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之国’，古往今来，差不多人人爱诗，而且也差不多人人都多少做过一点诗。”这话也许有点对，我是中国人，我就爱诗，也多少做过一点诗，而且今后还想做。可是，我做诗做不好，有时兴致就不太高。结果，时间很长，做得很少、很少，要编集子，出诗集，是完全不够格的，好久以来，连想也没想过。可是事不由己，不少朋友，要我编集，我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有时则漫然应之，却从未动手。倒是呆在“牛棚”那会，承蒙造反小将，热情盛意，居然把从我那儿抄去的不少“黑诗”，编辑成集，付之铅锌，题曰：《楼适夷材料——供批判用》。开批判会时，我当然在场；但出集子的事，可事先未征同意，事后未蒙见告，直到过了十年，把抄去的那些本本张张，一股脑儿还我的时候，其间夹着原来没有的这么个新事物，才知道我已出过诗集了。那是在无法无天的年月，侵犯版权的事情，当然不再深究，倒还应该感谢。要没那个《材料》，恐怕今天编这个集子，有些材料还不好找呢。那《材料》可能印得不多，是“内部刊物”，所以现在公开编印这个集子，虽然遭过强暴，还可算是个“处女”集吧。当然，是七老八十的老处女了。
再讲做诗，我是什么时候做起诗来的？现在实在记不起了，做了一些什么也记不起，要找也无法去找。收在这集子里的最初几首，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了。那是1923 年，我和两位同乡小学的同学，朱公垂和叶宗泰，大家都已到了上海，朱是中学生，叶是银行小职员，我则是一个钱铺子里的学徒，三个人一起玩儿，作为创造社的读者，冒冒失失地登门拜访了郭老和成老（按照现在的称呼），他俩热情接待，还鼓励我们写作。开始有点怯生，后来比较熟了，胆子就大，把自己偷偷写下的习作，半推半就，羞答答地拿了出去。
成老当场一看很高兴地说：“好，很好，比徐志摩的好！”当时徐志摩号称诗哲，是诗坛大红人，这话可不把我们吓蒙了头。当然，他是哄哄孩子，鼓励鼓励的，稿子被留下了。过了几天，忽得成老来信告急说：“你的诗稿，已定在下期《周报》发表，今日发稿，发现遗失，查问下来，是沫若的孩子拿去剪人形玩儿，连剪碎的纸张，同垃圾一起倒掉了，赶快把你的底稿送来吧！”这一下，出师不利，又把我急坏了，偏偏我没留底稿，硬着头皮，连夜凭记忆重写了一遍，已经是二道货，肯定走了原样，后来便在《创造日》上登了出来；接着也登了朱公垂的《火之洗礼》和叶宗泰的《通红的太阳》。
受此荣宠，本应再接再厉，继续习作，力求精进，偏偏以后不久，不知又忙什么去了；一鼓作气，竟然无以为继，浅尝辄止，大概就是我从小就犯的老毛病，决定了我一辈子没出息，实在有负前辈的培育。人生七八而知七七之非，说这话当然已经太迟了。这里提了朱、叶两位，聊寄怀思，叶已早夭，朱也亡故多年，生前事业，各有所成，我上面的话，是只指自己而言的。
这会编集，按时排比，数量太少，不再分辑，开卷四首，是1923～1924年的作品。以后一跳，就跳到1931 年的一首。相距七年，也不是一字未写，可是既未骑在驴背上去寻诗，而又往往蓦地相逢，失之交臂，故写得极少极少；有的写了没发表，原稿也早已随写随丢；有的发表在什么报刊上，用了什么笔名，自己也忘得干干净净。记得编过一些旋起旋灭的小报小刊，发了稿子，上印刷所看排字工人同志拼版，他说还缺那么一小块，我就拿起笔来，写诗补上，诗是一行一行的，算起篇幅便当。这些东西，连同原刊的报刊，既已无法去找，找来了也不会有用，就不枉费劳力了。应该感谢好几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他们寻找别的资料，查阅旧刊，发现了我的作品，就复印了给我寄来。不过这种连自己也忘记了的东西，很对不起的，大都不想收入。
集中有《飘零》一首，是亡友杨贤江同志的女儿，从1924 年的《学生杂志》中给我复印来的，我应在此致谢。至于那些坐而改姓，行而改名，用笔名发表的，当然热心人也就无法帮助了。
我特别删掉了不少诗作，倒不是自悔少作。婴儿时代出屁股、含指头的照片，到老看看，原不妨顾影自怜，可是已经成人长大，如果穿的还是开裆裤，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因此一律排除，不加顾惜。时间倒是长得可怕，自己看看这个篇目：30 年代“左联”工作时期只留了孤单的一首。在南京狱中，记得同几位同牢的难友，还偷偷组织过一个“黑屋诗社”，有潘梓年、罗合如、吴获舟、郑超麟等人出过手抄的《诗刊》，可现在也没法找到了。只有从弟楼炜春，曾长期保存了我给他的狱中通信，其中有附诗稿的，不过到了众所周知的时期，也早已在劫难逃了。现在不知凭何渊源，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便是集中所收的《咏菊》和《春天》。时代进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正是诗人引吭高歌的时候，可是我只留下了四首。
一到全国解放，我们这个“诗之国”，也进入了真正的诗的时代，更是诗人们跃马扬鞭的日子了。但在文艺工作上，我的职责是后勤服务，得首先尽我的本行，舞文弄墨，是乃余事，何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不上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不能深入，创作缺少源泉，更加学习不努力，过不了苦战的关，也就不敢存过分的愿望，只在抑不住冲动，或躲不了催迫的时候，才写下一些急就之章。其中大部分是诗，而且所谓“谬种流传”，到后来大都写了一些格律破碎的旧体诗，有的近于述怀，发抒感情，因不打算公世；有的是友朋酬答，应时志感，时过境迁，已无保留价值；更有的可说是游戏笔墨，聊发牢骚；或品气不高的大字报诗。这些，大都已经删削，就留下了现在的一些。时间既长，环境变易，思想感情，难期一致，形式上又是新旧杂羼，结合成集，自不免显得芜杂。是想把经历过来的时代和自己在这时代中的存在，多少留下片段的但是真实的影子，这意图是否已能具现，则待之于读者的评断了。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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