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其实是恶政。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执在于，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王安石则认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如果从现代的经济理论来看，王安石当然是对的，通过商业的开发，和专业化的分工，经济可以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天地所生百货怎么会是定数呢？

但是放到宋代的情况来看，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是给予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帝国的基层更大的，无法进行有效约束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事实上造成的效果就是在与民争利，是在剥夺普通百姓和小富户的利益收归国有。

其实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名相，真正以「刺激民间经济活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为目的很少，其手段大多还是高度功利化，以为国敛财为目的：要么是在政府的专卖权上做文章，利用政府的垄断地位，释放一部分经济活力，然后自己占个大头，比如桑弘羊；要么就是通过改革税法，把那些收不上来税给重新的收上来，比如杨炎。

这一点上，王安石并没有比其他人更高明，相比较于青苗法，免役法也是一样的恶政。免役法听起来特别好——因为百姓有徭役的义务，而徭役是沉重的负担。所以王安石把徭役改成了募役，也就是说本来要出徭役的现在可以不用出了，直接交钱给政府，政府雇佣人来完成徭役，当然如果自己想做也可以做。

从纸面上看，宋代简直文明的超越了时代，相当于人们可以通过纳税来尽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并且当时的法律还有点贫困户优惠，就是上等户才需要服差役，下等户是不用的，所以免役法的规定一开始也是只有上户需要交免役钱，下户不用交。

但是，后来实行的规则是按照财产多少来交免役钱，其实相当于对老百姓变相的征收财产税。而财产税这个东西弹性实在太大了，老百姓家里的家禽、家畜、锅碗瓢勺、家里的树苗……这些都是财产，一统计都要交税。

这相当于那些本来不用服徭役的贫民，现在实行了新法之后反而还要额外的交一笔钱，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

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绪，以为常赋耳!

其实，王安石所有的政策，基本上都增强了宋朝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青苗法，让政府深入的介入民间借贷，成为大债主；均输市易法，政府把商业渠道收归国有；保马法，百姓和政府做养马的生意；……

而宋朝的朝廷是一个巨大的垄断者，拥有几乎无可比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缺乏监督的机制，考核又是量化的，像青苗法，是以贷出去多少钱，给朝廷赚了多少利润为考核标准的，那官员们为了升职，王安石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只会一层层的把标准不断的抬高，最终导致很多强行贷款，导致小富户也不得不破产的后果。

封建时代都讲究一个『圣主无为而天下治』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说无为多么好，而是以当时的治理水平和考核能力，干预的越多，百姓越苦，像汉文帝这样与民生息，虽然百姓依然受到大户的欺压，但是再大的户，还能大的过朝廷？

王被称为拗相公，以形容其固执。这样的人才是可怕的。因为他发自内心就坚信自己的法子是对的。有一句话一直被当作正面典型来宣传，来说明王安石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那么既然什么都无法阻止王安石变法的决心，那么王安石又怎么确定自己的变法是正确的呢？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王安石要证明自己正确，那最好的KPI就是「富国」让国库里的钱迅速的多起来，而要富国就要一层层把指标压给下面支持新法的官员，于是青苗成了强行贷款；免役成了额外的常赋……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聪明天成，过目不忘，又是经学大家，在仕途上遍历诸多州县，说这样的人会不知道自己推行新法的问题，政策也是善政，都是下面执行的时候走样了，我都分不清楚这是在为王安石辩护，还是在黑王安石。

事实上，王安石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知道，但是不在乎。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