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汕尾，生活着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色彩和历史传统的社会群体——疍民（亦称瓯船渔民），他们是先秦时期越族的遗裔，世世代代活动于南海之中，浮家泛宅，把舵扬帆，随潮来往，捕鱼为生。他们现在的人口约10万人，仅占汕尾总人口的3%，但他们却是这里的原居民。
在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民族，称越族，遍布中国南方，其中的扬越在今江苏、江西，于越在今浙江，瓯越在今浙江南部，闽越在今浙江、福建北部和江西东部，南越在今广东，骆越在今广东、广西、贵州及越南北部，夷越在今云南、贵州及湖南西部，夔越在今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西越在今广西及广东部分地区，滇越在今云南，山越在今苏、浙、皖、赣、闽、粤部分山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土著人（俗称南蛮）。
他们的祖先活动在汕尾一带，要远溯到五六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他们是南越的一个分支，他们除了农作和狩猎之外，还使用打制和烧制的捕鱼工具，从事海洋开发，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埔上墩、打石城、角青山、元颠山、麒麟山等50多处史前遗址。著名考古学家翦伯赞对这些遗址的评价是：“在最早期文化中，有旧石器文化的存在，在最晚期的文化中，则出现了青铜器乃至铁器。由此足以证明海丰县的史前文化，实代表一个最悠久的时代。”
《周易·系辞下》有，“刳木为舟，刻木为楫”，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这是对古越人开发海洋的最早记述。我们从汕尾史前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凿、石刮削器等文物可以看出，这时的古越人已能制造独木舟，驾舟捕鱼；从汕尾史前遗址出土的石纺轮、石网坠等文物可以看出，这时的古越人已能将沿海丛生的黄麻等纤维纺织成绳线，以绳线结网，并在网的下缘系上石网坠，使网罟沉入海中，藉此捕捞鱼虾类；从汕尾史前遗址出土的石鱼叉、骨鱼叉、石箭簇等文物可以看出，这时的古越人已能使用这些工具射杀大型海洋动物。
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渔业，对于生活在汕尾的古越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产业。据出土的文物推断，他们的主要渔捞区域在河口和海湾。他们把“干栏”式的寮屋搭建在离江海不远的沙丘上，多数位于朝南向阳的地方，以便采捕螺贝类。他们吃食后把贝壳丢在住处附近，日长月久就形成了贝丘堆积层，于是便有了陆丰西山及城区沙坑等贝丘遗址。
光绪版《惠州府志》云：“按鳞介之属多出海丰。”汕尾沿海具有得天独厚的水产资源，这里的古越人在开发海洋中，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开始有了美的追求，他们将渔获的贝齿、珍珠、玳瑁、珊瑚，加工成戒指、颈圈、耳环等装饰品，用来打扮自己。然而，他们出产的这些有机珠宝，引起了中原统治者的馋涎，结果招惹了祸害。《汲冢周书》载：“今伊尹定南蛮，令以珠玑、玳瑁……以献。”（注：伊尹，商朝宰相；南蛮，南越）。
古越人及其后裔（即汕尾瓯船疍民先祖）的悲惨遭遇
大量的历史文献证实，现在的疍民与古越人一脉相承，他们是自秦以来，历经数次战火劫难而遗存下来的古越人后裔。因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博罗县》中说：“疍民为越人之遗民。”罗汝南在《中国近世舆图说》中也说：“沿海疍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出兵征伐南越。《风俗》载：“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凿河通道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此即入丛薄中之遗民耶？以渔钓为乐，以舟为宅，籍隶河泊所，岁课计户验船征之。”这是越人首次离开陆地、下海为疍的记录。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大军平定南越，凿通了闽粤险道——海丰羊蹄岭，开辟了一条中原移民从东线南下广东的通道，迫使越人为避开战乱和中原移民的侵扰而下海为疍。《晋书·陶璜上疏》载：“晋时广州南岸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蛮疍杂居。”《惠州府志》也载：“厥祖被干戈所扰，潜民水泊中，子孙习惯，乐居于舟。海丰七港，在在有之。”
