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话题，在经历了以投资驱动和增量发展为主的城市发展阶段后，我国城市进入了以转型为发展思路，以存量资源为载体的发展阶段。在以内涵提升为核心的“存量”、乃至“减量”的空间规划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更加注重城市内涵发展，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活力的提升。
城市更新三人行暨2020清华城市更新论坛筹备系列座谈第3期邀请到未来 联合创办人和创意总监黄伟文做主题分享。
文丨黄伟文（未来 联合创办人和创意总监）
一、深圳旧改更新已有30年
我们先看一下深圳这些年的发展，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的地形地貌，到90年代的深圳速度，国贸和帝王大厦周边发展起来，到2000年之后有更多的高楼崛起。深圳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还在不断冲击新的高度。
同时，深圳也是一个发展规划和建设比较好的城市，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比如联合国人居奖、世界建筑师协会阿伯克隆比荣誉提名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之都，还有硬件硅谷，社会主义示范区等一系列的荣誉。
当然这个荣誉里面，深圳也有它的代价。原来的绿水青山在所谓的开山炮中会有大量的改变。
进入90年代，也就是特区建设10年后，其实已经开始了拆旧村的改造。然后就接着拆新村，包括新的建筑，比如80年代最好的一些体育馆，一直到现在，连二三十年的高层建筑都要成为更新拆除的目标。
这是深圳城市更新的一个轨迹，今年正好是特区的40年，如果说深圳是个奇迹般成长的城市的话，它的旧改从90年代开始，旧改更新也有30年了。
二、个人参与旧改更新的研究与方法总结
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题目？我在清华的时候，跟着导师朱自煊教授也参与了一些保护项目的研究。毕业后我到深圳，先进入城市规划院，正好赶上当时90年代旧村的改造规划，后来就开始做一些独立的研究。独立研究最早邀请“都市实践”联合做了一个岗厦概念的改造规划。又独立做了华强北立体步行街的改造概念，还参与了皇岗村改造研究。之后我又发起了一个岗厦村改造的所有的档案收集及开放研究的项目，叫“岗厦罗生门”。前些年又接触工业遗产的改造比如金威啤酒厂等，逐步的就提出“新遗产新价值”的概念。
这4年参与湖贝村这样一个城市更新的广泛讨论与研究，再通过“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这个平台，做一些旧村的更新，最后就总结出了“六维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三、六维评估模型
1、空间维度
这是94年我参与的北京法源寺片区的改造设想。当时的改造设想就提出，可否把这种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城市肌理的延续结合起来，也包括提供多元的空间尺度，来引导片区的开发。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
后来到了深圳以后，在94/95年就接触到了大冲村的改造。当时我跟我的同事就做了这些现状的整理，然后提出这么一个规划概念。这个规划概念最重要的就是——我把图像做了一个“诺利地图”的图-底反转——就是去研究村里头的空间，努力把村庄已有的空间肌理融合在新的规划中。围绕这些老的村庄肌理串联了系列公共空间和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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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改造概念在90年代，在规划院包括在广东省的规划评优里头还算不错，但是后来的规划实际上是往右图这个方向走：用正交的网格取代原有网格朝向，行列摆放建筑，铲除已有肌理痕迹。右边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冲村改造项目实施后的航片。
