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袁迪宝，84岁，厦门人；妻子李丹妮，85岁，法国人。1956年，他们在中国相爱，不得已分别，保持通信却再未见面，丹妮一直未婚。2011年，两人在中国厦门重逢，3天后结婚。这段爱情佳话里最动人的部分，是双方对道德和责任的坚守，以及深深隐藏但从未泯灭过的爱。传奇之后，这种爱就化为了两人相伴共度余生的绵绵深情。这比传奇本身，更有力量。
暮年牵手的夫妇
9月26日，是84岁的袁迪宝与85岁的李丹妮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两年中，如果是平常的一天，他们会这样来度过：上午，袁迪宝要去游泳；李丹妮则会打扫房间，把丈夫的衣服和手帕从大到小一件件熨好。下午，李丹妮会做些备课的工作，每星期厦门大学法语系的学生要来三个人到她家，由李丹妮主持一个法语角的活动。袁迪宝有三个儿子，老大的孩子有时来找李丹妮辅导英语，老二的孩子准备去法国进修室内装饰艺术，会间或来补习法语；袁迪宝则在编辑和润色李丹妮的法文传记《混血儿》的中文译稿。
下午工作的时候，两个人话不多。但是李丹妮告诉记者，那有一种共同倾注精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即使都沉默，也很美好”。晚上吃过饭，袁迪宝要和李丹妮在复式住宅的楼上一层来回散步。散步的时候，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老三袁维群和妻子欧阳鹭英常能听见他们热烈地交谈。袁迪宝的听力很差，凭借助听器，才能听见依稀的声音，因此控制不好自己的音量，声音大如洪钟。高兴起来，袁迪宝会对着李丹妮唱歌，经常是那首美国音乐片《翠堤春晓》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清晨/你说你爱我/那时我们还年轻。”这是在浙江医学院求学时，袁迪宝曾和李丹妮一起唱的歌。只不过现在人真的老了。“她说年纪大了，嗓子哑了，不愿意唱。我就照唱不误。”袁迪宝说。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调儿都跑到天边了。李丹妮笑倒在他身上，袁维群和妻子也笑成一团。
常有“粉丝”冒冒失失敲开他们的家门。“只为了告诉我们，他们看到我们的故事，觉得很传奇，也很感动。”袁迪宝说，“其实不可思议的只是这辈子我和丹妮还有可能再见面。其他的事情很平淡啊，就是互相爱慕、客观原因分开，又重逢。”袁迪宝记得，那是在2010年的春节，儿媳妇欧阳鹭英听到了他和丹妮那段遗憾的往事，便鼓励他给失去联系许久的丹妮重新写信。奇迹发生了，袁迪宝在2010年3月31日寄出第一封信，4月17日便收到了李丹妮的回信。
李丹妮的视力最近下降得厉害，路看不清，步子也就跟着变得不坚定，她需要拉着袁迪宝。袁迪宝的听力几乎为零，每句话都需要由李丹妮把嘴唇贴在他的耳朵上，和他耳语来重复。“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说。即使坐在沙发上，两个人的手也紧扣在一起。
“土包子”的内心世界
1958年，袁迪宝和妻子黄秀雪的第一个孩子降生，袁迪宝给他起小名“尘生”，之后的老二则有个小名叫“金星”。“尘生就是李丹妮的中文名字。她出生在北京的春天，正是漫天风沙的季节。和她父母相熟悉的散文家孙福熙说，名字里要有个‘尘’字。丹妮的母亲很喜欢这个字，说它代表着为人的谦卑和低调。遥望‘金星’来寄托相思，则是袁迪宝和李丹妮分离时的约定。”
袁迪宝总是说自己是个“土包子”，这是玩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李丹妮的钦慕。“你问我丹妮会不会和我去游泳？她才不会游泳呢！上山、下海都是我们这些粗野的‘土包子’才会做的，她是读书做学问的人，怎么会呢？”又或者：“她第一次给我们上俄语课。她穿着连衣裙，像天仙一样从教室门口飘进来，每走一步我们这些‘土包子’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当时是1953年，袁迪宝在杭州的浙江医学院读公共卫生系，中法混血的李丹妮是他的俄文老师。袁迪宝有着学俄文的天赋，成为班里的俄语课代表，本人又很渴望继续学习英语，就向原是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李丹妮反映了这个想法，由李丹妮私下单独辅导，一对一来教授英语。学习完毕，两人会到离李丹妮家不远的西湖风景区去散步。“时间久了，心里便有了朦胧的好感。有一次我们去灵隐寺爬山，我先唱了首歌，她回了我一首俄语歌。回去一查书，原来是这样的歌词：‘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没法讲出来。’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意。”袁迪宝说。
袁迪宝有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李丹妮，并且随着对丹妮的爱慕加深，陷入一种自责当中。在奔赴大学的10天之前，他已经在厦门和姐姐介绍认识的护士同事黄秀雪结婚。他和黄秀雪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过程，只是家人觉得袁迪宝的年龄大了，黄家和袁家也还是门当户对，两人便结合在一起。在升入“大三”这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所在的公共医学系并入四川医学院（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袁迪宝需要去成都完成之后的学业。临别之际，袁迪宝终于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告诉给李丹妮。“她说，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位女人的痛苦之上。我们说好要像兄妹一样保持书信联系。我们想念对方时，就看天空中的那颗金星。它叫启明星，又叫长庚星。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天快黑的时候，西南方就会最先出现这颗很亮的星。”在以后的岁月里，袁迪宝常常清晨4点钟爬起来，跑到山间去看那颗星星。“我觉得她也在看，我们是在星星上相会的。现在聊起来，我们都骂自己傻。她到了里昂之后，我们就有时差。我看的时候，她哪里在同时看呀！”
