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鹗
1803年，仅30岁的杨在英国王家学会首次展示了光的波动性。他在窗帘紧闭的大厅里放进一小道阳光，然后在光束中插进一张窄窄的纸片。大厅里的人可以看到纸片后面的光走的不是严格的直线，而是会出现在纸片遮挡着的阴影内。
杨随后改进实验。他把那不好控制的纸片换成一块能够完全遮挡光线的硬板。这块挡光板上开有两条彼此平行、距离非常近的狭窄缝隙，当阳光从狭缝中穿过后，两道分离的光束会因为衍射而发生重叠。他又在那后面再放上一个屏幕，上面即显示出鲜明的彩虹般图像。如果用棱镜从阳光中分离出单一颜色的光束来做这个实验，屏幕上便不再有彩色，而是清晰的一条条明暗相间的条纹。
1807年英国教科书上描绘的双缝实验示意图。光束自上而下，经过两个狭缝后在最底下的屏幕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类似于荡漾水波中出现的破碎涟漪，这个实验从两个缝隙通过的光在重逢时有的地方互相增强变得明亮，有的地方则互为抵消而暗淡。实验中干涉条纹的出现无以辩驳地否定了牛顿的微粒说，奠定光的波动性。杨的双缝实验遂成为物理学史上登峰造极的经典。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光却又不再只是杨证明的波，也不会是牛顿早期所认定的微粒。它表现出来的是扑朔迷离的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旧话重提，围绕双缝实验展开新一轮辩论。会上，爱因斯坦在黑板上用示意图演示他的泡泡悖论，当再加上一面带有两个狭缝的挡板时，他的假想试验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杨氏双缝实验的模拟演示。
1927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讨论的双缝实验示意图
在爱因斯坦的示意图中，光束在经过第一个狭缝时变成泡泡式的球面波，然后又穿过带有双缝的挡板在其后的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但爱因斯坦更感兴趣的是以他主张的光子出发来重新审视这一经典之作。
双缝实验其实是大量的光子分别穿过狭缝抵达屏幕。它们的着落点各不相同，每颗光子只会引发一瞬细微的闪亮。众多光子的集体效应则会导致屏幕上光亮分布不平均：光子频繁惠顾的地方变得明亮，被冷落之处昏暗依旧，让我们所看到的便是干涉条纹。
光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每颗光子的行为、路径是独立的，不受其它光子影响。因此，大量的光子不论是同时释放，还是一颗接一颗地细水长流，但最后的累积结果应该不会有差别。爱因斯坦故伎重演，再度提请大家设想把光源的强度调到最低，每次只允许有一颗孤零零的光子通过。
因为光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单独一颗光子从光源到屏幕只能通过那两条狭缝之一，不可能分身同时穿过两条。无论从哪条狭缝经过，光子都只经历了那一条狭缝。另外的那条狭缝是否存在、其通路是否刚好被阻挡，不应该影响到这颗光子的路径、运动。
另外的光子当然可能会走那另一条狭缝。但这些光子都是各自独往独来，没有机会互相联络、商量。也就是说，每颗光子的运动过程都是独立事件。然而当一颗又一颗光子如此这般地通过双缝后，它们却会神奇地合作，在屏幕上展示出只有两条缝隙同时开放时才会有的干涉条纹。
爱因斯坦觉得这不可思议：光子总不能自己与自己发生干涉。这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与他童年时玩的那个指南针一样，背后还有着神秘的力量在运作。或许是德布罗意的导航波在引路，或许是其它什么隐变量在操纵。现有的量子力学理论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远非已经完备。
面对爱因斯坦的挑战，玻尔早已成竹在胸。
索尔维会议开幕时，科莫湖的会议才刚过去一个多月。在泡利、克莱因的协助下，玻尔的互补原理终于渐趋完善。杨的这个双缝实验正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演绎：波与粒子的对立统一。
