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朝就是一个大宗族,这个框架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

2016-06-23

战国至秦,有一段时期宗法制度岌岌可危,法家以吏治国,强调管理技术,甚至将“忠”和“孝”对立起来,认为人民如果过多考虑对家族的责任,就会减弱对国家的报效。汉武帝“独尊儒术”,宗法精神又回到了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人的社群组成,总是首先基于血缘关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大抵以同姓为标志聚合,家族日繁,宗法制度也随之衍生、完备,变成社群联络的纽带。据《礼记·大传》,周代的宗法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大致如下:

(一) 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

(二) 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的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相传,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治理,穷困的也归他救济。大宗宗子与族人关系,不论亲疏远近,永不改变,所谓“百世不迁”。

(三) 嫡长子之外的儿子,都是“小宗”的宗子,也是嫡长子代代相传,小宗里不是嫡长子的其他儿子,既要尊奉大宗宗子,也要尊奉小宗宗子,但五代之后,就不再尊奉小宗宗子,而另立宗统,这就是“五世而迁”。

(四) 如有无宗可归的人,仍然归大宗宗子管理、救济;如果某小宗绝后,也是由大宗宗子完成对该宗祖先的祭祀。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无子,必须从小宗里选择嗣子入继。

宗法制树状图

周初分封诸侯,立国七十,其中五十五国都姓姬,因此整个周朝,都像一个大宗族,天子就是大宗宗子,诸侯是小宗宗子,异姓诸侯,也基本通过婚姻关系纳入宗法系统内,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互称伯、侄、舅、甥。君权从宗子拥有的父权而来,形成同构关系,所以中国人的政治关系,总是在宗法制度框架内,儒家的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子被称为“民之父母”,后世将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明清知县的尊称是“老父台”。

战国至秦,有一段时期宗法制度岌岌可危,法家以吏治国,强调管理技术,甚至将“忠”和“孝”对立起来,认为人民如果过多考虑对家族的责任,就会减弱对国家的报效。汉武帝“独尊儒术”,宗法精神又回到了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汉武帝

中国不像日本,皇帝并非万世一系从不更替,改朝换代之后,如果强调“忠”,新朝的合法性会比较成问题,因此汉之后强调“以孝治天下”,是有其统治功能的。不过,“孝”的定义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大戴礼记》将“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统统视为“非孝”,《白虎通义》确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诸父(父党)、兄弟、族人、诸舅(母党)、师长、朋友为“六纪”。这样,就消除了“忠”与“孝”的紧张关系,而且将君臣置于父子夫妇之上,保证了王朝的绝对权威,戏文评书里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意义指向都是牺牲“孝”而成全“忠”。

在民间社会,宗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着。出于家国同构的立场,历代政府都鼓励同族聚居,多有八世、九世同堂或家族超过百口而受到朝廷表彰的例子。同居而不共财的族群就更多了,以致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张家庄、李家村一类以族姓命名的聚居区。宗族的结构非常严整而细密:有主持宗族事务的族长,有公共的祠堂与墓地,有严格编制的族谱(女儿一般是不能上谱的),有世代相传的字辈,有行之有效的族规家法,有族田、族仓和义学之类的公共财产。如果族里有什么婚丧、继嗣、财产、斗殴方面的争讼,族长的处置有时比官府的判决更为有效。族里的社会交往则更多依照长幼、亲疏的序列进行,人人各安其位,各亲其亲,这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差序格局”。家族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家长、族长对国家负责。

汉魏的门阀制度,主要是各宗族之间的等级划分。科举大行之后,社会上渐渐形成相对流动开放的绅士阶层,宗族中的权力格局也在变动,地主、文士(秀才或举人)与退职官吏处于一种结合又制衡的状态,维系着社会安定与家族秩序。这种大家族的形态,现时仍可以在一些地区看到其孑遗,如云南建水的团山张家、福建各地的客家大围等等。

客家大围

(本文为《总说中国》的第八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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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崔竣豪  >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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