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大一统基因不会改变。在南
宋朝廷偏安一隅、抱残守缺的时代，诗人词家奔走呼号，热血健儿前仆后继走上抗金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南 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退居山林，潜心研究宋明理学。朱熹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儒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成为华夏在百年分裂后重新大一 统的凝结剂。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神宗发布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又是中国唯一一个长期不实行“抑 商”政策的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金融业”的膨胀，神宗时全国年铸币达到506万贯，是
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交子”，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中央银行”——益州交子务。工商业发展导致城市扩张，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均超过百万，而 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南宋退居临安（杭州）以后，东京汴梁乃至整个北宋的富豪巨贾、文人学士知识阶层，全都前呼后拥来到 南宋新都临安或陪都建康（南京），临安顿时成为繁华富庶之区。
当初
宋高宗定都杭州，他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的。杭州在北宋已是万物富庶 的“东南第一州”，而且杭州比建康更远离前线，相对比较安全；其次杭州离建康又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的区别。许 是为了安抚主张定都建康群臣的心，高宗将建康作为“行都”，也就是陪都。
南宋的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朝廷在杭州创办的“三学”有很高的 声誉。“三学”是太学、武学、宗学。太学是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生员由皇帝亲自召见，然后委派为统治阶层的官员。太学 生有很强的参政意识，秦桧的党羽汤思退执政，就是在太学生的上书强烈反对下免职的。南宋的武学顾名思义是军事大学，专门培养军官，殿试第一名可任为正将， 第二、三名则为副将。宗学则是培养宗室子弟的教育机关。
南宋时代的杭州极为繁荣，茶坊、酒市、勾栏、瓦肆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更是彰显 出一派无比奢华、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虚假盛世景象。当时杭州城有五花八门的杂戏、杂技。北方流落的艺人们在街头卖艺，表演一些如踢瓶、弄碗、踢缸、花 鼓、壁上睡、虚空挂香炉、烧火等等名目繁多的游艺节目。西湖的千娇百媚，岸柳苏堤，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北宋的
苏轼曾大规模疏浚过西湖，到了南宋，历任知府 更是把整治、疏浚西湖当作任内的一件大事。而君臣们也是一天到晚嬉游逸乐，流连于湖光山色。
宋高宗没能收复中原，这位酷爱书画的皇帝 却在南渡尚立足未稳时，就忙着招揽南方各地的画师，也有从北方流落到临安的画师，建立南宋御前画院。画师们画了西湖又给西湖取上一个个动听的名字，这就是 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三潭印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
雷锋夕照。南宋著名画家马远有《踏歌 图》传世，此图近处田垅溪桥，疏柳翠竹，老农边歌边舞于垅上；远处高峰刀削，宫阙隐现，朝霞一抹。整图气氛欢快、清旷，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 歌行”的诗意。踏歌是民间一种不拘程式的娱乐形式，用足蹬踏而作歌之意。《武林旧事·元夕》有写南宋京城临安繁华气象的诗：“人影渐衡益露冷，踏歌声度晓 云边。”张武子诗：“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可见踏歌这一娱乐形式在平民中甚为盛行。
南宋各朝对士大夫是相当宽容的。宽松的仁政却造就了一个肆无忌惮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推波助澜加剧了虚假的表象。因为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 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掌握很不公平。由于朝廷“不抑兼并”，而南宋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特权阶层为抢占田地往往不择手段，且想方设法逃避税 赋，结果造成耕地免赋的竟然超过一半，就连宋真宗都感叹“天下税赋不均”。再加上南宋工商业的国家垄断经营，诸如盐、酒、茶、舶来品等，在大部分时间都属 于专卖物品，不许私造私贩。垄断的结果是特权阶层利用专卖制度大发横财。特权阶层在追求“赢家通吃”的游戏中，掏空了国家生存的基础。如此偏安一隅的虚假 繁华，却把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难怪诗人范成大在他所著的地方志《吴郡志》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南宋王朝，在偏安中享乐今宵，早已将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大业抛到了九霄云外。南宋诗人林升曾写下这么一首讽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上面这首描写西湖的讽谏诗，对朝野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鞭辟入里。北宋中、晚期的汴州（开封），曾有两个对后世都颇有影响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他们几乎 一生都是为青楼的妓女写歌词。由此可见，妓女在当时是何等泛滥。南渡后作为南宋都会的杭州，比当初的汴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吏腐败奢淫，士大夫失去以国为 家、再造大统一的政治理想，精神殆废，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而，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大一统基因不会改变。
在南宋朝廷偏 安一隅、抱残守缺的时代，诗人词家奔走呼号，热血健儿前仆后继走上抗金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退居山林，潜心研究宋明理学。朱 熹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儒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成为华夏在百年分裂后重新大一统的凝结剂。