在玻尔的心目中，我们对微观世界的了解只局限于通过测量获得的信息。在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中，我们只知道光子通过了第一个狭缝，知道光子最后到达了显示屏，至于光子在中间那块有着两条狭缝的挡板附近是什么行为，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没有对它进行针对性的测量。
玻尔认为爱因斯坦描述单个光子从狭缝中通过是纯属主观臆测。没有测量，就不可能知道它从哪一个狭缝中穿过、如何穿过，甚至是否真的有一个“穿过”的过程。更无从回答光子如何能够知道它可能的路径中有着两条狭缝的选择。如果坚持要知道其个中奥秘，就必须对光子的行径进行测量。
测量光子，正是玻尔的弟子海森堡的拿手好戏。他在测量电子轨道的假想试验中发现了不确定原理。这时他自告奋勇地提议改用电子分析这个实验，因为探测单个电子的行径远比探测光子更为直观。电子的波动性已经在那年年初由戴维森的实验证实。至少在理论上，用电子束做双缝实验也会获得与光同样的干涉条纹。
此前一年半的时候，爱因斯坦曾提醒海森堡，电子在云室中会留下清晰无误的轨迹。海森堡便将计就计。他假想在那两条狭缝背后都有着云室一般的过饱和蒸汽，无论电子从哪一条缝穿过，都会在那里留下脚印，暴露目标。
这时的海森堡已经不再是当初面对爱因斯坦哑口无言的新手，他已经有得心应手的新武器。与他的显微镜假想试验一样，他指出电子在与云室蒸汽互动留下足迹的同时，自己的动量也因碰撞发生改变，偏离原来的路径。即电子不会依然奔向屏幕上的既定目标，而是会像失去准星的枪弹一样散落在靶点的周围。
电子与蒸汽中水分子的碰撞过程是随机的。在黑板上，海森堡用几个简单的运算就证明这样的结果是电子在屏幕上本应形成的干涉条纹被“抹平”了——加了云室的双缝实验不再呈现干涉条纹，也就无法演示波动性质。
海森堡的演示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相当出人意料。于是，玻尔得意地宣布这正是互补原理的彰显。
芝诺、德谟克里特等古希腊哲人的冥思苦想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手中系统化，成为他称之为“物理学”的理论。这个辉煌的原始知识积累随即在进入中世纪的欧洲失传，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他们从阿拉伯人保存的译本中重新发现。在那之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开始用一种更为实在的目光观察世界。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多半没有像他学生声称的那样在比萨的斜塔上扔下一重一轻的两个大球，以它们的同时落地证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错误。更大的可能是他曾经作为假想试验描述过这么一个场景。
亚里士多德直觉地认为越重的物体下落得越快，或者说重球会比轻球先落地。伽利略设想，把两个球用绳子拴在一起，如果它们下落速度不一致就会互相牵制。重球会拽着轻球，而轻球则会拉重球的后腿。这样它们的下落速度会比重球慢而比轻球快。可是，两个栓在一起的球又构成一个整体要比单独的重球更重，应该下落得比重球还更快。
伽利略的这个假想试验承继了古希腊哲人的思辩逻辑。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两个球互相既具备可分离性又有着直接的接触。它们之间形成因果联系，是以改变彼此的下落速度，导致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虽然伽利略可能没有亲自爬上比萨斜塔，把这个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实验从假想转变为真实，但他在斜塔下简陋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却奠定了人类思维的科学方法。
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从斜塔上扔下两个球，可能很难取得准确的数据。伽利略知道，实验中最难把握的是空气阻力的影响以及对物体下落速度的测量。他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把物体的自由下落改为小球在长长斜面上的滚动。于是他可以通过斜面的倾角控制滚动的快慢。当小球滚动速度比较小时，空气阻力可以忽略，也方便他用粗糙的工具测量滚动的距离和时间。通过系统的测量，他证实不同重量的小球在斜坡上滚下所需的时间相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先验的想象。同时还获得了详细、精确的动力学数据。
