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是周人的舆论工具
作为一种筮法，《周易》的占筮功能比之于《归藏》，甚或《连山》，并没有实质性不同。那么，“西伯拘而演《周易》”，对《归藏》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用意何在？特别是颠倒坤乾，置乾于坤之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实为破解《周易》千古奥秘的关键匙钥。殊为遗憾的是，自《周易》行世至今，解易释易之先贤成千上万，之著述汗牛充栋，竟鲜见对此有详尽论及者。今不揣冒昧，尝试一解。
我认为，《周易》实质是西伯姬昌抑或是周人，为宣扬其政治纲领所借助的一种介质。是姬昌和后来的周政府所巧妙借用的宣传机器。其政治作用远大于占筮功能。初始，姬昌是利用这一广为所用的媒体，潜移默化地向世人宣扬周将代殷而兴的政治观念，宣扬周人的思想体系，宣扬其斗争策略以及代殷而执天命的历史趋势。周王朝建立之后，执政者则又让其承担起了宣扬治国方略的重要使命。
一、西伯演《周易》，别有用心
解读经典，最直接有效地方法是回归原典。如老子所言
“为道日损，损之有损”。像剥茧一样，层层剥去附着在经典之上的华丽外衣。当我们渐次剥去历代释易注易的种种缠绕之后，吹沙见金，会恍然而觉：单纯从占筮功能来看，《周易》并不明显优于曾与之并行于世的《连山》、《归藏》二易。甚至也不明显优于龟卜。其占卜方法有异，其作用却是相同。这一观点可以得到目前所能仅见的史料佐证。
《周礼·大卜》：大卜掌管三易之法，三易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只说“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并未论及孰优孰劣。后人研究出《归藏》占七八不变爻，《周易》占九六变爻，也只能说明其占断的方法不同。《仪礼·士冠礼》中讲到三人旅占，三人中一人掌《连山》，一人掌《归藏》，一人掌《周易》，三易据筮的结果共同定吉凶。也是将三易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进行考量的。没有特别倚重于某一易的迹象。
不仅如此，起码到春秋时期，筮占与同等功能的龟卜相比，也未见其占据优势。《左传·晋文公霸业》：初，晋献公欲以郦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输。一熏一莸，十年尚有余臭’。必不可”。弗听，立之。这段话的意思是：早年，晋献公想立郦姬为夫人，占卜，不吉利，占筮，吉利。献公说：按占筮的结果做吧！卜人说：依通常惯例，占筮常常不灵验，占卜常常灵验，不如依照灵验的。况且它的兆辞说：专宠会发生变乱，将要偷走您的公羊。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以后还会有臭气。一定不能按照占筮的结果去做。献公不听，立了郦姬。由此来看，龟筮并存并用一定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筮的地位并未明显超过龟卜。对龟卜和筮占所获得的结果，占卜者的取舍往往是为我所用，由自己的主观意向所决定。很多情况下是利用占卜给自己一个理由或者是说法。如旬子所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筮不见长于龟，《周易》不见长于《连山》、《归藏》。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西伯姬昌，对这种政治技巧不能不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要费尽心机地创造这么一种新的卜筮方法呢？按照成说，西伯姬昌是在殷商的监狱羑里里面，为易作卦爻辞的。如此险恶的环境，身为诸侯之长，身系家国安危，且自认为天命加身的西伯不可能有闲情逸致来把玩算命之术。除非是另有用意，欲借此达到一种目的。这种用意和目的就是试图对《归藏》进行革命性的改头换面，用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来取代《归藏》。因为，取代《归藏》即是取代殷商赖以安身立命的政治理论体系。
二、变《归藏》为《周易》的原因
西伯姬昌之所以改造《归藏》，使《归藏》一变而为《周
易》，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易之本身具有政治思想信息，二是易之卜筮方法广为所用，本身具有信息介质也即是传媒作用。
先说其一。认识到易有思想，有政治理论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礼记·礼运》篇中的这段记载：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坤乾》即《归藏》之说，基本已为先贤和当今易家认同，此不多言。既然孔子能够从《坤乾》里面观看殷道，这就证明它不可能是单纯的卜筮之书，必定包含有丰富的思想信息。所以贾公彦疏说：“夏之四时之书，殷之坤乾之说，并载前王损益，阴阳盛衰”。此说与庄子“易以道阴阳”异曲同工。损益，盛衰皆有变化之道，由此可证孔子所言不虚。
另一例证是《左传·昭公二年》所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观书与易可知周公德性以及周所以能够称王天下的道理，也足见易之思想深邃。
再说其二。关于易之卜筮方法初民时期即广为所用问题，一些先贤及今之易学方家，存有歧义。刘大均先生《周易概论》：在西周前期，《周易》由天子的卜筮之官世守着。由于这门学问由专人掌管，因此，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状况好像依然没有改变······至战国时代，《周易》的传播范围已有所扩大。——但它流入民间，起码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刘先生是当今易学名家，按说，对先生的这一见解，不应存有怀疑。可细读之后，却发现存有破绽。刘先生这一观点的论据有两点，一是“像韩宣子那样的人，也只能到了鲁国，才能在太史氏那里见到《易象》，可知这书，连晋侯那里都没有，一般人更是见不到了。”二是“再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可能陈侯亦无此书。”可是接下来刘先生却说：然而，对于《周易》的研究，早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恐怕就已经有了像《说卦》般专谈卦象的著作。