谈及与去世的妻子黄秀雪之间的婚姻，袁迪宝用“敬重”这个词来形容他对她的情意。黄秀雪是知道袁迪宝和李丹妮的感情的，她同样是个伟大的女人。欧阳鹭英说，袁迪宝在家里的写字桌上一度就压着一张李丹妮的照片。
50年前的李丹妮和袁迪宝
袁迪宝和李丹妮自1954年开始通信。“我看我回到成都后给丹妮写的信，两三天就写一封，怕邮资太贵，信总是攒够一星期再发。我当年的字密密麻麻，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呀！”袁迪宝一副费解的表情笑着说。1957年，袁迪宝大学毕业，从成都返回厦门，又绕道去了杭州。实际上以后每次有机会去周边地方出差，袁迪宝都到杭州看看。“那次在已经人去楼空的位于灯芯巷29号的李宅门口走来走去，回想那时在她家做客的场景。又到西湖边上，去看当年共同欣赏的景色。”在金华的黄龙洞，袁迪宝找人拍了张照片，寄给已经去法国一年的丹妮。“丹妮再次给我看了那张照片，反面写着一首诗：‘万里千山自川归，欲见君心似箭飞。昔日挽手欢游地，泪雨共侵心与衣。’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曾写的诗，当时的感情这样真挚。”
2010年3月的第一封去信后，袁迪宝了解到李丹妮一直是孑然一身。于是他去信：“我日夜思念着你，只有默默唱歌，纾解心结。你独身至今，信物也留存至今，请原谅我的负罪感，我们要重生。如果你愿意，来厦门后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你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儿、媳、孙一定会把你当妈妈、奶奶尊敬的。”虽然错过了两人最好的年华，但所幸有机会一起终老。
混血儿的美丽与哀愁
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广东梅县人。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娶了染织厂女工珍妮为妻，婚后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先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音乐。跟他一起学美术的同乡，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林风眠还专门画过她的家庭。混血儿的身份给了李丹妮标致的容貌，让人赞叹的语言天赋，但却是她认为的一生磨难的根源。
1956年，李丹妮和父母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李树化因为没有护照，在中国香港和妻女分离，去了泰国，那里有李家经营的珠宝行。直到1962年李树化才到达法国和家人团聚。“我们可以选择乘坐飞机，但是我坚持乘船，那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想睡一觉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想在船上，好好看看这个我生活了将近30年的国家，和它慢慢告别。”但始料不及的是，一到法国她就陷入了为生计奔波的境地。
1965年，李丹妮收到了来自袁迪宝的来信后，选择了不再回复。其实从信件的内容和篇幅上看，袁迪宝的家庭事务越来越牵扯他的精力。
为了能和中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当教师的收入要比从事秘书工作的收入减少一半，李丹妮还是选择到里昂第三大学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中文。在53岁时，她如愿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成为中文系的终身副教授。为了表彰她对中法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1992年法国政府授予李丹妮骑士勋章，为她出版了传记《混血儿》。
有我你会快乐
如今的两人，早晨袁迪宝一出门，李丹妮就变得怅然。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9点出门，去环岛路上散步，11点钟回来。那时候话怎么那么多啊？”李丹妮问儿媳妇。欧阳鹭英说：“他攒了55年啊，自然心里憋的全是话。”
袁迪宝的性格大大咧咧，和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李丹妮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一次我早上出门游泳，没和丹妮打招呼就从后门走掉了。丹妮一直等着我吃午饭，在家里急得直掉眼泪。儿媳妇就说我，以后出门一定要告诉丹妮。现在呢，每天早上出门我都在她脸颊上亲一亲。法国人见面和告别是行贴面礼的，我们是爱人，亲吻没有问题。”
也是袁迪宝的这种个性，常能把李丹妮逗笑。“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孩子们都很孝顺。现在我最担心就是丹妮不要自找烦恼。她说心里总不安，今天儿子、儿媳妇工作忙，和她少说了两句话，她就怕孩子们对她有意见；明天自己身体有点小状况，又怕成为家庭的累赘。这两天她接了个法国的电话，之后就跑过来和我讲，她法国的亲戚说只是她爱我，我不爱她。我会不爱她？她一说要去修道院终老，我的心就痛得要死，这就是爱她的表现！我每天早晚都会祈祷，保佑我的丹妮能够平平安安，安度晚年，心尽所愿。”袁迪宝说。
记者发现，袁迪宝的法宝之一，就是他仿佛吃了蜜的甜嘴，尽管有时候说的话纯粹是听不清楚的打岔，但夸赞丹妮或者向她表达爱意总归是没错。每次说完，李丹妮必定由惆怅，变得满面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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