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也是知名学者、文学家钱钟书之妻。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1911年7月17日，闻名江浙的大律师杨荫杭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女儿，给她取名季康。
在父母的关爱，姐妹的嬉闹中，季康渐渐长大，成了聪颖好学，个性活泼顽皮的孩子，她尤其喜爱读书，父亲因此对她特别钟爱。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这个爱看书的女娃娃，就是后来的杨绛。
对于文学的挚爱，旁人多会介绍钱先生为“杨绛的丈夫”。
也许人多以为，杨先生是在丈夫的感染下，才爱上文学的。实则不然，杨绛的成名，竟比钱锺书更早。她早年所著的剧本，被搬上舞台后，引来好评如潮。二人每每参加聚会，旁人多会介绍钱先生为“杨绛的丈夫”。
然而杨先生从未觉得，丈夫是比不上自己的。对于钱锺书的才学，她有着一种真切的钦佩与爱慕。她深知丈夫平日所读的书，早已化为肚里的真学问，自然不必为了眼前的功名而烦恼。
她认为所谓“围城”二字，并不仅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大体上便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钟书对她精到的解析极为赞叹，深感“失火我心”。
这种无以复加的感情契合，加之对于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便成就了这一对璧人。日积月累的夫妻生活，历经艰辛的磨难，二人总是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沉淀的是荣辱与共的患难真情。
（杨绛与钱钟书）
她以48岁“高龄“（学语言48岁学起已经是非常难了）毅然决定学西班牙语。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深爱这部小说，也深知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她找了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先生已有两门外语的基础，为译好《堂吉诃德》，她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48岁开始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
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杨先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约便是她的散文随笔《我们仨》了。书中娓娓道来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家庭生活，表达了对丈夫和女儿的深切绵长的怀念。1997年，当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后，杨绛和钱锺书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没有想到的一年后，丈夫也重病临终，弥留之际他余一眼未合，杨绛便附在他耳边安慰道：“你放心，有我呢！”钱先生这才放心地离开人世。谈到丈夫的离世杨绛说，“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1年，杨绛以仨人的名义，在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当年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10年之后，已达到800万元。对于独自读过的余生，杨绛通过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生与死》表明心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和杨绛的家很容易辨识。几百户人家里，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他们一家。
杨绛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1977年立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居所。37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曾经有记者专门去他们住所采访过他们同小区的邻居，每个人都这样感叹。钱杨夫妇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在的时候，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近作，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他们的家里客厅放了一张很久的书桌，书桌旁有两个同样很旧的椅子。有时，他们中的一个会在椅子上坐下来，静静地看书。过了一会，另一个也过来了，两个人眼光一对，彼此笑笑，也不搭话，就这样，静静地，彼此看着自己的书。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
钱钟书去世后，留下了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 7 万余页，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面世。
附：记者与杨绛谈话语录
记者郭红：手稿里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眼神不好的，会看不清；学问不够的，又看不懂。尤其是其中有些残页，头尾都不见了，但是您却把它们整理并粘贴出来，令人叹服人已。整理的过程是不是很艰苦？
杨绛：真是很艰苦！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去弄，我就不知道了。抽屉里是一堆，有的搁在封套里是一堆，有的乱的是一堆。有可能乱的那一堆是要扔的，我就分不出来了。剪下来的那个，我想他是要的。因为要不然他干嘛剪下来呢？第一次“三反运动”之前，我们有小朋友在大学里说，学生要检查老先生日记的。他的日记跟笔记混在一起的。他就把日记剪掉，留下的是笔记。他留下的，一沓一沓乱七八糟放在那儿，他大概也没有再看。
来到100岁，尽管已走到人生边上，她还继续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96岁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文字有着初生婴儿的纯真，从容坦然。
《走到人生边上》是百年杨绛的晚年作品，其间夹杂着大量玄幻、命理等内容，使其文字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闫立飞说：“玄幻、命理、梦境等内容实际是在隐喻现实，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读者在她的文字里既能感受到一种看透人生的平静，又能感受到一种难以遏制的强烈感情。痛极之处方显平静，而平静之中又蕴藏着极大的波澜。”闫立飞说：“文字之间看似是屈从于命数，而在杨绛先生平静的文字中，我们却能体会她对于丑恶事物的批判。”
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产生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如今，生命之火已然熄萎。我想，依照着杨绛先生的一生豁达来看，早已看破生死的她也必无遗憾。
中华大地上最后一个被称作先生的女性，与钱钟书共创佳话 传奇人物，一生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杨绛，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空留下一个传奇，供后人敬仰。
我们感叹花开的灿烂，也不无遗憾的感味着花落的无痕，正如人生的舞台一样，有舞台的搭建，也会有谢幕的时刻，不管其中多么的光亮，多么的璀璨，终归是永恒的一瞬间....转眼间又是一个美好的盛夏，最后让我们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仅以自勉：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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