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据“茶圣”唐人陆羽在《茶经·七·茶之事》中考证：“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此资料源自《神农本草经》所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在此处，古人将茶写作“荼”字。唐以前，“荼”有两种读音，读“茶”音时是专指茶叶的名词，读“荼”音时，用做动词如“荼炭”。此外，还将茶称作“槚”、“荈”、“茗”、“蔎”等不同名称。到了唐代，为和“如火如荼”的动词之音律相区别，唐人将名词“荼”去掉一横，变成了专业的“茶”字。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中华文明创始之初的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了茶，并采摘茶作为解毒的天然饮品，为人类发现和应用茶叶使之成为重要的绿色保健饮品做出了贡献。
《尔雅·释木篇》记有：“槚，苦荼（茶）”，开始了我国文字记载茶的历史。再经汉晋六朝的逐步发展，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起来，特别因唐代佛教禅宗打坐的需要和文人士大夫大量吟诗咏茶的推崇，饮茶之风已深入到唐代社会的生活之中。陆羽是盛唐晚期至中唐初人，在其《茶经·六·茶之饮》中曾明确记叙，饮茶在当时已“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表明在盛唐晚和中唐初，饮茶之风已犹如磅礴的水流浸透在社会习俗之中。从西京长安到东都洛阳，从长江中游的荆楚，深入到巴蜀四川，已经遍及到家家户户都在饮茶。
饮茶在唐代不仅得到普及，而且在对茶叶的采、造、制、饮等工艺和方式方法上有了全面提高，进而更提升为一种文化层次的茶艺、茶道和茶文化。在唐以前，我国虽然已有悠久的采茶和饮茶之历史，但对饮茶的方式并不是很讲究。从汉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茗饮”的方法可说是与“淪蔬而啜之无异”，都是采摘茶叶煮汁而食的粗饮方式。到了唐代，不仅饮茶之风日盛，而且对茶叶的加工制作和饮茶方式也由粗变精，日渐提升、完善和讲究。正是此种“盛于国朝”的饮茶之风，为陆羽潜心于茶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和社会的物质基础，从而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
《茶经》书影
陆羽的《茶经》脱稿付梓于中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全书七千余言，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等十章，是一部系统研究、总结我国茶叶历史、源流、唐代现状、生产技术及饮茶技艺、茶具、茶器和茶道原理的纪实之作。《茶经》的问世，对我国茶业、茶饮、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天下盖知茶矣”，《封氏闻见记》所见之中唐时“自邹、齐、仓、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表明除家家户户都饮茶外，在全国不少城市还开了专卖煎茶的店铺。而被人们奉为“茶圣”、“茶神”的陆羽，在“鬻茶之家，陶为其象，置于炀器之间”，成为茶肆中供奉的茶神。
陆羽的《茶经》所记，全是唐代的真实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唐人制茶的程序大体为：采、蒸、捣、拍、焙、灸、碾、罗、煮等工序和方法，与我们今天的饮茶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的焙、灸、碾、罗、煮都是为煎末茶所必经的加工烹煮过程。这种“煮而饮之”的煎茶方式，比现今茶叶片冲泡的方式要复杂得多，所用的器具也很不一样。
唐代煎茶使用的茶器，在陆羽《茶经·四·茶之器》中做了详细的记述，共有二十四种之多。这二十四种茶具为：风炉、筥、炭挝、火筴、（釜）、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等。此外还有都篮，是专门用来盛装二十四种茶具的竹篮，将二十四种茶具全都装入此篮中，所以称为都篮。在《茶经·九·茶之略》陆羽虽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何种，但总体而言，煎茶饮茶的要求是应该十分完备的。在同一章文字中，陆羽曾专门指出：“但域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记有：陆羽“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都篮）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表明煎茶饮茶的二十四种茶具，在唐代曾普遍贮藏和使用。
唐代采用烹煮方式而流行社会的煎茶习俗，至五代和宋金依然流行。在五代宋金时期又出现了点茶和斗茶等新的饮茶方式及茶艺，但煎茶习俗依然延续不断。因此，煎茶所用的各种茶具，不仅唐代具有，五代和宋金时期依然存在。其遗风遗俗，在边远和少数民族甚至流传至今。
