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关心劳苦大众，也忘了分手以后，大外公跑哪去了。而我那不太擅长清晰表达的外公即使说了，也未必就说得清楚，一会说在成都跟着“幺叔”给那杀猪宰牛的打下手，一会说在德阳金堂帮人织布，总之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我那外婆倒是喜欢唱反调，“没走，就在家里躲着呢”，我想不通就那巴掌宽的地方，他往哪躲，藏在坟堆里做孤魂野鬼吗，天黑了好出来吓人。也许是因为我那大外公体格瘦弱吧，让发善心的王保长们顾念他们父母早亡，孤苦伶仃的，不忍赶尽杀绝，总要留个守家立业的好显得不那么十室九空，也许就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相信的“命”也未可知。他们遇到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事，总归结于命，就像我们读过几篇书的人，总喜欢把一些与己攸关的事情推诿到“时代”身上一样，时代就是命。
外公告诉我，学徒不苦，因为有玉米粥喝。每天五六点先师傅师娘起床，打开板门做生意，洒扫除洗完毕后，就把饭菜做好，等着师傅师娘起身就餐。有时师傅师娘也起来，帮着做。吃饭的时候，外公与另外几个徒弟不是我想象的一旁侍立，非等到“老人家”剔牙去缝了，他们才能就着些残羹冷炙细嚼慢咽起来。最多就是吃不上白米干饭，只喝粥，那东西很能胀肚子，所以不能贪多，要悠着点。外公还说过，临睡前要把师傅师娘的洗脚水热好，端到他们屋里侍候着把脚丫子弄舒畅了，方可轻手轻脚地摸到自己房间休息。累了一天，睡得当然很香，外公打呼噜的习惯，估计就是那会儿养成。这个在我看来很朴实很本色的习惯，一直保持多年，习惯就是人的惰性，比如现给自己端洗脚水了，也喜欢把脚丫子细细地揉搓，那是个很呆板的老式木盆子，外公总是喜欢把它弄得热乎乎的，尽管他是个很节俭的人，但在洗脚水的添加上从来不吝惜，仿佛要好好“享受”一番，然后好在外婆的唠叨与叱骂中昏昏沉沉睡去。
外公说了，洗脚水不算麻烦，最讨厌的还是每天早上的倒马桶，几个师兄弟总互相推诿，因为厕所离得远，要拎着马桶跑几条街，嗅着清新的晨光，看着那黏糊糊的一堆，随着桶儿晃荡着，那顿粥就难得开胃。
不过三年学徒两年帮工的生涯让外公懂得了什么是规矩。这两字犹如上帝赐予的真言伴随了他一辈子。学徒时他是规矩的，后来不再摆摊进了合作社他也是规矩的，再后来成立了布鞋厂，外公在党的关怀培育下，勤学苦练，勇夺标兵，终于成为厂里几位不可多得的技术骨干力量，而且还转了行，不再摆弄他那些楦头了，专职维护并保证全厂几十上百台缝纫机能够正常运转，换言之，让它像外公一样，规规矩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超英赶美，直到报废。
但就是乍看这么规矩的人，有时也会有不规矩的冲动。有一次全厂搞批斗，一向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某某书记发话了。让他对台上某个“牛鬼蛇神”来个小惩大诫。好比章回小说描述的，说时迟那时快，素来颟顸的外公大概一个箭步就跳上台子，面对着那个阶级敌人或是变节分子甩手一个大耳巴子，算是展示了“苦大仇深”的爆发力吧——因为外公最喜欢也最拿手的一首歌，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外公简直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很有力量的一巴掌，让这个与之素无仇怨的家伙登时就感觉懵了，眼冒金星。可以想象，鼓膜的震荡是如何惊心动魄，果然，那人就聋了。不过这都是有些人所谓“时代的悲剧”，与外公那裘千仞的铁掌原是水米无干，所以那人倒也不太记恨，也就谈不上追究，虽然碰面从不吭声，点点头，也就过去了。从外公这边说来，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后悔，本来是个没心机的人，好比李逵性起时掀起的那股黑色旋风，不知蒙蔽了多少像我外公这样人的眼目。没有清醒的认知，就只会有盲目的冲动。脑子运转的，永远是类似星云般混沌状态，套句菲茨杰拉德的话，他们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那么他们的悔意从何而来。一切只是无意识的冲动罢了，我想。
六一二年大机荒时候，外公为了撑持这个五口之家，总要担点粪水到河边，照料照料能混日子的几棵蔬菜，可一到涨水季节，全都淹没或是冲走。外公只得另想办法，挖野菜啊，找人救济点灰面玉米面啊，再不行就搜寻一种唤作“牛屎饼”的口粮。我至今没搞清这牛屎饼里到底含些什么化学成分，能够忍饥挨饿。但很小就喜欢外公给我讲牛屎饼的故事，在我“记忆的幽谷”里，总有那么一团黏糊糊香喷喷的东东在我意识里晃动，让我瞅到生活的艰辛以及生存的无奈，它仿佛哲学家的本体，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平庸与琐碎，无聊赖地跻身于一种永恒的境界。总在某些身不由己情动于衷的时刻，让我对伴我几十年的外公充满更深一层的理解，并使我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产生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共鸣。这就是牛屎饼在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本体功效。
但让外公郁闷的，我的小舅舅还是没能在牛屎饼的哺育下茁壮，一不小心掉进厂里的某个“清水茅司”（即厕所，也叫茅房），捞起来了，也就临近水肿病的末期，最后一句临终遗言很有黑色幽默。“爸爸，我想吃块肉，有肉吗？........”
