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可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不会再有王世襄

放鸽，玩狗，斗虫，火绘……

你听过的没听过的民间“雕虫小技”，

他均能玩得有模有样，

甚至还一一著书立作。

他叫王世襄，被誉为中国第一玩家。

时人议之，多有艳羡：玩得多恣意。

不过，书法家启功,

却说他是“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

其作品“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

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学者张中行称之为：

“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何谓名门之后？

王世襄就是顶真的名门之后。

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

祖父的哥哥王仁堪，为光绪丁丑科状元，

梁启超是他的门生。

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

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

▲王继曾先生抱着一岁的王世襄

母亲金氏一族，则是江南有名的大户人家。

母亲金章在英国学习美术，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花鸟画家。

舅舅金城则更有名，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过张大千。

以诗书传家，王家一门蔚为大观。

不过，“诗书传家”到了王世襄这一代，岌岌可危。

▲四岁时的王世襄（左一）与哥哥

1

王世襄有个哥哥王世荣，大他两岁。

“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

可惜，十岁那年，王世荣不幸夭折。

“可惜死了一个好的。”亲朋纷纷扼腕叹息。

不言自明，余下一子王世襄必然是“坏的”。

打小，王世襄就“讨人嫌”，

不爱读书，偏爱玩一些不入流的玩意儿。

▲王世襄随父母游览杭州林隐寺前的飞来峰

10岁开始养鸽，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

他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

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

就读于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

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

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

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

不过，幸好有母亲对其天性的保护和宽容。

“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

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

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再长大点，王世襄又开始爱上放鹰。

改革开放后，

王世襄特瞧不起满街流行骑摩托车的小年轻。

一见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摩托就撇嘴：

这比骑马架鹰可土多了。

小小年纪，王世襄就在京城博得一个“顽主”称号。

不过凡是所玩，非身体好不能玩，谓之“武玩”。

如熬鹰，一般鹰未熬成，人先垮了。

虽顽劣，王世襄倒还能照顾到学习。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

早年间，父亲就为他在燕大旁买下一座园子，

现专辟为他读书所用，号为“王家花园”。

可他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

白日里，后头跟着老家人，

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

夜里，则经常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

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

读了两年，多门功课不及格，差点被开除，

于是就转到了国文系。

“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

王世襄感觉到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

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

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

“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

那时，王世襄本有哈佛留学机会。

因“怕有辱国体”，竟未得去。

2

转眼数年，有惊无险，

1938年，王世襄本科毕业，

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

所有玩物均束之高阁，

开始专心致志，潜心学问。

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原来，母亲久病，并在几个月后病故。

“深感玩了多少年，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

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金章画作

那年他考上研究院国文系，决心做出一番事业。

许是为纪念母亲，

王世襄上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尽管家学渊源，可一旦动笔，

王世襄深感自己“狂妄无知”。

其时中国，外忧内患，强敌环伺。

社会上纷纷兴起“实业救国”，

像这种艺术研究，并非当时“显学”，

几无可资借鉴的时人研究，

非穷经皓首，坐上几年冷板凳不能成。

▲燕京大学一角

可想而知，这极大考验着纨绔惯了的王世襄。

再则，当时华北沦陷，

时人痛呼“偌大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有条件的人，纷纷南下避祸。

可王世襄偏偏玩得起，也坐得住。

在王家花园，王世襄心无旁骛，一坐就是2年，

完成并答辩通过了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

《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

不过，王世襄并不满意。

“不过是罗列前人的言论，

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

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也未去工作。

“当时北京是沦陷区，一工作岂不成了汉奸。”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拼

本打算准备利用燕大的图书馆，

继续写完《画论》。

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

燕京大学北日寇占领，王世襄无奈只得进城回家。

回家后，父亲说做事要善始善终，

王世襄又努力干了两年，全稿长达70万言。

不过，王世襄并未以之示人。

“必须再用几 年时间，修改一次，才能提高。”

直到80岁后， 王世襄一目失明，

自知已无力重写，才得以影印出版。

待到书稿完结，父亲尽管年迈，

且身边只此一子，

但还是毅然把王世襄“赶出家门”，

使其南下报国。

▲抗战时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3

南下，王世襄实有记挂。

年迈老父，自不必说。

在国研院期间，

王世襄已结下一生的良缘——袁荃猷。

小王世襄数岁，袁荃猷是王世襄的小师妹。

因请教王世襄国画，一来二去，

二人情投意合，暗定终身。

不过，这时显然并不是儿女情长之时。

一路向西，王世襄紧追国民政府。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成为终身伴侣

名门之后，且浪子回头小有成就，

毫不费力，王世襄轻松觅得数份工作机会，

均是薪水不错且闲暇较多的工作，

足以续其年少时的优哉游哉。

不过，他却都一一弃之。

他的目光瞄上了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今日，历史语言研究也不是一个热门的行当，

非但要坐冷板凳，也不容易出成绩。

恰如年少时偏爱那些不入流的玩意，

“人弃我取”，王世襄委托世交梁思成引荐。

“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可以求教。”