否则《左传》，《国语》所记二十几条筮例，其年代不同，各国有别，而所讲的八卦之象，何以会如此一致？而且，可能也有了类似《彖》、《象》、《文言》阐释卦义的专著。因为，由《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对“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看，它与《左传》、《国语》其他筮例对此的解释，多有雷同之处。按刘先生的这番话语推断，是把《周易》之经与传分开了，应是《说卦》、《彖》、《象》、《文言》有传布，而经未传布。此说似乎难以成立。我感觉倒是用这番理由推断《周易》早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就已流传开来更能站得住脚。毕竟经传分开流传的可能性甚小，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例证。张岱年先生即持与刘大均先生相反的观点。他在《〈周易〉与传统文化》中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已为各国卿大夫所传诵。《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师救郑”，知庄子评论云：“此师殆哉”！引用《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又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引《周易·蛊卦》：“女惑男，风落山”云云。此外以《周易》进行占卜的事例尚多，足证《周易》在春秋时已流传于周、鲁、秦、晋诸国了。
我认为像卜筮这种解疑释惑的方法，不可能只为天子所用。大大小小的诸侯长以及民众间的有识之士应该皆能掌握。《周易·系辞传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此处讲《周易》广大悉备，无所不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语似不应特为理解成普通老百姓整天按其道理行事而不明所以。理解成百姓整天运用《周易》指导其行动，但不知其间的道理，似乎更顺理成章。这亦可以间接印证旬子之“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之说。普通百姓可能更多地觉《周易》之神秘，以为筮之结果为天之旨意，而不明易的真正道理。
从易的起源上来分析，圣人之创易的目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以此来指导民众。易的创生，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初民时期，人类始脱愚昧，对世界充满了未知。可人类不满未知，而是渴求有知。卜筮即是人类探求未知的一种方式。后世有些易家似乎一谈到易的卜筮，就感觉瞧小了易，今人更是将其卜筮作用视为封建迷信。这种态度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是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古人。殊不知，卜筮的产生在当时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其意义不亚于当今人们发射火箭，去探索太空。《周易折衷·纲领二》论易道精蕴：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此说足见圣人创易之初衷。
《周易·系辞传上》：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此处所说的天下，似也不应只理解为一人之天下，而应理解为天下人之天下。《周易折衷·纲领二》中的这一段论述可以为证：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俯仰观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至此定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圣人体会民意，作《易》教民占筮趋吉避凶，而又担心“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还有“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周易折衷》中的这些论述，足可以论证“易之卜筮方法广为所用，本身具有信息介质也即是传媒作用”的说法。西伯姬昌正是明了《易》的这一媒体优势，才为了实现其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改造《归藏》为《周易》的。
三、西伯改造《归藏》的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易筮这种占卜方法，确实在
创生之初即蕴涵有丰富的思想，而创生之后则又承载着教化民众的职责。圣人俯仰观察，综罗万象，归纳推演，所代表的正是当时民众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索及欲求，易筮的产生具有人类文明进步之里程碑的意义。而圣人通过易筮教民“吉则行之，凶则避之”，“不迷于得失之途”，“以决所行之可否，以教人为善”，则是利用易筮所蕴涵的道理来指导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明了这一问题之后，《周易》之许多悬而为决的疑惑便可迎刃而解。譬如：西伯姬昌改《归藏》之“首坤次乾”为“首乾次坤”问题，《周易》的卦序排列问题，周公继文王之后继续作爻辞问题，孔子以及后世先贤皆能从哲理思辩上对《周易》进行挖掘阐发问题等等，就都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了。
接下来探讨西伯姬昌是如何对《归藏》实施改造的。
