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中出现这样的新闻：一辆“饱经风霜”的别克凯越毫无征兆的与一辆锃光瓦亮、牛气冲天的劳斯莱斯剐蹭在一起，交警现场判罚别克担负全责。瞬间，天价维修款把来自普通市民阶层的别克车主吓趴了，围观群众无不报以满腔无奈的恻隐之心。事实俱在，的确是别克全责，哪怕对方是无意的。这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谁犯错谁担责”。
但是，诉诸于我们最基本的常识与情感，在上述这种情形下，谁闯祸谁负责的规则显得如此的冷漠、无情，甚至于残忍，难道我们会毫无愧疚地目睹这位普通市民因为承担几十上百万的赔偿而被清空银行账户、变卖房产、甚至被剥夺正常生存的能力吗？常人皆有的同情之心使得我们根本无法轻松的目睹一个悲惨结局的诞生。或许我们只能期待劳斯莱斯的富翁车主慨然显示他的大度和同情，自己承担维修费的大头。但是，不是所有富翁都具备高度的道德自律和高尚情操，现实似乎也少有童话般的完美结局。
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相比，承受意外风险的能力毫无疑问更低。对富人而言，他的地下车库或许躺着四五辆顶级豪车，撞毁一辆就跟弄坏一辆玩具车一样平淡无奇；但对于普通市民而言，那辆开了上万公里、失去光泽的平价车是他生活的必需品，而他更无力承担意外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他需要小心翼翼的确保每天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工作稳定，来保障一个大致安稳的、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一次巨大的意外、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往往就能将一个小康之家轻易地拖入深渊。
如果我们排除一切社会的偏见，扪心自问，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目睹这个社会存在一个个因为意外而被击垮的家庭和个人，苦苦挣扎。只要我们承认，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够借以更好的追求幸福，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别克车主倾家荡产赔偿劳斯莱斯车主的事情发生。只要我们承认，某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是经过我们每一个人基于为了让自己能够幸福生活，而深度权衡、讨价还价之后，全体一致同意的结果，那么，我们绝不会选择让一个“弱者理所应当的承担全部风险”的制度来规制我们的生活。
这个社会永恒的存在着强者和弱者，强弱之间的不平等肇因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财富的、能力的、智慧的、机会的不平等。也因为存在着种种的不平等，在通往幸福的 道路上，有一部分人的旅程坦荡开阔、一帆风顺、诗情画意，而另一些人的路途则注定磕磕碰碰、跌宕起伏、曲折蜿蜒、甚至半途而废、抱憾而归。有些不平等是源于自然的，正如人与人之间有着体力、智力、毅力等诸多源于基因的、无法修正的差异，体力强大、智力超群者自然更有可能积累更多财富、获得更高地位，体力弱小、智力平庸者或许只能图一个温饱。有一些不平等是后天制度的产物，在一个鼓励效率、自由至上、忽视公平的社会，低税收、低福利的社会制度赋予了强者以足 够的自由来追求财富，在马太效应之下，不平等自我积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还有一些不平等是随机和偶然造成的，一个殷实的家庭也许会遭遇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沦落到社会底层、岌岌可危，就像那位别克车主一样。
我们选择的，能够有益于每一个人的社会制度，毫无疑问应该是既不阻碍强者变强，同时，也能够让弱者免于生存之虞的，这才是社会“正义”的内涵。自从人类走出丛林，组成社会以来，追求正义的步伐就未曾停止过，而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 书中，重点论证了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的产生。基于出生便存在的自然性的差异，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似乎都是无法消除“不平等”，所能做的只能是限制不平等的过度危害。
罗尔斯的《正义论》尝试提出一种社会正义的理论，来规制现实的不平等。他在书中阐述了“无知之幕”的理论。在无知之幕下，人们不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背 景、能力大小，以及自身将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也许我会是拥有上百亿美元财富的马云，但也有可能只是一文不名的街头流浪汉，因此在初始设计社会制度时，人们会采取“最大化社会成员平均福利的策略”，让社会制度有利于补偿最弱势的群体，哪怕他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不会过的很凄惨。绝对不会去选择一个强者恒强，但对弱者却没有任何保障和扶助的社会制度。
