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五个制度安排应该对我们理解明代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有所帮助，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整个明代，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个性张扬，敢于和皇帝对抗，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什么皇帝个性太软弱或太无能的结果，而是有深刻的内在的制度保障。接下来再此基础上，对明代的政治分权约束制衡体系做更深入的分析。
明代也确实存在皇帝专制跋扈，大臣唯唯诺诺的时期（比如嘉靖中晚期），也存在宦官专权横行的时期，那对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是否和我上面所说的制度保障有矛盾呢？
回答是一点都不矛盾，任何一种制度，它针对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情况，如果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那也不成其为制度。
一种制度无论设定了什么样约束，都必然有突破这种约束的人，否则这种制度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恰恰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时间能够突破约束，而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宁愿遵守约束中得到体现。
最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因为有了法律，就没有人犯法了呢？当然不是，杀人、抢劫、强奸照样层出不穷。难道能因此说法律制度不是制止随意杀人，制止抢劫的制度保障么？当然不能这么说！恰恰因为不断有人杀人，不断有人抢劫，然后杀人的被抓起来枪毙，抢劫的被抓起来坐牢，然后更多的人遵守法律规定的约束，这才成其为一种制度保障。
明代的政治制度的安排，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也是同样的道理。皇帝可以给官员肉体惩罚造成肉体痛苦，官员和百姓的舆论可以给皇帝精神惩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皇帝可以不顾舆论，专横跋扈，大臣可以不顾舆论迎合皇帝意愿，但结果是皇帝本人被丑化得不堪，大臣因为得罪舆论而身败名裂！
嘉靖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被海瑞进行羞辱，被说成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严嵩，张居正等人卖力为皇帝效劳，结果却弄得家破人亡。这样由制度原因造成的结果，当然是让大部分的皇帝，大部分的文官还是宁愿遵守约束。
于是才有大部分的时间里，明代文官个性张扬，皇帝的个人意志难以贯彻，甚至寸步难行的现象。
有些人所谓明代大部分皇帝之所以被文官的气势压倒，意志难以贯彻执行，和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他们自己软弱无能，对那些个性强悍的皇帝比如嘉靖，那还不是让官员都服服帖帖，大气不敢出一口。
套用这种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制止犯罪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不犯罪不过是个性比较软弱胆小怕事或者本身比较善良而已，那些个性强悍凶残的人，不是照样要杀人就杀人，要抢劫就抢劫？
照这种逻辑，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了，那最大的傻瓜都知道这种逻辑的可笑程度。
如果要更具体分析的明代权力制约体系发挥作用过程，我们可以在给出一对简单概念“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基础上再进行论述。
所谓弹性约束就是指从技术上并没有限制某个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当该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会受到对应的惩罚，惩罚的强度取决于行动的强度。
所谓刚性约束则是指直接从技术上就限制了某个对象采取某类行动的可能性。
比如限制某人的行动自由，规定他一旦走出房间，就要挨一顿打，这是弹性约束，只要这个人宁愿挨打，那他从技术上说依然可以毫无阻碍走出这个房间。
直接把房间锁上，或者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那无论这个人怕不怕挨打，他都没有办法走出房间，除非他想办法冲破限制（比如把锁砸开，在被捆的情况下，可以把身体移动到有锋利边缘的物体旁边，把绳子蹭断）。这是刚性约束。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对普通公民来说都是弹性约束（当然，对那些已经伏法被关进牢房的罪犯来说，就成了刚性约束了）。
明代中后期的权力制衡体系是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皇帝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令上，受到的是刚性约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旨意可以被内阁封驳，也可以被给事中封驳。
一旦被封驳，那技术上说，他就无法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家政令颁发下去，别人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服从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还受到信息和执行力的约束。他接受到信息绝大部分都是由文官集团提供的，而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他的的判断，这个约束就是刚性的。另外大部分国家事务政令是需要文官集团去执行的，这个约束也是刚性的。
以上说的是国家政务领域，但在明代还有直属于皇帝的暴力手段：廷杖、诏狱。皇帝在动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受到的是弹性约束，也就是皇帝可以动用这些手段对那些违抗他意志的官员进行肉体惩罚，但其代价就是，皇帝要受到舆论的丑化羞辱，要受精神上的惩罚。
要突破弹性约束，需要脸皮更厚一些，心理更残酷一些，承受舆论丑化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能力更强一些。
而要突破刚性约束，不外乎三种办法，一种是大规模动用廷杖诏狱等暴力手段威慑压服住文官；第二种是分化拉拢一批文官和自己结为同盟；第三种是对一些事务上，绕开文官系统，直接委派自己身边的宦官、
对皇帝来说，突破刚性约束是目的本身，而突破弹性约束则只能是为实行突破刚性约束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皇帝为突破刚性约束，如果采用第一种办法，用暴力手段来压服文官，那势必首先要突破弹性约束，要做好承受舆论恶评的准备。
问题在于文官并不是那么好压服的，廷杖和诏狱对文官来说也是弹性约束，只要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他们依旧可以一浪接一浪前仆后继的反对皇帝的意志。
只有当用廷杖和诏狱的规模和残酷烈度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真正压服住文官，也才有让大批寡廉鲜耻，卖身求荣，道德卑下的小人公然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依附投靠的机会。但代价就是要做好在文人和民间舆论中被丑化到不堪程度的准备。大部分皇帝也不是特种人，所以能够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少数。
第二种办法，和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当文官对抗皇帝的时候，他受到来自皇帝肉体惩罚的弹性约束，但当文官试图迎合顺从皇帝的时候，他却要受到来自反方向的双重弹性约束，一方面是来自舆论的鄙视嘲笑丑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皇帝，他势必得罪文官群体中的许多人，这些人或明或暗的会来倾陷他，明的是公开弹劾，罗织出罪状；而暗的就手段无所不用了，设计种种陷阱圈套等他去钻。一般说再强的强人也顶不住这种长期的明枪暗箭。最后的结局不但是名裂更是身败，自己倒台是轻的，累及子孙家人，家破人亡也难免。而且不但不能招来多少同情，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拍手称快。