“文王被囚羑里之前，思想还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被囚羑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推翻商王朝的统治为目标，于是创造了《周易》这样一种新的思想来取代反映殷商指导思想的《归藏》。”（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金景芳先生晚年的这一观点，可谓真知灼见，一语中的。身陷殷之囹圄的一代政治领袖西伯姬昌，想必深知舆论工作的重要。要想实现其政治抱负，匡正天下，代殷而执天命，首先必须掌握先进的舆论工具。而在当时，最为先进的舆论工具就是承载着思想意识的易筮。改造《归藏》，为己所用，无疑可以起到移花接木，潜移默化的作用。假天命神意制造玄机，这一方法，在文王之前就已经被屡用不爽，之后更是不断被发扬光大。黄帝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简狄见玄鸟坠其卵，取吞之，因孕生殷之先祖契。姜原出野，践巨人迹身动如孕，生周之先祖后稷。陈涉“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于鱼腹之中。刘邦“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走得都是借助天命神意广为舆论的路子。现代之造反夺权者，更是将舆论先行的方法运用的得心应手。
西伯姬昌对《归藏》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偷梁换柱，颠倒“坤乾”。
殷之思想载体《归藏》的卦序排列，是“首坤次乾”。所以《归藏》又名《坤乾》。西伯姬昌对其动的第一个手术，就是将其颠倒过来，置乾与坤之上，变成了“首乾次坤”。如此一变，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非凡。表明的是周与殷之政治思想的截然相反。对“坤乾”颠倒所代表的意义，金景芳先生在其大作《周易全解序》中，有一段精彩论述，现引述如下：《周易》，《归藏》二书，从“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来看，是相同的。然而别卦之卦序，《归藏》“首坤次乾”，《周易》“首乾次坤”，二者却恰恰相反。这绝非偶然，实反映了殷周二代政治思想上有重大的差别。例如《史记·梁孝王世家》禇先生补记有这样一段文字：窦太后和汉景帝说“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袁盎等解释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将这种说法与《礼记·表记》所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的说法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殷道亲亲”是重母统，“周道尊尊”是重父统。唯其重母统，故殷易“首坤次乾”，唯其重父统，故《周易》“首乾次坤”。亲亲重母，反映母权制残余的存在，尊尊重父，反映父权制已完全确立。
按照金先生精妙绝伦的分析，“坤乾”颠倒，确实其“时义大矣哉”。不仅从理论上颠覆了殷商立国的根基，而且开创了社会进化的新纪元。
除了赞成金先生上述明见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置乾与坤之上，西伯姬昌恐怕还有另一种意思想要明示：吾将取而代之！如果说金先生之分析“父权制确立”，为文王对社会进化之无意贡献的话，那么其所要有意为之，而且急切需要表达的则应是“周将代殷而执天命”的观点。用现在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颠倒“乾坤”，置乾与坤之上，无疑是吹响了向殷商旧政权宣战的号角。等于向天下百姓发出了第一道讨伐殷纣政权的檄文。如此理解，方能解释西伯被赎回之后，针对纣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谋反行为。
其二是系辞卦爻，藏意明志。
依据成说，文王之前，卦爻有象无辞。是西伯逐卦逐爻加以解说，开举了易之金声玉振——始条理，终条理的创元性工作。但同时似也可理解成，文王之前，卦爻的有象无辞是说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和固定文字。是文王将其搜集整理归纳之后才形成规范模式的。
这无疑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工作。既要与卦象和爻象吻合，使辞与象恰切合一，能够准确反映出象所昭示的意思。又要巧妙嫁接自己的用意，使之能够体现出“周将代殷而兴”的天命神意，体现出对殷作战的宏韬伟略。还要营造易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的神秘性。如此方能使人在“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所想表达的思想观点。
仔细考察分析《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便会发现，卦辞所反映出的大多是战略性的，纲领性的，方向性的，而爻辞则更多地呈现出战术式，细则式，阶段式的特点。
试以乾坤二卦分析阐发之。
在文王心中，乾代表一种新生力量。这种新生力量是先进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是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坤代表一种保守势力。这种保守势力是终将被新生力量战胜的。它只有顺从于新生力量，才有希望。
乾，元，亨，利，贞：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
寓意强健的，开辟新纪元的力量，犹如天体运行，一开始便畅通无阻，代表着世间的正途。
初九，潜龙勿用：
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如“龙”之潜藏，未可施用，当韬养以俟时。
寓意新生力量创生之初，已经具有了刚健的特性。如龙之在渊，如太阳之在地下。此时需要的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龙出现于地上，大人之德已著。《程传》：以圣人言之，舜之田渔时也。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
寓意新生的力量已经足够壮大，开始展露头角。犹如龙现身于田野，太阳跃出地面。章华闪烁，光耀四野，人们已经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此时，身负神圣使命，具有远大抱负的新生力量，应该广纳贤良，共谋大事。如文王之礼聘太公望，刘备之三顾茅庐。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乾，意为健健。惕，戒惧。若厉，似有厉。