于是，外公身上的担子稍微卸了卸，因为五口之家变成四口之家，去掉的那一口化作心头的郁积，在外公心头存留着，非要等到时代的悲剧退幕，才会被从来健忘的人慢慢淡忘。
等我母亲进入金融系统后，外公的日子总算能够扳着指头过了。虽然小姨由于偷吃红薯过多，身体一直不太好。病危通知也下过几次，但总的说来，外公还是很欣慰的，每天按时上下班。偶尔母亲出差了，还能与孙儿一起享享天伦之乐。每天雷打不动给我买个一毛五分钱的烧饼，让我满嘴油汁地体会到有个外公真是幸福，但有言在先，不能让别的小孩看到；要不就给我车车地牛圈圈铁环什么的，在他那鲁班式的智慧头脑里，总能尽其所能变着法子逗着我乐，因为这个一辈子都算不上了无牵挂的胖老头知道，只要我一声咋呼，他愿意秉着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兼工人阶级的朴素作风，任劳任怨侍候我那孩童天生的贪得无厌，只要你OK，他就OK。
有几次外公带我重回黄继光的故乡，见到了身材迥异的大外公。那可真是青筋勃起，皱纹丛生，有一种不合美学原理却又很韧性的硬朗。当然，我们是以“城里人”的显赫身份回去探亲。其实外公也曾告诉我，当年他来坝子探望过外公，本来也可进合作社来个“农转非”的，要不是贪那一亩三分地，要回去享受土改政策颁下的胜利果实，说不定我还多一个城里的外公，那可真是一家团聚其乐融融啊。大外公的儿子儿媳连同小我几岁的孙子早就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新疆，或者上海，要不就广东，只剩他一人在家守地看房子。而他们全家近期最大愿望，也就是能再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好把旧的的土墙房子推倒重盖，好像不以此破旧立新之壮举生活就显得残缺。记得每次走的前夜，老哥俩躺在床上总有说不完的话，你若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嗡嗡嗡的，又没有什么，像蚊子苍蝇的飞，很琐碎；有时停顿一下，很能联想到一种此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也许无论时空怎么暌隔，世事怎么变幻，一切从见面那时起，早已尽在不言中，我们做小辈的，永远不会懂。就像我们永远不会懂每次临行时分，大外公总要担起挑子，两个大箩筐里除了我们的衣物，就是几十斤刚从地里挖出的花生，沉甸甸的，随着几公里弯弯绕饶的山路轻微摇晃，而又能保持总体上的平衡。看着那么瘦削单薄的身子，老态龙钟，竟能走那么远的山路，履险如夷。不能不让我既羞愧、又深切体会到陶公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现实意味......
这两天外公气管炎一发，不知不觉住院十几天了。每次我去探望时，一个不注意，外公总会把母亲唤到一边，悄悄嘀咕几句，不用说也在我脑子里勾起一幅熟悉的画面：那鸟不拉屎的青山，那人不留恋的绿野，那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还有那脸青面黑笑得有点傻的大外公，那大外公房子后面的“猫儿梁子”，那梁子脚下一片倾斜的小竹林，掩映着一口早已非常“现代化”的水井，只要你一扭开关，犹如延伸到很远很远的思绪，那一管子清澈而又甘甜的井水，轻柔，从容，不慌不忙地在我心里流着，淌着，穿越一切时空与人事的变幻........
我敢咬牙切齿打个包票，那可绝对不止他妈的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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