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另一面】单于夜遁逃—陆战队G连长津湖逃亡之旅（3）

前情提要：陆战队第1师开始向兴南突围，已经苦战竟日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各部，虽然竭力阻击，但限于恶劣的气候和对比悬殊的武器装备，仍难以挡住美军的脚步。

为了向兴南突围，G连在出发前“轻装”掉了很多东西。许多士兵扔掉了不堪大用的卡宾枪，转而扛起了性能更可靠、威力更大的M1加兰德步枪。为了防止中国人缴获使用它们丢弃的武器，陆战队士兵把枪械拆成零件，扔的到处都是，并且在墙上或者柱子上摔断枪托，同时工兵迅速摧毁了无法带走的各种装备。

罗恩·怀曼回忆“到处都是烈火和爆炸，我们当时在下碣隅里，在连队阵地上，有一阵巨大的爆炸，爆炸好像是发生在下碣隅里的另外一头，可是碎片、石块、泥土和碎木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这里，持续了几分钟，不过没有人太担心，大家都能从容应对”。

G连从陆战队第1师后勤部门那里领来了红色丝绸质地的降落伞，这是空投架桥部件时剩下的，G连士兵用军用匕首将其分解成丝巾，然后将红色丝巾系在脖子上，表示自己的友军身份，以免会遭到陆战队飞机的误击。因为这条红色领巾，G连被友军称为“血腥乔治”，结果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成了这个连队的标签。

这天下午G连奉命开拔，这些饱经冻伤、寒冷、疾病和疲倦折磨的士兵再次经过东山，在崎岖不平的高地附近，散落着超过1000具中国士兵的遗体，大多数都是G连的战绩。史蒂夫·欧姆斯特德回忆：“当我仰望高地时，想到的是在这里坚守了五天，这五天战斗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60年后的今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G连有不少士兵是第一批和第二批补充来的，但他们仍然守住了东山，士官和军官的领导能力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把士兵凝聚在一起，与压倒性的困难作斗争。鲍勃·哈布拉“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许多人互相甚至都不怎么认识，甚至都没有参加过新兵训练营”这证明了这些人的领导力和毅力。

陆战队第5团凭借兵力优势夺回了东山，尽管这次战斗已经不像前几天那么激烈了，可他们的伤亡还是不小，这个团有个老兵回忆，自己有个战友受了重伤：“我记得我给他摘下钢盔，赫然发现他的大脑就像一锅炖菜一样流了出来，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在向南突围的过程中，中国士兵用轻武器阻击美军。G连作为陆战队第1师的后卫部队，不得不向公路两侧的高地猛烈开火，这犹如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重演，而战斗规模更大，不过这一次美军的火力更强，有足够的能力占据扼守公路的高地。

当陆战队向南突破时，美军炮兵向周围高地的志愿军阵地开火。法尔回忆：“我很佩服那些炮兵，一般情况下105毫米榴弹炮会用沙袋作为配重，以防射击时产生位移，而现在炮兵干脆用自己充当沙袋固定火炮。”

疲惫而憔悴的G连士兵沿着公路且战且进，他们在公路附近看见前几天德赖斯代尔特遣队遗弃的残骸和碎片，汤姆·鲍尔斯注意到有不少尸体穿着没有鞋带、沾着血的军靴。这些军靴都是从英军第41突击队的死者脚上拔下来的。鲍尔斯想起G连在机场附近抓获的中国战俘，他们的脚都被冻伤成了冰坨，他当时心想“他们为什么不穿靴子呢”

另外，公路上还有已经被中国士兵翻得乱七八糟的背包，这些都是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士兵此前遗弃的。鲍尔斯打趣说：“这些狗娘养的可能拿走了我的贾米森”，从仁川登陆之后，鲍尔斯每个月都会受到祖母邮给他的贾米森威士忌。

12月7日晚上，陆战队第5团、第7团和第3团1营已经打回了古土里，第1团团长普勒为士兵们准备了暖和的帐篷和热餐，上级给G连的命令是找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宿营。鲍尔斯和纳什找到了自己的藏身之所，一辆卡车，这是两个多月来第一次有一个封闭的空间能睡觉。鲍尔斯回忆“两个六英尺高的家伙挤在狭小的驾驶室里，其实真挺不舒服的，但是至少这里挺暖和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在一起谈天说地，都聊到了自己的家乡”。

