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所为有所不为
道家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儒家、法家有某些地方的相通，总的而言道家依旧是坚守“无为而治”的本质。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道到是最高的法则，是万物的基本。世界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自然。世界有其特有的规律，我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创造新的、繁杂的条例，来约束自己。只要我们都遵循了规律，一切都会按照原定的方向自行运转。《老子》：“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尝试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又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所有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所以老子给给我们设计的理想蓝图：上至君主下至一般民众都以自然、清静为首。没有欲望就不会有纷争。所以老子不认同儒家制定纷繁复杂的仁义，因为人本身就会这些，人的本能是生存着，互相不干扰，内心平静没有杂念，就不会有矛盾。金科玉律多了反而是束缚，多则不利。“道”是应有正确的轨道，欲望和贪婪是诱导我们远离的因子，所以君臣民众都要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才可以在轨道中走的长久。
笔者在阅读钱穆先生的《庄子通辨》时，惊讶的发现，钱老先生把老子看成了一位阴谋家。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所追求的清心寡欲的社会，其实是阴谋家处心积虑想出来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尝试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他设想的君主是圣人，而且是社稷中唯一一个有智慧、清醒的人，他的治国手段是愚化民众，使之完全听从自己的号令。在整个社会中，就统治阶级甚至只有君主才可以拥有知识。百姓则是要穷，要没有理智的判断，要没有多余的物质资料。无为的世界，成了圣人教导愚人，智人管理庸人的社会。所以老子眼中的君主就是个阴谋家，老子也是一位阴谋家。
笔者不太认同钱穆先生的观点。老子设想的社会是君主清心寡欲，利用“道”这无形的法则来管理的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联系老子的本人，是一位没落的贵族，他的想法他可能对现有的政治怀有很大的失望感，于是他想回到久远的原始社会型的生活模式。过着那种无忧无虑，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生活而已。老子的政治观点是一种以无为胜有为的理想主义。
而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的无为的思想，一方面加入了自己对生命自由无拘无束的内容。庄子更加强调的是逍遥，放任与虚无。《庄子。天地》篇说：“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南面之贼也。”庄子更注重的是生命、精神上的需求。庄子认为道者，并不专属于人生界，没一个物体在它们自己的世界中都有属于它们特有的道。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同一的标准去衡量。于是乎庄子认为，在人生界没有兴教化和立法度的必要，也没有立君主的需要。政治于他而言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因为只要人人都行道，则天下大道已达，有无君主已经不再重要。
在这里，笔者想把老子、庄子归成客观的唯心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道是万物的之本。就好像是一颗树，道是它的根，然后在根的滋养下衍生出了人、天、地、法。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必须按照道来行使，这样世界就会安然、太平。老庄的分歧就在与君主的有无，老子认为君主是道的维系者和遵守者，只要君主在道的圈内行走，国家社稷就会安稳。而庄子构建的社会中，君主是虚无缥缈之物。
二、黄老的道法相济
到了汉朝，黄老思想传播甚广。黄老思想沿袭了道家的精髓，是道家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但是黄老思想融入了法家的精神，笔者涉猎的书籍不多，愚以为，黄老思想对道家已经渐行渐远。《黄帝四经》指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之天下，而不惑矣。”在这里，黄老学者已经把“道”制定成具体的法则，成为了一个约束人生活的条条框框。《管子》曰“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名者也。”詹石窗，谢清果两教授解释说“道家其实也可定了立法的治世效果，只不过注意到理发的去诶按，必须以道德自觉来两服。”
黄老的道法相济的政治观念冲击了老庄对虚无的“道”的认识。黄老认为法必须要立，执法必须要严，这么来和法家的“法”的精神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法”的源头有不同，黄老的“法”来自于对到的认识。虽然老庄认为道是源是本，是安定社会必要的法则，但是没有人提出要把道具体化。即使是老子也只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把“道”具体成“法”正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虽然源头是“道”但是其中的内容一定是融入了自己的目的和要求的。就好像现在社会的法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都基于对法理的尊重和恪守。但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他们的法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条，每一个内容都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清心寡欲就在这“道法相济”中被打破。
三、修生养息立根基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经无数朝代，每一个朝代的诞生必然伴随着的是长期的战乱、饥荒。新朝代刚建立，国家凋敝，人民尚属于水深火热之中，若此时再大兴土木，大改政治，只会把国家推到悬崖边上。开国君主都比较睿智，国家刚刚起步，他们都会选择修养生息，养精蓄锐。老子提倡的清静无为对此不无影响。
最显著的数汉朝初年，从高后到惠帝，从文帝到景帝，甚至连武帝前期也是提倡黄老之学。黄老乃容法、阴阳、儒家等一体的道家学说，延续了老庄的无为思想。有个典故是关于西汉名相曹参的，当时汉惠帝很纳闷为什么丞相一直无所事事，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理应该忙忙碌碌为国家操心。曹参回答惠帝，其实自己一直在办事，不过是在无为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无欲则百姓安稳，百姓没有欲求则国家安康。西汉初年黄老是主流学说。武帝在早年曾经想启用儒士，但是遭到信奉道家的窦后极力反对作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汉初年，道家对汉朝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前期的清静，国家的经济、政治或是文化，也不会得以快速的恢复。也不会有武帝之后追击匈奴的丰功伟绩。