唐代煎茶的二十四种茶具，分别采用石、木、竹、藤、金属和陶瓷等多种材料制作。其中有不少为陶瓷器茶具。而铜川黄堡的耀州窑陶瓷茶具是其中的一部分。前文指出：盛唐以后两京地区盛行饮茶，中唐后两京便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以长安城而言，为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盛行饮茶，所需茶具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而位于唐国都长安京畿地区唯一的大型陶瓷窑场，耀州窑理所应当要为唐长安城京畿及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大量的陶瓷茶具。
多年来，在耀州窑遗址和唐长安城遗址以及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唐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与煎茶方式相关的耀州窑陶瓷茶具，出土的陶瓷茶具残器标本更是多不胜收。在此，我们比照陆羽《茶经·四·茶之器》所罗列的茶具中可以用陶瓷制作的一些茶具，介绍给大家。
唐黄堡窑黑釉釜（左下、右下）
鍑（釜）：是煎煮茶的器具。《茶经》中载：“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釜在耀州窑唐代的陶瓷中多有出土，所见有无釉的素烧釜，低温棕黄釉釜以及黑釉和青釉的瓷釜。其中黑釉釜出土最多，青釉釜制作最精。耀州窑出土的所有釜类，瓷釉品种和大小虽有别，但造型大体相似，均为敛口、出唇、圆肩、鼓腹、小平底或圜底。在肩和腹相交处，设有一周环形宽鋬。耀州窑生产的此类釜，盛唐开始出现，腹较斜，小平底。中唐后腹部更加鼓起，底部日渐加宽，进而成为圜底。造型上的这种变化，是为了更便利获得炉火加热的体积，使釜内的热水和烹煮的末茶获得更多的热量，尽快沸腾起来。这些耀州窑烧制的煎茶釜，器内均施有各种瓷釉，器外仅环形宽鋬沿以上施釉，鋬沿以下无釉露胎，既便利了茶叶末在釜内煎煮时“滑于内，易其摩涤”，同时干净和方便，又有利于鋬沿下的露胎“沙涩于外，吸其炎焰”，可以大面积着受柴火，受热又快又均匀，而且避免了瓷质器物的炸裂。整体造型和施釉工艺都设计科学、美观、实用。只可惜陆羽身处江南，无缘见到大唐京畿窑的这些瓷釜，在《茶经》中没能记载。
素烧单柄煎茶罐：耀州窑到晚唐和五代，又制作出一种小型的无釉素烧单柄罐煎茶器。此种单柄罐的造型均为外侈大口圆唇、直径、鼓腹，肩颈一侧有宽扁形单柄把手。晚唐时期有高矮两种，高体单柄罐先出现，特点是深腹下斜收，饼足。矮体单柄罐出现略晚，特点是球形或半球形鼓腹，饼足或宽矮圈足。高、矮两种罐体相比较，矮体的造型更便利于大面积均匀受热，虽比高体罐出现晚。矮体罐出现后，高体罐逐渐被淘汰。到了五代，在晚唐球形鼓腹矮体单柄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加短流和小盖的素烧单柄执壶形煎茶罐的新造型。这三种煎茶罐的出现，均在陆羽《茶经》之后，是对陆羽所记载的二十四中煎茶具的新发展。
法门寺地宫曾出土有鎏金鸿雁流云纹银制茶碾（下）
碾：是碾磨和粉碎茶叶的工具，由碾槽和碾轮组合而成。在《茶经》中“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在法门寺地宫曾出土有鎏金鸿雁流云纹银制茶碾，是皇帝用的极品茶碾具。瓷制的茶碾，耀州窑仅在唐代层有发现，出土有4件茶碾残器，黑釉和茶叶末釉各2件。均为外长方形，内圆弧形槽，槽内无釉露胎，槽外施满釉，侧边宽和高近长方形，残存长近半。4件唐代的残茶碾，黑、茶两色釉各一件素面，各一件器外有壸门装饰。饰茶叶末釉壸门装饰的瓷茶碾还刻有“李万”二字，应是专门为某人订制的烧坏了的茶碾。此发现表明，耀州窑在唐代不仅制作茶碾在市场上销售，而且还有人在窑场专门订购为自己或他人特制的茶碾。
唐黄堡窑茶叶末釉瓷茶碾
与瓷茶碾相配套的是瓷茶碾轮。窑址出土了5件：2件黑釉、1件茶末釉、2件素烧无釉，均为扁圆形，中间厚，边沿薄，中心有轴孔，可以穿置木碾轴，与瓷茶碾配套使用。
擂钵与擂棒：是耀州窑生产最多的一种研磨粉碎茶叶的瓷器。在遗址中有大量出土，不仅数量多，瓷釉品种也丰富。仅《唐代黄堡窑址》一书，就选取了窑址唐代地层出土的可复原器236件，其中青釉擂钵2件，黑釉擂钵214件，茶叶末釉20件。唐代擂钵的造型为腹较浅的钵式，斜弧腹或圆腹，饼足或宽矮圈足。大体可分为三种型式。一型擂钵，是敛口另设流式擂钵，流和钵连接处有一透孔。研磨粉碎的茶末，可通过钵孔，从流中倒出。
唐黄堡窑黑釉擂钵
二型擂钵是敛口自设流式擂钵，是在钵成型时直接从器口一侧捏出一个内宽外窄的流来，造型虽简单化，但更加利于使用。
唐黄堡窑擂钵与擂棒
唐黄堡窑擂钵与擂棒
三型擂钵为敞口（或侈口）式擂钵，全部不设流。使用时，利用外敞或外侈的出沿，将粉碎好的茶叶末釉倒出。此种擂钵虽不设流，但因敞口或侈口在倾斜下倒时，均呈下滑的坡形，茶末可自然倒出。
三种造型的擂钵均与擂棒配合使用。擂棒也称研磨棒，为一种直柄另一头设球状或半球状杵头的棒状器物，茶末入擂钵后，经擂棒从中研磨。研磨时，呈外凸弧状的杵头，紧紧贴在呈内凹状的擂钵器壁，茶末在两器的摩擦力下，快速粉碎。
特别使笔者感到新奇和衷心赞赏的是这数百件唐代耀州窑的擂钵，几乎件件都在钵内采用篦纹划花的技法，加施了各种各样的满布于钵内壁的下凹阳纹，从而大大增加了器内粗涩度和摩擦力。让人意外的是数百件擂钵中的篦划纹，全部不是随意所为，件件都有图案，有对称布局、十字布局、内外圈布局、旋转布局。纹饰有禾苗、朵花、枝叶、动物、路、文字、水波等等，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变化丰富，具有极强的动态。件件擂钵的篦划纹，都是一种让人欣赏领悟的、感叹不已的艺术品。
（文章来源：《收藏界》2014年第1期，原文标题：《陆羽〈茶经〉与耀州窑之煎茶器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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