伽利略的成果经牛顿发扬光大，成为经典动力学定律的基础。由此，伽利略的实际测量和牛顿的定量数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辩，标志着物理学真正诞生了。
中国古哲人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大体上同时代。荀子在《天论》中开宗明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是一个不以人类的思想、行为而变异的独立存在。显然，这一认识观是一个朴素思辩、不证自明的真理。
物理学是研究大自然的科学。当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16世纪仔细地观测、记录太阳系诸星球的位置、轨迹时，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人为差错，不会担心金星、水星等等会因为他们的观测而改变运行轨道。
伽利略在用自制的望远镜仰望星空，发现了一个人类肉眼从未曾看到过的“天外之天”时，他热情地邀请与他意见相左的哲学教授一起观察，试图以眼见为实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伽利略知道，望远镜内的图像是客观的，不会因观察者的不同而变异。
同样，当英国的虎克、荷兰的惠更斯等人重复、验证伽利略的斜面滚球实验时，他们也无需顾虑自己并没有身在伽利略的意大利。恰恰相反，正是有着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设计的检验才能令人信服地排除实验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或偶然因素，得到真实、客观的结果。
200多年以来，自伽利略起始的以系统、严格、可验证的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成为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物理学家兢兢业业地运用着越来越精致的仪器、越来越奇妙的设计测量、记录大自然的形态和运动，从搜集的数据中分析出普遍的规律，整理为逻辑、定量的理论，然后又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查证理论的预测。
这一切，都基于那个朴素的认识：客观的自然世界不会因为人类的观测而改变它自己的行为、状态。
直到1927年，这个理所当然的理念遭到了挑战。
海森堡发现，在观测电子时，用来“照明”的光子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电子的轨迹，破坏那正在被观测的状态。有史以来第一次，物理学家突然意识到在大自然的面前，他们不再只是置身事外的被动性旁观者。他们在观测、记录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爱因斯坦在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绞尽了脑汁，也没能设计出一个即使只是理论上能够摆脱这个困境的假想试验。无论他祭出怎样的奇技淫巧，均被海森堡、泡利等年轻人悉数破解。
玻尔对爱因斯坦的这份执着却难有同感。针对爱因斯坦情有所钟的双缝实验，玻尔指出，理解这个经典实验的关键正在于测量的过程。在量子世界里，测量不仅获取信息，也同时改变着实验的性质。
当一颗电子进入爱因斯坦的假想试验时，它在通过第一个狭缝时所处的位置可以基本确定。那时电子的波函数集中在狭缝所在，接近于δ函数。接着，这个波函数会随时间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变。尽管薛定谔本人很不情愿，波函数还是逐渐扩散为爱因斯坦设想的泡泡，即范围越来越大的波包。它弥漫于空间各处，不再是一个粒子式的局域函数。
在描述这个实验的薛定谔方程的势能场中，包含有遮挡板和遮挡板上的两条平行狭缝，它决定了波函数在那挡板后面有着由这一构造决定的分布：电子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几率比另一些地方大。如果将波函数描画出来，就能看到其中有着几率大小相间的分布，构成干涉条纹式的图案。
然而，如果按照爱因斯坦的建议用单个的电子做实验，在屏幕上看到的只会是一点闪亮，不是波函数中蕴藏着的几率发布。因为波函数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无法直接观测。
