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凡西
现在让我再回到一九二九年冬天去吧。
这里我必须谈到上海当时的党内生活。大约在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我们组织部的例会，开始谈到党内“纠纷”了，那是关于沪东与闸北的几个“陈独秀分子”的支部的。
在此以前，组织部所讨论的可说全都是工作问题、斗争方法以及人事调派问题。理论极少谈到。
记得有一次，负责闸北区的武扶经，在例会上提出报告，说有几个拥护陈独秀的人向他提出质问：为甚么六大说未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
武扶经从来看不起理论，擅长的是背决议，他在小组会上就依照决议背了一遍，但那几个“陈派”不满意，引经据典，说出了大套道理，弄得他哑口无言。
现在在组织部会上，他于是特别提了出来，要求伍豪（周恩来那时的假名）解释。此时负责沪东区工作的恽代英，也便报告了他出席陈独秀们小组时所遇到的问题与看到的情形，据他说，陈独秀们是正在和托派合流了。
周恩来仿佛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除了将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老论据翻来复去地讲了几遍之外，就说陈独秀事件已有中常会（即政治局）在考虑。当时他没有说出如何应付之法，不过我在事后，以及从反对派方面，知道了所谓应付就是由当时驻上海的国际代表奥××（这名字我记不清了）约独秀谈话，再劝他到莫斯科去，和联共党的领袖们讨论异见，并要他在共产国际中担任工作。
陈独秀当时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这里我要补述几句关于陈独秀的情形。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武汉的中共紧急会议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他便秘密回到了上海，住在沪东。经历了革命的惨败，负起了失败的主要责任，并蒙上了机会主义的罪名，他心情的苦痛是可以想见的。我不知道他最初回到上海一个时期的生活如何，在以后相处中，也不曾有机会谈起这些旧事。
据汪孟邹先生——独秀的一个非政治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时独秀是寂寞而悲伤的，有似一只斗败了的雄狮躲在山洞里，静静地用舌头在舐吮它身上的创伤。这比喻有几分适当的吧。
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
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系统地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结果却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是一个软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俾后者能抵挡住托洛茨基们的批评，那末，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这样做便不成其为陈独秀了；他当不肯在斯大林的整套龌龊把戏中，自愿或被逼地，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凭了他独自的思索，独秀却无法弄清楚在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中，划分出他应分的与被诬裁的部分。
由于他对联共党内部的情形不熟悉，也因为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终究不太精通，他不能自力检讨清楚革命中的全盘问题。因此，他愤恨于斯大林们妄架罪责的无耻，却不能揭出此类无耻的就里背景。
他只好静静地躲在角落舔吮创口了。如此大约过了一年多，这中间虽然为广州暴动给中央写过信，六大时期他拒绝邀请到苏联去出席大会。但这些都是消极的规劝多于积极的批判，受屈后的负气多于理直气壮的反击。
经过盲动时期，经过六次大会，直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中东铁路事件发生，陈独秀才静极思动，给中央写了那封所谓“误国政策”的信。
受到了曲解与斥责，这才使这只负伤之虎再度奋起从事搏斗。独秀那时还不曾和托派发生关系，信中所提意见，也不能说是错误。
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民族主义来进行反苏的阴谋，至少在策略意义上说，“误国”口号不能算是荒谬。
但那时由李立三主持的宣传机关，便藉此对陈进行了疯狂攻击。认为陈独秀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淖中去了。独秀起而应战，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脱离一两年来的消极状态，有一群老干部逐渐在他的周围团结起来，其中有郑超麟、何资深、彭述之、尹宽、李季、马玉夫等。一个党内的思想派别就此形成了。
当我回国并在中央工作的时候，陈独秀们正在向托洛次基的思想突进。他们最初从留俄归国学生方面，稍后从刘仁静那里获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看了这些文件，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部分，他们立即接受了。
这对于陈独秀应该是一个大发现。他发现了斯大林在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原来都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均已由俄国反对派指点出来了的。
这些错误，有些是陈独秀在执行时就表示过异见，有些则盲目地，当作“布尔雪维克主义”而加以忠实执行的。革命一旦溃败，斯大林或者厚颜地赖掉他颁发过的命令，或者诿过于命令的传达人（如罗易，鲍罗庭），或者硬派是陈独秀的自出主张。