▲傅斯年

当时，研究所的所长是大教育家傅斯年。

虽是梁思成引荐，傅斯年依然高冷。

“你是哪里毕业的？”

“燕京大学。”

“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王世襄悻悻然告退。

所幸的是，梁思成收留他在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

名为助理研究员，实为学徒。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德国建筑学家鲍希曼（从左至右）

在这里，同样汇聚着一批文物大家，

王世襄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请教，

很快就在文物鉴赏方面登堂入室。

所学也很快得为所用。

1945年日本战败，

王世襄被推荐位平津地区追讨文物的代表。

他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

追讨回的240件青铜器，

几乎件件是绝世珍宝。

▲商饕餮纹大钺

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

会后，再遇傅斯年。

“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

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其后不久，王世襄又被派到日本追讨文物。

但美国对日本多有偏袒，设置重重关卡。

王世襄据理力争，

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

踏过一段灰暗，属于王世襄的光明似乎即将到来。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4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结婚。

1946年，王世襄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1951年王世襄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当时中国，风起云涌。

可这些，并未波及到“向不过问政治”的王世襄。

春风得意马蹄疾，王世襄的事业蒸蒸日上。

可到了1952年，王世襄的命运急转直下。

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

王世襄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曾经引以为豪，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

反成为难以洗刷的污点。

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

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

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

审查进行了一年多，终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

可“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

所幸其所学颇杂，又被民族音乐研究所接纳。

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

1956年，王世襄再被划为右派。

愤懑么？肯定是有的。

不过王世襄并未滋滋与此。

好吧，既然你们不要我，那我自己玩。

既然离开了故宫，且划为右派，

注定王世襄被主流文物界排斥在外。

尽管不舍，但王世襄却一个轻快地转身，

投身于当时偏门的文物研究。

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

后面有个大架子，不时带回一些破烂古旧的家具。

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

被当成破烂,很便宜。

买回来后,王世襄执弟子之礼请人来修，

并一一做记录。

事实证明，这些当时的破烂，在日后千金难得。

“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

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

古家具专家、王世襄弟子田家青说。

不过，在当时，这些家具带给他的只有苦恼。

收入本就菲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家具越聚越多，

很快王世襄就被挤到了一间漏雨的小屋。

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

他和老伴袁荃猷就睡在里面,

为此，邻居黄苗子曾写有一副对联———

“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

横批———“斯是漏室”。

5

很快，这种日子也成了奢望。

1966年，浩劫开始。

王世襄也嗅到了危险，

不过他担心的倒并不是自身的安危，

而是自己苦心收藏保存下来的那些明代家具。

按照当时的“规矩”，被不懂行的抄走后，

这种四旧，往往被被一把火付之一炬。

怎么办？

王世襄计上心来，与其被动抄家，

不如主动要求抄家。

于是，他向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

1966年9月2日，

文博所工作人员来“抄走”了大批文物和财物。

正是此次“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

不过，噩运并未远离他。

1969年，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南方潮湿，不利于他尚未痊愈的肺病，

且相隔千里，妻子不免担心王世襄。

浩劫初始，王世襄好友、诗人陈梦家就因不堪受辱而自尽。

不久后，王世襄的一封邮包让妻子打消了担心。

邮包里是王世襄亲手制作的一把小小的扫帚。

并有附信谓曰：

“用灶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她自然明白王世襄的心意——

尽管被弃之如敝帚，但当自珍。

1970年春的那场暴雨，

给下放干部们的油菜地带来一场灾难。

王世襄看到一株油菜已经大半截根都露在地面，

茎也折断一部分，但黄色的油菜花依然开得绚烂，

而且顶部还开始结籽了。

王世襄把油菜不屈的生命力称为“菜花精神”。

还赋诗一首：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

两年后黄苗子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

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

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

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

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

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

“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

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黄苗子儿子黄大刚说。

6

自回到北京，王世襄就开始追讨被抄走的文物。

1976年，王世襄用毛笔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封信，信中提到：

“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

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

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

自当捐献国家……”