利用汉朝的例子，笔者想说，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儒家一直是占据主导的地位，但是道家同样的对政治有很大、很深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儒、道、法相结合。各位士人都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儒道相通的大学者。民生凋敝时则以“道”治天下。国力充足时，以“儒”治天下。“道”的思想一直印刻在士人的心中。
四、“道”士人的精神庇护所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一直是文人的生活、学习准则。儒家传统教育模式“学而优则仕”。于是十年寒窗就为考取功名，长时苦读就为为人父母官。儒家教导我们的是积极入世，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仁为己任”。陈斯怀教授认为儒家也有隐处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时势问题，如果时势不当就必须自觉选择隐处。其二时道德持守问题，为了坚持与涵养个人的道德人格，有时应该选择隐处，并怡然自得于其中。”
笔者不太同意陈斯怀教授的看法。传统文人受到儒、道两家的影响甚深。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虽没有主张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但是也不排斥，“入世当名相，出世当名医”，不过道家更多的是一种自由避世的心态。 文人士人的出世心态大多还是来自道家的影响。
《论语。先进》中孔子问侍者志，其中一人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在一旁“喟然叹曰‘吾與点也。’”表面上看似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够被诸侯接受，而备感失落，有种想回归田园，过着简单的歌、舞生活。但这也是孔子一时的想法，纵观其一生依然是奔走于各国，宣扬自己“仁”的主张。在《论语。微子》中隐者对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孔子的最终理想是为社会的秩序和大道义。从孔子和其七十二徒积极努力入世的行为来看，儒家要教导我们隐处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学者认为也是一种隐处的精神。其实不然，这里只是一种小入世和大入世的区别。在一个人贫穷或者能力不足够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顾好自身的情况。安居乐业，在清贫恶环境中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素养已达到可以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心怀天下，心怀国家。不同的是能力波及的范围。所以孟子所说依然是依然是入世的提倡者。
而道家所提倡的出世，是一种远离政治烟硝，过“无丝竹之悦耳，无案牍之劳身”的一种快哉的惬意生活。隐，有如长沮，伯夷。也有大隐于朝廷者如东方朔。随心所欲不为世俗所羁绊。追求一种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以庄子为例“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恶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对富、显、权之类是持蔑视态度的，他认为那样会失去生命自由自得的本色。不理会俗世生活史庄子的活法。
道家给人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和乐园。所以很多儒学士人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不得志时，都会在道家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西汉前期，道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给以失落的文人很大的精神安慰。洛阳才子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年二十余，最为少……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才华横溢却遭受朝廷排挤，被文帝疏远，迁为长沙王太傅。志满踌躇却得不到重用，孤寂无奈只能从书中寻求寄托。于是《庄子》成为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都充分体现他从《庄子》中吸取的内容。如《吊屈原赋》中“所贵圣人之神德兮，浊世而自藏”一句是化用了《庄子。则阳》的“是理自于民，自藏于畔”。
东汉末期的冯衍，身出名门，官宦世家。入世当官是他最大的心愿，可是他六次官场失意，积极的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心灰意冷的他被迫归于田园，此时他半入道家，从《庄子》中得到感悟，点醒了在迷途困惑中的冯衍，让他回归生性的从容淡定。宋朝时期的苏东坡也是在官场上此起彼伏，三次被贬一次比一次遥远。俗话说“黄山成就了东坡，东坡成就了黄山”，笔者更认为是道家成就了苏东坡。被贬黄山，东坡自感无望，对生活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于是常常游山玩水。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带给他太多的苦难和矛盾，其实到了这个情况，东坡希望的只是平静清淡的生活，犹如陶渊明”悠然见南山“般自得。道家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影响了他，才是他写出前后《赤壁赋》的传世之作。儒家的包袱压得苏东坡喘不过气来，在道家的世界中他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所以回到刚刚的问题，很多士人会因为时势的不当和对品德的坚守而归隐，实质是受到道家的影响。世事不济，我们无力救世，于是我们选择退出归隐山林，不再在这和浑浊的世间掺和。回归到自己应该遵守的“道”中，清心无欲，自得其乐。人活着总在思考忧、愁，总在担心危、害，太累了。被世俗羁绊住的士人，被现实压垮的文人愿意外儒内道，因为道家寻求的是心的恬淡，生命的自由，精神的从容。儒家教以他们仁义礼教，教使士人为官为贤，为国为民。道家给以他们疲惫时的安慰，精神的庇护。
参考文献：
①詹石窗，谢清果，《中国道家之精神》
②陈斯怀，《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
③方勇，《庄子学史》
④南怀瑾，《老子他说》
⑤崔大华、高秀昌等，《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
⑥钱穆，《老庄通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