陈独秀一来因为不清楚命令之所自来，（当时莫斯科来的一切指示，只笼统地知道是“国际”决定，却根本不明白如何决定，谁的决定，经过了怎样的争论才决定。)
二来在山崩似的失败打击下实在感觉到惶惑，同时斯大林配合了瞿秋白所进行的一切诿过于陈的运动，声势如是之大，竞使他有口难辩。
现在，看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真是恍然大悟了。这些文件帮助陈独秀弄清楚了他在失败的革命中究竟居于甚么地位，起了甚么作用，以及他该负的是甚么责任。
文件使他明白了，他过去的主要错误，就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由斯大林决定的命令”。凭着亲身的经验，尤其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当然完全同意了他前所未知的反对派的意见。他又同意了托洛次基关于中国当前局势的见解，唯一使他犹豫的，乃是关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在最初，他仍以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法是对的。陈独秀倾向托派了。这消息最初在组织部里透露时，周恩来毋宁是以轻蔑态度来表示其反应的。
“好吧，让'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去找出路吧。”他说着，嘴角是带着微笑的。
但是过不多久，一方面因为此事在老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另一方面，多半是莫斯科强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斯大林当然更懂得这个具国际声誉的老革命家走向托洛次基所能引起的影响)，党中央不得不认真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结果便是让国际代表出面与陈独秀谈话，想把他骗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决拒绝了这个“光荣的邀请”，并且进一步地积极为反对派思想作斗争。
此时国际与中共便开展了所谓反对“托陈取消派”的运动，在中国开除一切附和陈独秀主张的同志；在莫斯科则以格·柏·乌的直接力量，将中山大学中几及半数的学生投进了监狱。
遭受了重重打击和诬蔑的陈独秀，并不如当时某些中央的领导者所想像，是“人所共弃的老狗”。
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他那时都还是最有声望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老人家的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曾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
在陈独秀起草的那篇有名的告同志书之后，跟着发表了一个集体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面签名的共八十一人，这些人都是老党员，曾经担任过重要工作，或当时仍然担任着地方或省委级工作。
除了签名者之外，还有许多干部是动摇的，他们很苦闷地犹豫着，决不定该跟“老头子”走好呢？还是跟“新中央”走好？
那时我还在中央，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这些个苦闷的动摇者。譬如组织部里做技术工作的黄文欢，因为他一向跟在独秀左右做书写工作，对老人有很深敬意，在“反取消派”时期表示得非常痛苦。
何柏丞是我们部里的交通员，几年来干内部工作的，对陈独秀也有深厚感情；当我被发现为托派，他与我作最后一次接触时，他甚至叹息着自己家累太重，言外之意，否则他倒是可能同我们一起走的。
说因为“家累太重”，以致使本想倾向托派的人停止了动摇，这话听起来似乎是不可信吧。
这里我必须谈一点当时共产党员的生活问题。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这是中外的任何政党皆然的。
列宁曾经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
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天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他们不能，其实也不想去倾覆资本主义。
布尔雪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多种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说是革命职业家的养成。有了这批专家，才得完成了那样艰巨的大业。
因此列宁的此一观念，本身是无可疵议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亦自当以这种专家能否养成为先决条件。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反托运动时候，这个“特效药”却显出了一种相当有害的“副作用”。在革命严重失败以后，重建起来的党机构，拥有了为数不少的革命职业家。这种人数目之多，至少在城市里，那是甚至超过了未曾职业化的普通党员的。
按照一般的组织办法，普通党员，即从事社会上普通职业的共产党员，应该缴纳党费，以此去维持那些用全部时间干党工作的革命职业家。
但因为党费收入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
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这种捐助生动地表示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授者与受者都极应当。