随着各路人马的涌入，古土里驻军猛增到14000多人，这里还包括2300名陆军士兵和125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个拥挤的小镇也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目标。美军必须精心制定向海边突围的计划，为了完成向南突围的目标，每支部队都被赋予了指定的目标和任务。美军的战斗序列是第7团作为先锋，同时第5团和第7团交替跃进，占领公路边的制高点。第1团第3营作为后卫，坚守古土里。

急于逃脱的美军发现，水门桥不但被炸毁，而且附近的1081高地等要电商也被中国人部署了重兵，控制了制高点就等于卡住了陆战队第1师的退路，因此美军必须要硬着头皮不惜代价把周围的山头啃下来。当然，在真实的历史上，1081高地之志愿军第60师第180团2连并不是全员成为冰雕，而是奋战到了最后一个人。史密斯命令第1团第1营唐纳德·施穆克（Donald Schmuck）中校从距离公路3英里的真兴里（Chinhung-ni）出击。巧合的是，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长津湖地区，按照美军记载，施穆克借助恶劣天气率部悄然进击，打了中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一举夺取了目标。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集团军军史（上卷）》所载：

“9日，黄草岭、真兴里之敌倾全力南北夹击我门岘及1081高地阵地，我守备分队全部壮烈牺牲。180团2连在连续几天几夜战斗中，全部阵亡或冻死在阵地上”。

陆战队士兵夺取了水门桥附近的几个关键高地，在战斗中与“数千”志愿军部队交战，并且宣称在几处咽喉要地打死了几百人。第7团的查尔斯·沃德中尉指挥的布洛克韦卡车负责运送至关重要的架桥组件。当卡车试图接近架桥地点时，发生了整个战斗中最糟糕的一幕，帕特里奇回忆：“我们在卡车附近遭到了几发迫击炮弹的轰击，卡车的液压系统是比较容易受损的部件，我们不得不把卡车开走了”

接下来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车队中间，问题更加麻烦，工兵发现被炸断的水门桥桥下高度为29英尺，而空投的部件支撑结构只有22英尺，短了7英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美军工兵在炮火中迅速提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用枕木打造一个8英尺高的支撑件安置在被炸毁的桥下，美军驱使中国战俘去固定这个支撑件，为了稳固住这些部件，中国战俘们被迫将已经牺牲的战友冻得硬邦邦的遗体安置在旁边，充当沙包。

接下来，美军在架设的车辙桥上铺了两块板子，就靠着这两块板子，陆战队士兵们小心翼翼地从这里跨过2900英尺深的峡谷，坦克也谨慎地从两条钢轨上开了过去。

在解决了水门桥之后，美军工兵接下里的问题是处理被堵住的公路，中国士兵将爆破后的混凝土碎块拦在公路上，最开始美国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些障碍物逐次炸掉，但要耗时很久。最后还是帕特里奇手下的一个工兵建议，可以用推土机的土铲把这些障碍推到公路下边：“这就像推开一座农场的大门，整个大门的结构是向单向开放的，只要把碎块推到路边就会滑下去。”随着水门桥附近的障碍被解除，陆战队第1师终于打开了通向兴南港的坦途。

百战余生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沿着公路步行，G连的死者则“乘坐”卡车。尸体的腿和脚悬空在橄榄色卡车车厢之外，他们面目已经僵硬，。到12月9日上午，包括G连在内的陆战队第1师各部正在向兴南港前进，而接下来的几英里路程他们必须冲突志愿军的阻击——美国人认为对面的敌人还有几个师，但实际上，尽管志愿军各部志不稍减，他们能凑起来的部队也仅是几个连了。

恰在此时，一个正在拍照的记者惊动了拖成一列长队的G连，一排和二排士兵异口同声地说：“别拍我们的照片！不要拍照！”第三排就没有那么放不开，说：“拍我们吧！”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大卫·道格拉斯·邓肯 (David Douglas Duncan) ，以其在二战、朝鲜和越南期间戏剧性的战地照片以及那张著名的毕加索照片而闻名。邓肯的静态照片捕捉到了G连机枪手里德·纳什、汤姆·鲍尔斯、弗雷德·赫姆斯和弗雷德·加西亚等人的标志性镜头。

“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一个陆战队士兵……他不停地用勺子戳来戳去，试图从罐头里舀出冻成冰的豆子。但是因为豆子冻住了，他只能用虽然戴着手套却几乎冻僵的手指握着勺子。他慢慢把勺子凑到嘴边，等着豆子稍稍融化”。

邓肯问：“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愿望的话，那会是什么”。这个陆战队士兵听到这句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空洞的眼睛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微微张嘴

“给我明天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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