越人遭受灭族之灾是在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年)，大将狄青残酷镇压了两广侬智高的起义，其部将惠州团练副使杨文广也率兵征伐海丰南蛮十八峒的盟主金龙公主，将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驱尽杀绝，迫使他们或再次下海为疍，或逐渐被汉民同化。自此以后，再不见史书提及越族。宋《太平寰宇记》载：“蜑疍户，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宋《元丰九域志》又载：海丰县有纳税主户1878户，客户7186户。主户即越人户籍，客户即中原移民户籍。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到达汕尾的中原移民，其数量已经超出了当地越人的数倍。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全面解除粤东海禁，允许渔船出海生产，这时疍民才藉以恢复生机。从解除海禁起经过了3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汕尾的疍民渔船才恢复到2074艘。
历尽生死劫
明《惠州府志》载：“疍民，此乃水居者也，只船支浆，衣不盖肤，计舟纳课。”越人下海为疍后，处境危窘，成了一个灾难深沉的群体。汕尾的疍民，他们既是封建渔奴制度的受害者，又是战争的受害者，苦难多多。
渔奴制度是对疍民的一大摧残。汕尾疍民在渔父（渔奴主）的掌控下，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的悲惨生活。陆丰甲子的《范姓族谱序》载：南宋初年，甲子港出现了拥有千艘疍船的李姓渔父，残酷的渔奴制度开始在甲子港产生。《东江区沿海疍民调查报告》（1953年）载：“渔奴制度起于览表和甲子，随着渔奴的买卖和逃亡，瓯船疍民渐次向西迁移，散布于碣石、金厢、湖东、乌坎、汕尾、新港、平海、后门、小漠……等湾头，足迹所到之地，渔奴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形式与内容上也起了很大的演变”。
清末民初，汕尾的渔奴制度大致是这样的：渔父出资（称顺风价）购买10%的渔船，疍民舵工出资购买90%的渔船及全部船上工具，此后船权及舵工的人身权均属渔父，渔父不负责渔船维修及任何生产费用，却享有渔获物的发卖权，并无限期地收取渔获产值的20%作为抽花钱，舵工如转往它船劳作，需经渔父首肯，同时要交纳自身收入的3%～5%作为抽花钱。汕尾港有一周姓渔父，他在分家文书中把抽花钱与土地、房产等并列，分给子孙。汕尾疍民除受到渔父的盘剥外，还受到渔栏主、渔霸、馆头、社头、庙祝、海匪、地痞流氓、保长甲长等的盘剥，例如新港的疍民，他们受到的盘剥名目就多达29种。
丰富的渔文化
渔文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渔民在渔业生产实践中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动力。汕尾的疍民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渔文化。
渔歌。它是当地疍民为抒发内心情感，诉说日常生活和表达生产劳动情景而创作的歌曲。它的曲式多为七言四句体，基本上保持着民歌五音调式；它的类型多样，有捕鱼歌、恋情歌、婚嫁歌、斗歌、生活情趣歌和后勤服务歌等；它的节奏和缓，音韵和谐，旋律优美细腻，分为担伞调、东风调、丰收调、姑妹腔和大纭歌等调式。它的歌词简朴通俗、生动活泼，充满江海生活韵味；它的演唱形式多姿多彩，有独唱、对唱、轮唱、重唱和合唱。汕尾渔歌产生于宋、元时期，为当地疍民祖辈相传至今，独具一格，上世纪60年代，著名女渔歌手徐十一等首进羊城在中山纪念堂演出，获得奖项并轰动了整个乐坛。
渔谚。它是当地疍民渔业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它以富有韵律的语言，以生动简洁、易于记忆的形式，流传于渔区；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即使在现今社会，对指导渔业生产仍有一定的意义。汕尾渔谚内容丰富，由渔场渔汛、渔具渔法、水生动物生态，以及海况、风况和雨况等部分组成。在渔场渔汛中有“清明过三日，带鱼走得尾直直”，意即来到汕尾外海渔场的带鱼，清明时节产完卵后，就立即往东北方向进行索饵洄游；在渔具渔法中有“一浔水七浔索”，意即拖网作业时，拖缆长度与水深之比为1∶7；在水生动物生态中有“正月虾蛄，二月九再，三月咸蚬”，意即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三月，分别是虾蛄、九再（海蟹的一种）和黄蚬的性成熟期，它们长得体肥膏满，品尝起来味道最佳；在雨况中有“东头乌云起，无风必有雨”，意即早晨若东方乌云密布，当天就会刮风或下雨。
妈祖庙会。妈祖，又称天后，为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安全的女神。“航船跑马三分命”，旧时渔船海上作业常常出现海难，因此疍民们十分崇拜妈祖，祈求妈祖保佑，让他们出海平安，鱼虾丰收。汕尾的疍民也不例外，凡有疍民渔船聚泊的港口，都建有妈祖庙，如城区的奎山港、新港、马宫港、龟龄（岛）港，海丰的大德港、小漠港、后门港，陆丰的甲子港、碣石港、乌坎港等。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妈祖的诞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汕尾的疍民都要举行隆重的妈祖庙会，他们结伴前往还愿和许愿，这时的妈祖庙张灯结彩，热闹非常。新港（现已溃毁）是疍民渔船最集中的地方，清光绪五年（1879年）聚泊有渔船1300余艘、疍民7000余人，形成了水上渔村——新港浮水乡，这里的妈祖庙称大华妈祖庙，又称“圣旨妈”。说起这个别称，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命官赖天祥、林景等乘船经过汕尾外海面，时值黑夜，又遇大风暴，望有灯火之处，遂靠岸避风，天亮之后才知道灯光是从附近的大华妈祖庙发出的，官船既保得平安，于是回朝奏本，乾隆帝下旨重修该庙，现在勒刻于大华妈祖庙后面石壁上的“回澜保障”四个大字，就是游击赖天祥、守备林景所题（注：游击、守备，均为清代武官官阶）。因此，这座妈祖庙就有了“圣旨妈”的别称。