寓意此时千万不要心有懈怠，更不要滋生骄态，而应继续发扬乾的刚健精神，白天勤奋精进，夜晚心怀戒惧，居安思危。顺天应时，行止有常，这样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下也可保无过。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或，疑也。跃，跳跃也。或跃在渊，欲跃非跃也。
寓意审时度势以决定行止。条件许可的话，就试着展现一下，条件不成熟就继续等待，寻找时机。（此爻辞让人想到武王之会师盟津。《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遂兴师。······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此事足见姬发对乃父系辞卦爻用意之心领神会。）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龙飞于天，圣人而居天位。圣功既成，为万物所瞻睹。
寓意新生力量经过漫长的蓄积，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犹如龙飞上天，太阳跃上了高空。伟大的征兆终于应验在了新生力量身上，普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得到他的恩泽。
九六，亢龙有悔：
亢者过也。有过则有悔。
寓意：警惕呵，后生小子们，千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中而昃，月盈则缺，事物好过了头就要变坏。只有时刻戒惧，才可永保无忧。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新生力量依靠刚健精进实现了理想。可阳极则阴消，过刚则易折。只有刚柔并用，方可阴阳协调，和谐共生。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性柔顺，安于牝马之职，始能亨通。不可为先，为先则迷，为后则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
寓意保守势力是柔弱的。只有像母马顺从于公马一样，坚定地跟随服从于新生力量，才能贞吉。西南是希望所在，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东北的旧势力已经众叛亲离，不再是你的同道。不要执迷不悟了，选择与新生力量合作，才是唯一的正途。
初六，履霜，坚冰至：
阴之始凝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
寓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保守势力的没落由来已久了，明智的君子应该在踏霜之时，就能预见到坚冰的到来。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不改变正直方正的宏大美德，就没有不利。习，应为摺之假借，摺与折同义。《帛书易传·二三子》云：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挠也，“不习”近之矣。此处之“不可挠”显然释“不习”。“习”为摺之借，作折解，故云“挠”。《帛书易传·衷》说“子曰······是故柔而不枉，然后文而能朕也。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易》曰：直方，大，不[习，吉]。”“刚而不折”正是“不习”。
寓意保守势力并不是一开始就保守的，也曾经具有过强大的生命力。如果不是改变了其当初的美德，就不会有现在的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内含章美，贞正可守。跟随大王做事，没有成就也会有好的结果。
寓意发扬柔顺的美德，坚定地听从新生力量的召唤，与新生力量一起开创伟大的事业，如此方可乃终有庆。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扎紧口袋，无灾祸也无荣誉。
寓意晦藏、隐退或者保持中立也可，这样既无咎也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黄裳，忠顺之德也。
寓意忠实诚信地与新生力量合作，才能获得大善之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周易折中》引李开语：曰“龙战”，则是乾来战，不以坤敌乾也。
寓意固执地坚持保守立场，与新生力量为敌，势必有一场激战。
用六，利永贞：
君子审时度势，因时而变。保守势力只有变成新生力量，才能长久贞正，永保福泽。
《周易》乾坤二卦为六十四卦之纲领，为其余六十二卦之父母。窥一而知全，余卦当可推想而知。
四、结语
考察一件事情，背景至关重要。先儒既然已经考定“《易》
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西伯拘而演《周易》”，那么就不应该忽视其创生时的历史环境，不应该忽视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更不应该忽视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特定心理。综观《周易》问世三千多年来，言其象数者有之，发其义理者有之，附会其图书者有之，挖掘其史实者有之，各执其一端，俱言之成理。并且皆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可细思之下，总觉皆未切近《周易》之实质。确实，《周易》既是象数之术，又有义理哲思，也有历史事实，但其为什么既是象数之术，又有义理哲思，也有历史事实呢？一本原本的卜筮之书，竟然能让人发现如此深奥丰富的内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再三深思探寻。现在流行一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三千多年前，西伯姬昌的屁股会决定他什么样的脑袋呢？如此想来，就会明白，《周易》的这种复杂现象，正是西伯的刻意所为，亦正是其作为舆论工具所承载的神圣使命所决定的。这也正是本文的要旨。
一己之见，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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