1996年我在规划局的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接触到中心区范围内的岗厦村这个题目。当时在2000年左右我们想推动岗厦改造，而且还希望是一种渐进式的、有延续性的方式，所以我当时邀请了参与过上海新天地改造的宋照青及其团队，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来做规划。他首先也是整理里头的路网，然后再做一些拆除，形成院落单元及坊巷新肌理。但是这个规划被规划委员会认为没有解决拆哪家留哪家的公平性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这始终是中心区的一个痛点，我也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就到了现场，上到屋顶上就突发奇想：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屋顶跳到另外一个屋顶（像后来的跑酷运动），然后就进一步畅想这些屋顶可不可以连起来，变成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村民如果需要新的开发的话，可见缝插针建一些新塔楼。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特别简单、但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方案——把既有建筑利用起来，把公共空间建到屋顶上去，然后再插建一些新的塔楼，满足村民继续发展需求。
我就开始邀同事（张建辉、郭永明）做一些更基础的独立研究，比如说这么一片城中村肌理，基本上由10×10米的地块、两三米的或者甚至宽到8米的路网缝隙组成。这种肌理是被批评的，因为不符合消防日照等规范，村民楼扩建以后间隙越来越小，变成握手楼或者是叫亲嘴楼。
那怎么解决消防问题呢？我就发现村民楼每八排你只要去掉两排，消防间距各方面就会大大改善，你去掉的部分也可以有不同的去法，去成风车型或者是个院落式，最多拿掉30%，都可以留下70%。留下的70%，你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一个集合住宅。也可以增加停车，比如在院落里头停车，然后在停车的上面做成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间。
所以基于原有肌理的改造，让社区变得符合规范，符合消防，在空间技术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具体方式包括：筛选、间拆、缝合、加梯/插建、抬院/停车、屋顶补齐，把屋顶连起来变成一个花园。
在02/03年我以这个设想跟都市实践进行了一次合作，对岗厦街区做了表现更加细致更加漂亮的改造。这些成果汇总成成果，参加了世界建协的一个面向城市问题的“庆典城市”竞赛活动。当时我们提出“有机整改”主张，不要全部推倒重来。在这个基础上，都市实践还编了一本书，就叫“村城城村”，里面关于城中村的综述及改造文章是我来写的。
可是岗厦村的改造并没有顺着这个方向走，中间有诸多不同版本的方案。当时我在规划管理部门与项目各方进行了比较困难的沟通，最后只能提出一些公共空间的保留和贡献率，比如说每个街坊中心要提供一个公共空间，是否还应该有呼应原有网格的步行连接。目前的城市更新已经完成了，就是右边这个效果图的样子。
我在不断在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关于空间尺度连续性及多样性的概念很难引导实施？我后来通过土木再生民间研究机构得到岗厦开发商金地大百汇公司支持，发起了“岗厦罗生门”这样的一个档案收集和开放再研究的项目。
当时有一位香港大学杜鹃老师的研究生文凡加入这个研究。他研究了岗厦村原来的小空间异常丰富活跃的特点，然后对实施方案和现状的空间进行一个对比，不断用不同比例尺来比较，在同样的一个大小尺寸范围内，现状及实施方案到底差别在哪里？
随尺度比例不断放大，你会看到实施方案，从大路网对空间的分割、到建筑体量的大型化，缺乏多样性空间，也缺乏居住与公共街巷的亲密关系。
放大到1:100的尺度，你会看到现状还是一个城中村的村民楼单元及街巷，但是在实施方案你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大商场的入口及扶梯，空间会变得进一步的单一。
如果再放大，左边还可以看到现状内部小空间的很多变化，但是右手边那就是一个门口楼梯。所以研究者文凡有一个结论说：“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尺度背后的意义，它不仅在物理空间层面上关系着我们对于城市环境的体验，或者说是城市形象，也在社会空间层面上影响着公平性，并且对应着不同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当城市越来越大，无论是范围上还是空间尺度上，这种建筑尺度和城市空间的扩张，并没有激发城市的复杂性。”