陆陆续续，旧日收藏的文物回到王世襄手中。

重新得到这些文物，

带给王世襄的不是满足感，而是紧迫感。

当时，他尚未为世人所知，

但在文博圈，却已是名气斐然。

于是不少圈内人前来讨教。

可他在大院儿外贴上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

“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

真有人“熟视无睹”，来敲门，他往往只半开门，

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

就把门关上了。

每天早上4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亮灯。

到了晚7时，他才会利用看“新闻联播”的时间休息一下，

但也没闲着，一边看电视，一边听广播，

而且是一只耳朵听BBC英语新闻，

另一只耳朵听体育节目，同时还能与人聊天。

原因无他，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

依托自己收藏的文物和往日下的功夫，

王世襄的著作开始如泉涌一般喷发。

《髹饰录解说》1983年出版，是对我国现存唯一的漆工古籍《髹饰录》的注释、讲解。

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及随后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举填补了国内关于明代家具研究的空白。

…………

▲明式家具英文版

明眼人也都可以看出，

王世襄苦心研究的这些学术著作，

似乎并不合时宜。

一看名字，就知道艰涩难懂。

可王世襄写书的原则是：

如果书看着特别难，那是吓唬人，

有本事应该让人看着不难。

事实上，王世襄的这些书很快风靡全国。

有一年马未都陪王世襄去山西闲逛。

在一个农民家中，马未都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

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明式家具珍赏》。

“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

出门后，马未都笑言。

而何以王世襄能写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

原因无他，他是一个真玩家：要玩就要玩透。

“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

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王世襄曾说。

“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解析，

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他画图，

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

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孙之常说。

7

进入九十年代，王世襄已成著名文物专家，

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炙手可热的名人。

有人曾问田家青：

王世襄先生眼力那么高,

那么他在平日生活中使用的器物,

是不是也那么考究?

“王先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他平时用的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

王先生的衣着也特别简单。

王世襄经常参加活动或会见海外来的收藏家，

凡是去五星级酒店,常会被门童拦住,

起码得询问几句,“审审”。

不过很快，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们就都知道了他。

不是因为他的收藏，而是因为他的厨艺。

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

北京举办过一次全国一级厨师大赛，

特邀了三个评判员，其中就有王世襄。

▲王世襄买菜的篮子

相比评菜，王世襄更爱自己做菜，最爱买菜。

不管多忙，他都要自己去买菜，

且总能挑到既便宜又正宗的菜。

“王世襄先生做饭，

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众餐，

关键在绝招。”田家青说。

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在香港的几个朋友，

经常从香港打飞机到北京，

单就为吃一碗他做的炸酱面。

犹如返璞归真，当年骑马架鹰的少年顽主，

成为一名安贫乐道的胡同大爷。

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

已名满天下的王世襄还和妻子住在胡同老宅里。

王世襄可以安贫乐道，

但他的藏品却让他日日忧心。

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

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

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

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

尤以冬日最为忧心，

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

想要捐给北京的博物馆，

但那时都没有家具馆，均无法接收。

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

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

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

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

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

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

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

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

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

“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

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他只有一个条件：

庄贵仑必须一件不留全捐给上海博物馆，

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

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

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

这批收藏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

至于价格，不过100万美元，

“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

要知道现在，各大拍卖行纷纷开设明式家具专场，

一不留神，就创天价。

“紫檀大椅一共四把，

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

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

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

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

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

便是圆满的结束。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

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王世襄说。

8

托付家中所藏最珍贵的文物，

王世襄也暗藏“私心”。

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

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

修改画论或著述北京民间玩好。

画论即当年搁置下的70万字《中国画论研究》。

但启功先生的一句话让他重拾儿时玩好。

“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

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

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

也许这就是人生，

注定让王世襄与儿时的玩好来一次久别重逢。

于是王世襄暂弃画论，

专心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

而让自己珍贵所藏有了归宿后，

王世襄更是没有了后顾之忧。

《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

《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

《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著述，

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

这时，人们蓦然发现，王世襄竟然这么会玩。

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

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

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

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

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

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会讲英语。

“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

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

接着话锋一转：

“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

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

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

2000年，王世襄86岁，

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集结为《锦灰堆》出版。

▲“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

书中，有袁荃猷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

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

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

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

这套奇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

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

半年内重印4次。

2003年秋天，袁荃猷因病故去，

王世襄的精神便大不如前。

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年11月，通过拍卖行，

王世襄散尽自己多年珍藏，

包括相伴夫妇二人55年，

那把最珍贵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

“我年纪大了，要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弗利苏王子手中，接过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克劳斯亲王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10名获奖者，其中最高荣誉奖1名，奖励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卓著者。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

他的创造性研究向世界证实：

如果没有王世襄，

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

“21世纪的中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

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世人慨叹。

今人议王世襄，往往由其玩而谈。

津津乐道于其如何会玩。

可恰如本雅明说：

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

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

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

王世襄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

王世襄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

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这种态度和标准的表象是玩乐，

里子却是一种不冤不乐。

“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

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

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

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拾遗”（ID：shiyi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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