只有反动派才会对此作无聊的叫嚣；同时只有斯大林才会无耻地将此种捐助之靳或予来挑选兄弟党中的革命者，不过这事与我要讲的史实无关，不去谈它吧。
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二十五元，区委会的同志为十九元。这个数目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类，或有家属而“住机关”者，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但足够维持。
我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这点生活费而当共产党员的。那末我怎么又说，生活上的顾虑曾使某些倾向反对派的人停止动摇呢？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明确的分别。在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
而当时的斯大林路线与托洛次基路线，毕竟还只是同一革命党内的两个派系呀。在苏联，许多人牺牲了崇高地位与优越的生活，只为了追随托洛次基的主张；可是有更多的人，正为了要保持既得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以致放弃了反对派主张的。
在中国，情形不如苏联那么严重，两条路线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与西伯利亚，但是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
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
这一句非常符合于张国焘精神的说话，其实能表示不少当时动摇者的苦闷。
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
谁想得到呀，中国旧社会中就业的异常困难，竞在某种限度内帮助过斯大林主义来打击托洛次基主义。
话虽如此，因陈独秀变成托派而酿成的党内危机还是很严重的。由中央到各省省委，由党到青年团，由党组织到群众团体，到处发现了“取消派”的附和者，于是进行了有系统的清除运动。
在那一时期的《红旗》周报上，每一期上都登载了个别的和集体的开除党籍的通告。
不知道是周恩来真的不怀疑我的托派关系，还是明知我的关系而想给我一个“暗自转变”的机会，总之，在反托陈斗争的初期，完全没有牵涉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工作一切依旧。
我的态度是：拼命工作，尽少说话。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有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
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部（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陈独秀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文字优于语言的，但他们那种虽不漂亮的演讲，却能言简意。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实较逊一筹。
不过周恩来的此一弱点，倒给了我很大方便：我的有意沉默无从觉察了。健谈如恽代英和罗登贤，会议中也是不讲话的。他们多半在会议休息中，特别当停下来用膳时，才用闲谈方式，提出某些意见。
通那个时期，只有一次会议上我的发言，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关于江西苏区中的土地问题。江西意见由张国庶（张国焘之弟，后被蒋介石所枪决者)带来，其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认真发动土地革命，势必反对富农；但反对富农，与六大规定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不符。
这个“矛盾”使会议上的好些人为难。
周恩来发表了一大篇议论，可始终没明确说出：究竟应该根据斗争的客观事实来规定理论呢，还是固守理论来限制斗争。因为问题触及了斯托争论的核心之一，我便不自禁地发表了意见，说：如果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必须反对富农，那就反对吧，不必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这样说，自然不曾暴露我的托派立场，但它使座中人略略惊异了。对反托斗争有过经验的武扶经尤其敏感，竟提起这种说法的倾向性来，我于是又沉默了。
我的沉默使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三0年初春的大病；党籍则保留到莫斯科托派的全体被破坏，那边的叛变者供出了我的关系。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自从我们那批回国之后，据说仍有发展。
我走的时候，全苏联各学校里的托派约有二百多人；再有发展，大约要占当时所有中国学生的半数了（合共五百余人）。
对于这潜存的托派势力，我说过，以王明为首的学校党部是早具戒心的。但他们始终不曾料到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党部的估计中，真正的托派也许并不存在。
他们以为在一九二七年年尾早就扑灭干净了。一九二八年前后俄国地下反对派的飞速发展，王明等人当然不会知道，因为苏联的党官们不会告诉他们。他们怀疑由东方大学转入中大的同学，推测其中会杂有托派，但是最大多数的东大学生，据他们想，只是些倚老卖老的消极分子，并非真正托派。
因此，党部一向是以鄙视或歧视来对待东大学生，却不曾达到敌视程度。这态度的激剧转变，我相信是受了上海托派活动，特别是陈独秀变成托派的影响；而学校当局竭尽一切力量去破坏托派，一定还由于国际（亦即斯大林）的直接命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