这是从空间维度评估城市更新与通常的从审美角度看城市的不同，后者一般认为城市更新让原来的城市面貌从脏乱差变好看了就是一种空间改进。
2、经济维度
我们继续岗厦这个题目，我们和都市实践一起做的这些改造现状建筑的概念看起来挺浪漫美好的，为什么不能实现呢？为什么最后现状建筑必须变成一堆废墟？其实这里头还得从经济维度来看。
岗厦的整个历程，村民从1984年建240平米的楼开始，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建480平米甚至更高的楼。他们的财产不断的在增值。大概在08/09年的时候，他们面临更新的选择，是否推倒重来？这时候市场的物业价值进一步飙高，由于他们自己的物业是没有手续的，在市场的成交价格不会很高。假设在09年他们自己1000平米的面积，可能当时的市场价是值800万，但是如果通过更新，面积基本上是1:1，甚至再多一点1赔1.1，更新完以后得到的新楼的面积，同样是1000平米，按市场价，已经到了6000多万，现在又过了五六年会更高了，你有一栋这样的楼房就是亿万富翁了。这还没算发展商的利益，说明城市更新的经济动力是非常强大的。
包括比较早进入改造的渔民村，当他们在罗湖的深圳河边建起两层半的小楼的时候，邓小平84年是到过这个村的，然后有过感慨说，中国农民如果都能建起、住得起这样的楼房就不得了了。但是在小平看过这个项目之后的十几年后，他们就已经把小楼推倒，建成右下图的小高层集合住宅。
渔民村属于深圳比较早开始更新的城中村，大概是04年就完成了改造（当时还不叫城市更新）。如果比较他们财产的增值，也大概是6倍的样子。当然这是按当年完成改造之后的价格，如果按现在的价格，可能会更高。
另外一个是渔农村。邓小平92年到深圳曾到皇岗口岸去深情眺望香港，这个村正好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个村被拆除的时候新闻影响很大，因为它是被炸掉的，而且农民楼都炸不倒。最后完成了更新，村民都非常高兴，同样得到了6倍以上的财产的增值。
这个蔡屋围村同样是这样。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个村民钉子户，一直坚持了很多年，最后拿现金走了。但是资产的增值，如果是要房子的话，增值是7倍以上。后来我们访谈村民，村民都很高兴，觉得钉子户最终亏了。
大冲村也是同样的，给村民带来了六、七倍以上的资产增值。有的甚至有10倍以上的资产增值。
可见推动城市更新的经济动力是令人发狂似的。在各方参与的经济博弈里面，你会看到，获利更大的那一方的声音是很强烈的，而成本付出方都有哪些？受损的那一方（城市／市民／租户／新移民？）其实你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所以在城市更新里头，利益天平是非常倾斜的。
这个是另一个由傅娜及合作者开展的“岗厦罗生门”研究，重新访谈岗厦村拆迁后的租户的影响。她们发现，其一是这些人的居住地点的变化，都会搬到关外去。第二个就是他们交通方式的变化，以前他们会有更多的步行、自行车和利用公共交通，搬迁之后，他们的出行方式需要更多地依赖的是小汽车和公共交通，所以交通方式已经在改变。这些改变实际上是增加了城市的成本和负担。
这张图表明深圳就业密度基本上在原特区内高，居住的高密度更多落到关外。这时就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通勤问题，所以深圳人有“英雄难过梅林关”之说，因为梅林关正好是深圳许多这种原来一线和二线之间关卡的一个，形成城市卡脖子的交通拥堵，包括轨道交通的挤爆。这种交通负担同样也是城市的经济负担，不仅是市政交通的投入要增加，另外其实城市的运行成本也是增加的。
我们看城中村原来的布点，在农业时代，它有一定规律，从每个村会有一个出去耕种的范围，耕种范围是步行大概走一个小时内，到你的田里头去耕种，或者到水边去捕鱼，然后回来。这是农业时代的定居点及出行范围。
深圳开放之后变成一个移民城市，越来越多人要来租房子，自然会落脚到村里，这时村子已被城市包围形成城中村，同时变成了村民建设的廉租房、保障房。而这个范围正好和城市开发的热点有非常好的匹配。这些村庄提供的廉租房、保障房，容纳了超过一半的深圳人口。他们住在那里，到那些临近的开发热点比如华强北、车公庙工业园上班，正好也是农业时代的一个步行半径内。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农业时代的居民点会成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可支付住宅、或者说保障房、廉租房的天然布点，很好弥补了城市规划在这方面的盲区和缺失。
但是随着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城市更新的步伐不断地去摧毁这些社会住宅布点，随之需要把城市道路建的更多更密，然后公共交通、地铁的投入会更大。这就是城市更新和城市的总体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
