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苏论战时，毛主席在谈到苏联变化时说道：“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子承父业，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子女很少能当党员、干部。这一现象在国内也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他们看不起工人、农民，还瞎指挥……”
 
毛主席认为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设想，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的庆安县，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看了相关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各地便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高峰时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毛泽东还率先垂范，动员李敏、李纳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在毛泽东的带动下，除林彪以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1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等），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代，全都到干校轮流锻炼。
 
虽然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有“一官半职”，但他们都能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插秧、割稻、割麦。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在干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开荒种地，筑路盖房，下河捞沙，冒雨追肥，抢“双夏”、战“三秋”，与当地百姓不分你我，既锻炼了干部，又建设了当地。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杨绛曾经说，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她的《干校六记》记述了与当地农民的故事。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捡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

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