嘉靖大礼议的成功实际上是得到一批文官支持后的结果，本来他已经妥协了，但正是张，桂等人的支持，才让他有可能翻盘。而通过大礼议本身又分裂了文官阵营，拉拢一批打压一批，而被拉拢的那批人则因为已经得罪了文官阵营其他人，没有退路了，只能依附皇帝了，这才让嘉靖的专制成为可能。
而万历呢，立太子的问题上终归失败，并不是他个性不够强硬，实际他坚持的时间比嘉靖的大礼议要长多了。和文官斗了十几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想下旨搞点迂回拖延战术，结果还是被当时内阁首辅封驳，来了个“臣万死不敢奉诏“。正因为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最后当然只能失败了，只能屈服在文官集团的意志之下。
万历为什么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就是因为当时文官对前车之鉴严嵩和张居正的下场印象太大了。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以不惜得罪大部分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稍微有点世故聪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再来顶缸，突破双重弹性约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万历结盟。而没有文官的合作，万历就没有办法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最后只能彻底屈服。
至于第三种办法，依靠宦官绕开文官系统。如果在不同时采用第一种，第二种办法的时候，单纯第三种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宦官本身的能力，知识水准都无法和文官相提并论，而且名声太臭，在政府系统外另起炉灶，效能也不可能高。实际上万历征收矿税，部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被文官攻击的狗血喷头，在各地都被疯狂抵制，最后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无法根本上扭转当时的财政困局、
如果用宦官的同时，再配合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由宦官出面进行残酷的暴力威慑，由宦官出面拉拢一批官员结成同盟，这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更大程度的专制。宦官本身因为就是受鄙视的对象，荣誉感羞辱感比皇帝要淡漠得多，有破罐破摔的味道，所以在动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时候，更容易突破弹性约束，更少对舆论的顾忌。
但话说回来，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从根本上说宦官也要受类似的双重弹性约束。他镇压的越厉害，潜伏的仇恨也就越厉害，最后被反扑的下场也就越惨。
一般的宦官衡量利害得失，能不顾一切的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真正能作威作福，称得上专权嚣张的太监也就只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加起来的十八年时间而已。
总之，明代的政治体系是各方面的力量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中最核心，权力最大，起作用最大的还是文官。而文官集团代表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又和民间的舆论，民间的利益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但无论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办法，实际上都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270年的时间内，一大半以上的时间，官员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皇帝的行为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约束限制。
即便在被许多人目为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的的时期，真正起最大作用的仍旧是文官，表面上看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背后的真相其实往往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在互相斗，而皇帝和宦官恰恰是充当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也就无怪明人编的《清流摘镜》序中评天启魏忠贤之祸的时候说“是缙绅杀缙绅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才有这样的现象，当文官收回自己的支持，那原因看似稳固的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也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要评论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
就比如一架天平，左侧放10斤的物体，右侧放9斤的物体。天平完全倒向左侧，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天平完全倒向右侧，在明代的政治天平上，一些嚣张太监和皇帝的联盟，实际上就充当了这个砝码的作用。表面上看他们当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本身的分量来说，其实仍旧是很小的，真正的重量还是在文官那边。皇帝和太监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一部分文官，让他们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文官则以让皇帝和太监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作为回报
这其中皇帝本身具备意识形态所授予的砝码的资格，如果太监抛开了和皇帝的关系，那就是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了。魏忠贤等天启死后，尽管掌握东厂，掌握锦衣卫，尽管他的亲信占据了朝廷内大部分文官要职，但他那看似炙手可热的权力，没多久马上就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皇帝这个关系，他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而他掌握的权力确实已经等于皇帝的权力，但问题是在明代，皇权已经相当萎缩，这些权力脱离了文官意识形态上的许可，在文官集团的力量面前仍旧是一文不值。所以魏忠贤只能自杀了局。
至于皇帝一定要利用某些太监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本身是因为作为皇帝，他个人荣辱心理，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的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他如果单独一个人，他要决定把自己砝码投向哪一边的时候，是要受到重重观念的约束，他就算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他也要为自己的长远切身利益考虑。
而个别太监不一样，他们可以把一切顾虑到抛弃，甚至自身的长远利益都要放在一边，图痛快一时，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和皇帝阶层的联盟所代表的权力砝码在决定投向的时候，更嚣张，更无所顾忌，更不受意识形态约束，更没有道理上的依据。（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太监也是少数）
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他们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就比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他们的下场都是很糟糕的，除了汪直被流放外，另外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即便是太监，从这个意义上受到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厉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王振，魏忠贤的也是少之又少。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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