3、时间维度
以最近湖贝村的更新为例。这个村在罗湖，华润公司在2016年做的更新方案，只留了一个祠堂和相当于1/3旧村的范围。
当时我参与了其中一个评审会，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回来也发了一个微信，然后引发一些公共讨论，媒体也跟进做一些报道。问题在哪呢？这个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早期将近600年历史的古村，根据深圳大学杨晓春老师的调研报告，有价值的老村范围大概是17,000平米多，旁边还有一个老的公园，这两点都是被更新方案所忽视的。
深圳活跃的建筑专家、文化人、社会活动家们以及体制内的独立思考者就发起了一个叫“湖贝古村120”（紧急抢救）的活动，自发召开工作坊给政府或者开发机构献计献策。这些创作活动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有价值的老村范围要保留，公园要保留。
工作坊不同建筑师的方案一天就产生了十几个，也推动了政府和开发单位做了一定的调整，把保护范围从6000平米扩大到1万多平米。当然这个矛盾还是存在，开发商的设计机构把它当成一个因为高赔偿的开发所以技术上无法对旧村做大面积保留的难题。
有的媒体也报道政府部门的观点，有一个论调被放出来，说湖贝旧村不是文物保护单位。言下之意就是，把它拆掉也是合法的，因为它不在文物保护名单里。我参与那个评审会上某些建筑专家也对深圳历史村落很不屑，认为毫无价值。
这就是我要在时间这个维度上要重点讨论的概念：文保和非文保的区别？如何对待非文保的历史遗产。遗产都是前人留下来的，能叫做世界遗产有其标准，中国也跟进建立了自己的文物建筑标准。这里头的中外官方遗产概念，都是把遗产里头的突出的、优秀的选出来保护，其它的就没有法律去管它了。
所以，世遗的概念也好，文物建筑的概念也好，实际上是万里挑一的。那挑剩下的99.99%到底怎么办？与得到法律保护的建筑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毫无价值？这个是我们专业圈都需要面对和回答的。
实际上北京在50年代就开始碰到这个问题。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想着怎么保护和利用好北京城墙，因为当时城墙也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北京发布24片四合院保护区规划，某种程度加剧了不受法律保护的四合院的消失，也包括梁林的北京故居。我的老师朱自煊正好是梁思成的学生，他也继续开辟这个领域的先行探索，就是历史保护和城市设计的关系，推动了一种叫历史文化保护型的城市设计。
历史保护其实不必缩窄或限制在文物建筑价值这样一个层面上，因为文物建筑只是人类遗产金字塔的顶端，剩下的99.99%虽然没受到现有法律的保护，但是它还是有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价值，是没被发现或者是可能被忽略的，实际上还是可以去挖掘、利用和放大。
当然这种保护可以不必参照文物保护那种刻板方式，它可以变得更加开放灵活，可以新旧并置、叠加，会有很多灵活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发展出一种叫“新遗产”的方法论，就是要从多个方面，不仅从外观、审美，还有从功能、经济、材料、生态、技术、文化、场所，甚至是社会、权利，等多种维度来考虑、挖掘和利用好一个未受文物建筑、历史风貌建筑法规保护的普通老旧建筑的价值。
我尝试建立一个坐标，横轴是时间，纵轴是建筑生命状态：活着或者死掉，还有永生。
在这建筑生命坐标的4个象限里面，左上就是传统、正规遗产观念，就是希望建筑状态不变；左下就是拆旧，想毁灭的就毁了；右上就是一种假的复古或者是一个刻板的保护，让它不要变，建筑要永生；右下象限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建筑应该是尽量延续的、生命周期内又是可变化的，也强调建筑的临时性及可循环。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建筑遗产生命曲线及主张，也是我们要做建筑时间维度的探索领域。
所以2015年我提出了“新遗产新价值”概念，而且在深圳金威啤酒厂、还有梅林赛格日立电子厂的更新项目里做了一些应用，并且在当年的深圳双年展做了一个外围主题展。