蒙尔绍尼也在他的正义理论中提出，“风险情形下的最优决策理论使一个人相信他可能以某一概率处于任意的另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中，因此最好的公共选择策略是最大化社会成员全体平均的福利水平，这一策略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对那些最不幸的人真诚的表示同情，并提供帮助。罗尔斯和蒙尔绍尼的正义理论，都在要求对弱势 群体的扶助，让社会分配的规则有利于保障弱者的基本生存。
在一个不保障弱者或者承认巨大的不平等的合理性的社会，任何人都可能遭受损害。任何一个上层社会人士都可能因为意外事件的发生跌入最底层，如果不在社会制度体系中设置保障弱势群体的功能，则任何人都有遭遇不幸而苦苦挣扎、无法翻身的概率。
不平等的不断累积，将持续削弱社会中弱者与强者对等谈判的能力。最终，在制定社会规则的过程中，强势群体因为强大的地位和能量，将不愿意向弱势一方妥协，甚至不愿与之谈判，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强行实行一套完全有利于自身的社会规则，自然而然的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作威作福。不平等的积累最终将导致自由的消失。自由的消失换来的不是稳定，而是不断累积的阶层对立，弱势群体无法在平等的对话和谈判机制中与社会上层进行利益的协商和博弈，敌意就会不断加深、矛盾日益月累，最终将无法避免血腥的冲突。2011年，突尼斯街头小贩的自焚就是社会在不平等不断累积之下，弱势群体对强权的一次烈性的反抗，这种反抗点燃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自二战以来，压抑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威权强人政权的怒火，而正是这些威权政府将自身的权力与市场金钱相结合，集聚起了控制底层民众的强大暴力，在自己的国家塑造了贫富高度分化、民众毫无政治权利、阶层对立的畸形社会。
事实上，不平等的累积本身给强势群体制造了一枚定时炸弹。在一个被流浪汉和平民窟包围的富人区，将不会存在任何安全感，因为你随时都得提防着这些无产者会不会在哪一天冲破围墙，洗劫自己富丽堂皇的别墅。
社会制度的设计要最大可能的保证最弱势群体的利益，风险要让那些具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承担。让一个弱势的小市民担负几十上百万的赔偿，会让他从此陷入绝境，让两者之间的不平等瞬间拉大到极限。正义要求我们，去改善弱者的生存环境，让他们不至于无法正常生存，甚至导致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无人辅助的冷漠世界。因此，回到开头的那一幕场景，虽然别克车主无意的给劳斯莱斯富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制度规则应该设计成有利于弱者，交通法应该规定在上述情景之下，不管是否别克全责，豪车车主都应该承担自身损失的大头；或者，应该要求强势的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境下，履行无限赔偿责任，“风险让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承受”。
在这个社会之中，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俯拾皆是，不仅在于上述那种偶然出现的极端情况。从受百度虚假医疗广告蒙骗的魏则西、注射假疫苗致死的孩童、被警察暴力 执法的无辜路人，到在毫无人身保障的煤矿烙下病根的尘肺病人。这些弱势群体的普遍特征是，身处社会底层，缺乏权利、较少教育、没有财富积累、或是遭受命运的捉弄。他们没有强大的话语权来申诉自己的不幸，引发社会的同情和关注；没有强大的民间组织做后盾获取伸张正义的机会，他们的悲惨境地似乎是注定和漫漫无期的。不幸也断然没有减少的趋势，以至于随着更加不幸的个体和事件的源源发生，公众的同情和恻隐也在慢慢消磨，变得异常麻木。若没有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来创制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规则，若不赋予他们应得的权利，这些人的悲惨境地将永远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正义状态也将持续。在这种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之下，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安全的，当我们任意一个人因为偶然而不可测的因素从社会的顶层掉落到底层时，我们都将直面这些冷冰冰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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