那个屏幕其实也是一个测量仪器。正如爱因斯坦在泡泡悖论中的描述，电子与屏幕发生接触时会发生一个薛定谔方程中并不具备的突变：电子的波函数瞬间坍缩，成为仅在接触点有数值的δ函数——那之前有着干涉条纹式分布的波函数不复存在。δ函数与屏幕上的闪亮都在明确地表示，那一时刻电子只在那一个点上存在。
如果将波函数在那有着两条狭缝的挡板附近的几率分布描画出来，也能够清晰地看到电子在某时某刻出现在哪条狭缝中的几率。但那也不过代表了可能性，无法确定电子在狭缝中的实际行为。要落实电子的踪影，必须在狭缝所在的位置实施测量。然而如同最后的屏幕，测量会造成波函数的坍缩。
海森堡在狭缝后面置放云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测量手段。
电子在云室与水分子接触，造成后者电离而“暴露”位置的那一霎，电子的波函数也同时发生坍缩成为那一点上的δ函数，不再保留之前的状态。接着，电子继续前行，波函数再度“散开”，直到它再次遭遇水分子。因为云室中的超饱和水蒸气密度非常高，电子通过时会频繁地发生这样的碰撞，中间只有极其短暂的自由运动。这样，电子接连不断地发生碰撞、波函数坍缩，在云室中留下了一串足迹，即一条清晰的轨迹。云室中的电子没有机会展现波动性，表现得犹如纯粹的粒子。
玻尔这样解释：云室与屏幕都是测量仪器。它们相对来说非常庞大，自身不具备量子性质，可以完全用经典物理描述、理解。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微观的量子世界，只能通过这样的仪器作为中间媒介。宏观、经典的仪器与微观、量子的物体发生接触时，必然会导致后者的波函数坍缩，改变其既有的状态。
经典仪器的测量获得的也是经典的物理数据。被测量的光子、电子行为也就不是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而是被转换成位置、速度或者干涉条纹等等物理量。如果我们测得了位置或速度，那是它们粒子性的表现。如果看到干涉条纹，则是它们表现出了波动性。
双缝实验是杨为了展示光的波动性最早设计的。它会让光子、电子束在屏幕上呈现干涉条纹。然而，当海森堡在狭缝处装置云室时，他引入的是一个测量粒子性的仪器。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实验的性质。于是，原来应该出现的干涉条纹消失了。
因此，玻尔指出杨的这个经典实验清楚地表明量子物体是表现波动还是粒子性质完全取决于测量仪器的选择。设计、实施该试验的物理学家不是单纯的旁观者，他们的取舍先验地决定了能够测量到的现象。这样，不同的实验结果看起来会互相矛盾：电子有时是粒子，有时却是波。但只有通过不同的实验观测到不同的结果，才能了解电子、光子等量子物体的全貌。这是粒子与波的互补特性。
当爱因斯坦坚持电子会从某一条狭缝中通过时，他已经选择了粒子的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导致干涉条纹的消失。反之，要以双缝实验观察电子的干涉条纹，就只能坚持电子的波动性，无视爱因斯坦的好奇心。
电子既会在云室中留下清晰的轨迹，也可以在双缝后的屏幕上展现鲜明的干涉条纹。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表现都是电子的真面目。它究竟会以其中哪一个面目示人，却取决于观察者的选择。
也就是互补原理。
当埃伦菲斯特在会议的黑板上写出上帝打乱人类的语言的圣经谶语时，他取笑的是在座的物理学家以德语、法语、英语大声争吵，却无法真正交流。玻尔则随之苦口婆心地解释，他们所面临的量子困境，其实也只是一个语言的障碍。他们必须学会同时使用粒子、波动这些自相矛盾的经典语言来对付微观的量子世界。
玻尔同时还强调，这并不是一个人类认识的局限，而是量子世界的本体。电子、光子以及其它一切微观世界只存在于我们通过测量而获取的或者粒子或者波动的数据。这些对立统一、“互补”的信息构成了量子世界的全部，背后不再有不可知的隐变量或更深一层的现实。因此，已经能够通过波函数、薛定谔方程描述、预测所有测量结果的量子力学是完备的，业已大功告成。
玻尔这番哲学味十足的论辩没有能说服爱因斯坦。老一代的郎之万也觉得无所适从。他无可奈何地感慨这届群雄汇聚、畅所欲言的索尔维会议不仅未能统一思想，反而还把量子的困惑推向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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