比如说金威啤酒厂，当时生产线已经移走了，要全面拆除更新。深圳政府规划部门也逐步意识到这些工业遗产的宝贵，希望说服开发业主能保留一些有意思的瓶瓶罐罐，比如说这些酿酒的筒罐。我受邀组织开拓开发商思维的工作坊，请不同团队参与工作提出不同设想。在现场我突然有个想法，说你要增加的新面积，其实不一定非要把整个片区铲除才可以做。正好工作坊现场有建厂老模型在那里，我就把要新建的体块变成泡沫块，让它架在老模型的上面，然后就提出了这个新旧可以上下叠加的更新概念。
在深圳寸土寸金的地方希望有高增量开发是很正常，过去都是以铲除现有建筑为前提，现在我们想提出另外的实现方式，就是你可以以现有建筑作为新开发的基础（包括作为历史体验、商业、车库、设备房等用途），然后去加建扩建你的新建筑，这样新旧可以叠加或并置。这是一种经过专业论证更加高效、环保从而也是更经济的保持建筑时间维度连续性的方式。
有了这些探索之后，我当时以“土木再生”为平台，发起“湖贝请留门”（与“岗厦罗生门”成门对门系列，后来还有“去串围屋门”的客家遗产调研）的课题征集，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来参与。
当时我们提出这个研究步骤就是要有社会、经济、空间，包括运营、政策各方面的维度。我们也建议了一些方案，如视频动画所示，主要就是想拓展历史建筑保护的范围，或者不叫保护叫保留。仍有使用价值的建筑不要被拆除，像村民楼都其实只有二三十年，本来炸药都不太容易炸倒的建筑，包括计划拆除范围的高层建筑、政府办公楼，这些还没有到使用寿命期限的建筑，其实完全可以跟新开发的面积（这些新建筑占地也就30-40%，还有70-60％间隙）实现共生。老村其实可以跟新建筑更紧密和互补地共生在一起。
在时间维度上，对建筑历史价值的认识和利用，我认为是应该有更放宽的、更灵活的方式。参加湖贝保护运动的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历史建筑研究者，他们看重的是历史建筑的保护。但是我刚才提的“新遗产”概念，就不仅仅是面对历史建筑、有文物和艺术价值的建筑，而是要更广泛的去考虑建筑的经济、社会及环保价值如何通过时间维度来展开和表达。
4、社会维度
同济大学的徐磊青老师和他的408团队也主动参与了土木再说组织的湖贝村研究。就用他们的例子来讲社会维度的认知和更新方案的关系。
他们从上海来，难能可贵的是对湖贝村的原村民，潮汕租户，甚至顾客等人群，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访谈，让我们深圳人（惭愧！）了解到，跟湖贝有关联的到底是哪些人？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把各方面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整理出来，然后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徐老师他们方案其实还不仅仅是希望有历史建筑的保留，还包括社会生态的保留，产业生态的保留，想把这个地区已有的经济活力（历史悠久的水产及其它批发零售）也能够延续下去。这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调研之后才能更好理解这些要素对城市的价值，同时也保留了它的空间多样性。以上湖贝不同方案都证明从技术上保留更多有价值的建筑是完全有可能的，没必要仅仅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关键是有没有具备认识这些社会价值的视角和方法。
湖贝项目牵动了更多的社会参与，包括更多的研究者以及年轻人，而且“湖贝120”也做了更多的研究和展览，所以这个项目的社会维度也包括所引发的公共关注和公共参与，它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最后比较欣慰的就是，开发商和政府有关部门经过两三年的博弈（包括一些政协、人大人士的关注和介入），将保护范围扩展到湖贝古村的全部，因而可以有更好的宣传，最终体现了这个项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效益。
这就带出社会影响评估的课题，就是空间和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接着尝试了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在一个建筑开发项目开始的时候就做社会影响评估。
这是深圳建科院在坪地低碳城要建的一栋新一代实验办公楼，所在基地主要跟城中村社区相邻、跟生态环境也有关联，叶青院长接受我的建议，愿意去尝试做一个建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可能是中国首例）。
