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来自北方的游牧（或渔猎）民族一直以来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生死大敌，远至秦汉时期，近至宋明。中原王朝对待这些敌人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如秦始皇派遣大将军蒙恬率军30万出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随后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之。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在国力贫弱的情况下采取和亲之策，直至汉武帝时期才大举用兵，此后历经数百年才解除匈奴之患。明朝对待蒙古（北元以及后继的鞑靼、瓦剌）又有不同，在朱元璋、朱棣时期大军频繁北伐，而后转入依托长城的消极防御。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

自秦汉以来，占据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成为中原王朝（汉族）最大的敌人，其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游牧为主业，南下抢劫为副业，对外依赖性较强；农耕民族，以种地为生，农耕为主业，自给自足，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秦帝国崩溃以后，中原地区陷入内乱，匈奴冒顿单于趁机建立起一个横跨东亚和中亚的强大草原帝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在汉高帝七年（前200年）亲征匈奴，结果遭遇“白登之围”。此战之后，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结盟政策并且开放匈奴贸易，直至汉武帝继位；汉武帝在“马邑之谋”后开始大举出击匈奴，匈奴遭到重创，此后汉朝持续与西域各国结盟以削弱匈奴；“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征和四年（前89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宣帝以后，匈奴因为天灾、连年战争、内乱而势力大损，不再对汉朝造成重大威胁；直到东汉中期，匈奴彻底瓦解，但后继的鲜卑成为汉地的主要威胁。

匈奴已灭，但外患从未消失，鲜卑在1世纪以后占据蒙古高原，继续成为汉帝国的威胁。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中原王朝不能对游牧地区实现有效控制，那就要面对一个接一个游牧势力的崛起；唐灭突厥之后，薛延陀、回鹘、后突厥、黠戛斯等相继称霸，明灭北元后亦如此。

汉朝与明朝——“狂放”与“保守”

在汉朝以外的其他纯粹的汉族王朝，都是视野、气质相当内敛的王朝，如晋朝、宋朝、朱棣之后的明朝。秦汉时期的中原文明具有强烈的开放性，中原文化强烈影响了周边，这与宋、明时期的“内卷化”有显著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积淀的威威武风以及关中秦人的勇武强悍，都在西汉得到继承和发扬，西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风气更是孕育、壮大游侠群落的良好土壤，所以才有汉军持续数百年的对匈战争。汉朝对待匈奴的策略可以简述为：利用农耕文明生产力更发达的优势，组建能够对抗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骑兵，用武力驱逐他们。著名的封狼居胥、燕然勒石便是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后汉书》记载：“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然后就有一部分游牧民族离开蒙古草原内迁至农业区，进行农业化（有固定的居住点），当中原王朝强大时这是一种相当好的策略，但若是中原势力衰弱，此举可能造成大祸（如“五胡入华”）。

蒙古人败退回蒙古高原以后，继续以“北元”威胁明朝，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朝先后六次攻打北元，北元政权灭亡，但蒙古人的威胁却仍然存在（这和汉武帝时期打击匈奴类似）；永乐帝先后发动五次北征，然而并没有取得重大战果，更是在客观上促成了瓦剌的强大；“仁宣之治”时放弃大规模的军事征伐，采取“顺则抚之，逆则御之”的守成求安思想。《明仁宗实录》记载：“顺则抚之，逆则御之，驱之而已，毋为首祸。违命获功，吾所不赏。”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实力由盛转衰，对周边少数民族也由进攻态势转向全面防御，从而形成了“守备”为主的防御思想。蒙古诸部中最有实力者多次进攻明朝，明朝的疆界不断内缩，明军越来越依赖于长城。直到俺答汗后期，明蒙之间和议，双方的大规模征战才得以结束。明朝自永乐以后对蒙古的策略可以简述为：以长城为基本防线，在沿线重要军镇驻扎重兵，再加之以经济封锁，打击草原各势力的集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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