疍家婚俗。疍民的婚嫁有别于陆上人家，他们通常是疍家与疍家间通婚，由媒人介绍，父母主婚，商定聘金，男方择定吉日良辰娶新娘。新娘出嫁的前晚，娘家必须“哭嫁”，新娘、母亲、嫂子等边哭边唱着《心焦歌》、《叮咛歌》、《打扮细姑做新人》等渔歌，抒发离别之情。迎娶之日，女方的彩船先停泊在某处海面，男方的彩船随后到来，他们边唱着《麻船歌》边靠近女方彩船，亲朋好友的渔船也陆续前来凑热闹。这时，两船开始对歌：首先，男方船上两位渔妇唱《船杆抽起一下镖》、《媳妇娶来心头松》等渔歌；接着，女方船上两位渔妇对唱《新娘生好兼青春》等渔歌；然后，新郎唱“这枝好花兄爱摘”，新娘对唱“手拈金扇缀君来”；最后，新郎新娘合唱“是阮两人唔甘嫌”。在这对歌的热闹气氛中，衣着鲜艳的新娘由“好命妈”（多子多孙的老渔妇）牵着登上男方的彩船成亲。
中海渔民面临新问题
共和国成立后，汕尾疍民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他们选出自己的人民代表，出席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参与政权管理，他们的生产、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全国性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们的渔捞效益逐年下降，返贫现象十分严重，正处于窘境之中，亟需政府的扶持。
1952年，汕尾各港口进行了渔业民主改革，镇压渔父、渔霸、渔栏主等，废除了封建渔奴制度，建立了渔民协会、渔民工会、渔业供销合作社等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在这次渔业民主改革中，贫苦出身的钟妈孙成了第一位当上了乡长（新港乡）的疍民，随后还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汕尾各港口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疍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7年，汕尾港的疍民（原聚泊在新港）迁入汕尾镇内定居，形成了一个拥有6779人的渔民新村；1958年，甲子港的疍民也建设了渔民新村，入住6780人。此后，汕尾各港口的渔民新村相继建成，疍民结束了几千年来漂泊江海的生活。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疍民的人口和渔船迅速增加，例如汕尾港的疍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有563户、3431人，拥有单拖渔船（虾船）130艘，到了汕尾置市前夕的1987年，增加到2317户、15429人，拥有单拖渔船（虾船）392艘。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渔不成讯，种不成群，这正如中国海洋大学陈大刚教授所说的：目前我国90%以上的渔场已经无鱼可捕。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加上主要生产资料柴油，其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疍民的渔捞生产入不敷出，因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现在他们已成了广东继水库移民、石灰岩地区移民之后的又一贫困群体。据2001年统计，汕尾市的海洋渔业人口15.85万人，人均年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1872元）的有7031户、36964人，占了海洋渔业人口的23.3%，其中人均年收入低于省特困线（1500元）的特困户有6774户。这些特困户，绝大多数为从事中海作业的疍民。
汕尾的渔业大体可分为深海作业、中海作业和浅海作业3种类型。从事深海作业的渔民，他们的渔船功率大，作业范围广，可以到更远的渔场生产。从事浅海作业的渔民都是陆上居民，他们有的有土地，可以务农，有的有经商经验，可以做些小本生意。但是，从事中海作业的渔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疍民，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文化水平低，社交范围窄，他们要继续从事中海作业，支出大于收入，连年亏损，他们要转作他业，又是耕作无土地、从工无技能、经商无资本，他们正处于两难之间。因此，各级政府应把解决贫困疍民问题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一方面，要把贫困疍民列入社会低保对象，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另一方面，要免费为他们提供转产转业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顺利转产转业，争取早日脱贫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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