我们到村里头跟村民分组进行一些讨论，了解他们的诉求，收集大家意见，包括小朋友们的参与，包括要做很专业的一些问卷调查和整理。得过吴文媛老师指导的研究员万妍设计了最大差异化调研表，更精确了解周边社区市民对项目的看法和需求。这些需求会影响建筑的底层布局，最后建科院方案也开始响应这些调研和诉求。所以这就是社会和空间这个关系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尝试。
当然还有就是2017年的深圳双年展，主题是“城市共生”，安排在南头古城／城中村里。这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尤其相对照的是那一年恰好北京在驱赶低端人口、封堵很多铺面——跟现在地摊热完全不一样。但是即使是深圳做这样的一种特别有社会价值的尝试，其实也同时面临着和本地村民或者本地商家、甚至是摆地摊者的关系，展览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这些影响其实也被媒体特别是一些对社会影响敏感度比较大的一些机构所注意和报道，土木再生也做了关于展览社会影响的评估。所以也提出这个问题：哪怕是我们愿望良好的，而且也非常专业的展览，怎么跟社会、跟本地居民，跟本地收入比较低的人口发生关系？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
这几年深圳还有一个更大的所谓城市更新航母项目：白石洲城市更新。发展商要启动这个项目更新的时候，也来跟我讨论过合作进行调研的可能。我给他们提了6个维度的建议，重点是提出研究这个项目的社会影响，可惜这个项目没有下文。
去年夏天白石洲开始要租户搬迁，意想不到的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就出现了。里头上千家庭的小孩读书问题，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深圳大学另外一位陈竹老师也紧急做了租户调研。这些租户基本上有一半是10年以上的老住户，他们都有家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拆迁对小孩上学的影响，面临着小孩没地方上学的焦虑（深圳有未居住满一年不能申请就近入学的规定）。调研也了解了拆迁对商户的影响，对他们的生计的影响，也包括对他们的权益有没有在租赁合同里头得到一些保护或者得到设计的调研。
这些问题有时候是发生了我们才意识到，但是我们希望如果当初能够提前做社会影响评估的话，也许能避免这样的冲击和焦虑，包括对开发项目自身的不利影响。
比如就有一些艺术家参与进来，为这些小朋友发出声音，做了这么一个叫“深圳娃娃”的公共艺术行为。作者坚果兄弟从白石洲要搬家的小朋友那里收集来玩具，运到深圳边界上，然后用大型挖土机从深圳这一边扔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或许在隐喻深圳成长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成长环境并不那么友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城市更新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应该怎么做，是时候要考虑了，并不是非要到社会不稳定才可以做社会风险评估。
5、生态维度
城市更新的生态维度，我就说一个例子。2015年底深圳的余泥渣土大滑坡，死了一些人，连累官员问责过百。滑坡出现的淤泥渣土有200多万方。基本上深圳每年产生3000万方淤泥渣土，而当时库容量其实只能够满足三年五年。
这个淤泥渣土的出处：一个是修地铁，一个就是拆迁，还有一个就是挖地库。这些都是城市更新的生态维度课题。
可不可以改变这种大拆大挖的方式以避免生态悲剧呢？完全是有可能。
我画的这个断面是我做过的一个得到实施的城市设计——“多地面开发模式”断面。从技术和经济上，完全有可能把建筑从地面抬起来，不管是原有地形地貌，还是老旧的城中村房子，其实都可以共生在一起，这从技术上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别的方面，观念、包括政策上这个又怎么考虑，这是另外一个治理维度要解决的问题。
6、治理维度
治理维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共治与政策。我们的人口结构中，能够发出声音的那个阶层与人口比例对比是倒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发出声音的阶层实际上是社会顶层的精英，但是社会结构真正的模型是倒T形的，越到底层越大，但越到底层他们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图中城市规划所供应的居住土地，其实并没有适应这样的人口结构，导致我们一个方面是依靠城中村，为这些大量底层人口提供居住场所，另外就是现在要补课建设大量保障房。
