民之父母”，后世将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明清知县的尊称是“老父台”。
战国至秦，有一段时期宗法制度岌岌可危，法家以吏治国，强调管理技术，甚至将“忠”和“孝”对立起来，认为人民如果过多考虑对家族的责任，就会减弱对国家的报效。汉武帝“独尊儒术”，宗法精神又回到了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中国不像日本，皇帝并非万世一系从不更替，改朝换代之后，如果强调“忠”，新朝的合法性会比较成问题，因此汉之后强调“以孝治天下”，是有其统治功能的。不过，“孝”的定义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大戴礼记》将“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统统视为“非孝”，《白虎通义》确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诸父（父党）、兄弟、族人、诸舅（母党）、师长、朋友为“六纪”。这样，就消除了“忠”与“孝”的紧张关系，而且将君臣置于父子夫妇之上，保证了王朝的绝对权威，戏文评书里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意义指向都是牺牲“孝”而成全“忠”。
在民间社会，宗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着。出于家国同构的立场，历代政府都鼓励同族聚居，多有八世、九世同堂或家族超过百口而受到朝廷表彰的例子。同居而不共财的族群就更多了，以致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张家庄、李家村一类以族姓命名的聚居区。宗族的结构非常严整而细密：有主持宗族事务的族长，有公共的祠堂与墓地，有严格编制的族谱（女儿一般是不能上谱的），有世代相传的字辈，有行之有效的族规家法，有族田、族仓和义学之类的公共财产。如果族里有什么婚丧、继嗣、财产、斗殴方面的争讼，族长的处置有时比官府的判决更为有效。族里的社会交往则更多依照长幼、亲疏的序列进行，人人各安其位，各亲其亲，这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差序格局”。家族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家长、族长对国家负责。
汉魏的门阀制度，主要是各宗族之间的等级划分。科举大行之后，社会上渐渐形成相对流动开放的绅士阶层，宗族中的权力格局也在变动，地主、文士（秀才或举人）与退职官吏处于一种结合又制衡的状态，维系着社会安定与家族秩序。这种大家族的形态，现时仍可以在一些地区看到其孑遗，如云南建水的团山张家、福建各地的客家大围等等。
客家大围
（本文为《总说中国》的第八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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