这种人口结构和不管是规划、土地政策等等治理方式存在的分裂，是需要弥补的。那怎么样发现和弥补呢？就是要建立大型规划建设活动都应该做社会影响评估的机制。国内正在逐渐展开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设计创新活动，也包括深圳成长出一个“山寨城市”机构，在开展社会影响力评估的一些研究。
我知道像清华大学的社科院院长李强，更早也在推动建立社会影响评估制度。这是在环境评估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特别急需建立的。因为建设活动影响到的社会、影响到的人，其实并不比影响到的环境更弱。所以重视环境评估同时，也应该同等地去重视社会影响评估。我这几年也曾努力借深圳政协平台去推动建立社会影响评估机制。
深圳当然对城市更新的反思也不断在进行，发布了城市更新的十三五规划，通过政策逐步减少这种拆除类的城市更新，然后推动整治类的城市更新。特区内将不再进行这种推倒重来的、拆除式的城市更新。对有历史价值特色的城中村——实际上这类客家围屋的村子深圳还有很多，主要是比较偏远，不为人所知，需要一些新的方法进行保留，再展开保护、活化和再生（土木再生“去串围屋门！”就是针对这一缺乏关注的领域）。
深圳在颁布了这些规定之后，有意思的就是原村民又出来抵制，拉横幅要抵制综合整治，要求城市更新。这也是他们的声音——能发出声音总是好的。现在也已经有了城市综合整治的探索。比如水围村模式、玉田村模式等项目。
四、渐进经济增长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更新两种类型模式中也要做六个维度评估来进行比较，比如说拆除类型的，在6个维度上，可能经济很强，但是在生态、社会，包括历史方面很弱。在整治类型项目中可能是另外一个图形曲线，可以兼顾得更好，更加均衡。所以我们要提倡的是一种均衡，用六维评估方法反映出来。
五、拓宽可持续发展为六个维度
这六个维度的评估其实是跟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要素（经济、社会、生态）是对应的，也跟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即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六维评估的底层最终是要把古今中外好的价值观给延续下来。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归纳为，就是你不要把你不希望的给别人，你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余地和空间。
所以我们在进行每个规划动作的时候，都要对已有资源及规划造成的影响进行六个维度的评估。这六个维度我正在逐步建立各评估因子，而且希望是从定性走向量化。
有了这六维评估框架后，开展的城市规划、更新和整治可能结果就不一样。这是2017年我做的一个龙华区客家围村的整治，同时成为双年展的一个分展场。
这里面时间维度上考虑了遗产历史的挖掘，我们发现，每个村只要肯定用心去挖掘它的历史，可能都是让你大吃一惊的。还有二三十年的这种厂房，是不是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遗产。包括烂尾楼，可不可以也改成一种可利用的遗产？这个烂尾楼的结构我认为是所有中国南方村民建筑的原型，来源于柯布西耶现代建筑原型“多米诺”。包括对消失的教堂，集体记忆的粮仓，是不是可以梳理出来再现出来。坍塌的房屋也有一些活化计划。
生态维度我们也不能忽略，那就帮这个村提升他们的公共卫生，把公共厕所和农业结合起来。村子里头的河流也有整治方案。
社会及治理维度，有各种公共参与、各种教育的推广等等。
最终来说，实际上每个村每个地区的规划、更新、城市设计，其实都是多维度的。尤其是从建筑专业出来的从业者，其实要拓展自己的认知及知识维度，要把其它社会、经济、治理、生态，包括历史维度都要涉及到。
我利用这种方法也进行别的一些城市规划，比如一个新区开发怎么去用这个维度？包括怎么看拆除深圳体育馆，怎么用六个维度来评估拆与不拆的比选方案？
包括城市灯光秀，还有这次新冠疫情，都可以进行六维的提问和评估。这些评估不一定是要量化的，也可以是一种感性的判断，不同人的感性判断叠加起来，它也会成为一种量化的记录。
为了推动六维的评估，我们还研发了一个小程序，这个程序可以下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打分，不同人的打分可以叠加，这样会得到一个量化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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