朱熹，字元晦（一作仲 晦），祖籍江西婺源，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在福建南剑州（今南平市）的尤溪。父亲朱松在朝为官，是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他与岳 飞、秦桧是同时人，曾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 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这恐是后人附会，但朱熹后来成为旷世大儒则是事实。当时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 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从小接受饱学之士父亲的教诲，聪明过人。4岁时父亲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父亲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页上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朱松病逝。朱松去世前，特将朱熹托孤给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好友，临终吩咐朱熹说：“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安葬父亲后，14岁的朱熹遵循父亲的遗嘱，跟随母亲移居到崇安武夷山的五夫里，从此开始了他在武夷山对理 学一生的不懈追求。当时的武夷山，已经有一批南渡的儒学大儒隐居于此。首开理学先河的是被誉为“程门立雪”的杨时、游酢等人。据说二人在二程门下学成南归 时，程颢在送别他们的时候，握着两位学徒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吾道南矣！”
二人不负恩师重望，选择武夷山作为探究传播理学的宝地， 与同样隐居于此的刘子翚、刘勉子、胡宪等一批理学名流交往密切，经常相邀饮茶游山，切磋学问，成就斐然。杨时在这里完成了《四书解义》《三经义辨》等。游 酢于元符二年（1099年）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云窝，在那里读书著文，教徒讲学，终老于此。同时期居住在武夷山的还有大儒学家胡安国、江贽等人。虽然当时武 夷山已经成为理学圣地，但是，也许谁也没想到，一个14岁孩子的到来，对理学的发展将有着怎样的影响。
刘子翚三位先生不负老友重托， 对朱熹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孜孜不倦地教诲。刘子翚还为朱熹构筑了简易的屏山书院，朱熹母子就居住在那里。朱熹更是聪颖灵慧，深得三位先生的喜爱，以至刘勉之 后来把自己美貌的女儿嫁给了朱熹。朱熹在三位先生那里受到了全面正规的
儒家教育，从临摹法帖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攻读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 贤之域”而潜研程颢、程颐的“洛学”，为以后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理学大师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
绍兴十八年（1148年），19岁 的朱熹考中进士，22岁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朱熹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两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30岁 的朱熹决心要跟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极为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朱熹随李侗研习一段时间后，绍兴三十一年 （1161年）秋，南宋跟金的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 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李侗家中，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 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登基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将领张浚，平反了
岳飞的冤案，贬谪了秦 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 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 昌）哭灵，痛惜抗金大业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 熹回福建崇安，仍回武夷山侍母讲学。他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 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次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伯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 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大都伴着武夷山的湖光水色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他生徒盈门，相继编著了《论语要义》《程氏遗书》《资治 通鉴纲目》等31部理学重要著作，晚年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朱熹理学的基础。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朱熹理学认为在超现 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 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针对南宋时代物欲横流、思想迷惘提出来的理学核心。淳熙二年（1176年）夏，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举行 “鹅湖之会”的学术辩论。陆九渊提出的主观唯心论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发现心中真、善、美以达到自我完 善。这与朱熹的客观理学思想的主张不同。因此，双方辩论争执，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从此有了朱熹的“理学”与 陆九渊“心学”两大派别。
淳熙四年（1178年），朱熹
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
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 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淳熙七年（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 书”（《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 面地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绍熙三年（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同样成为朱 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 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 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 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 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 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 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 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 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他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朱熹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 户豪富。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回乡。1187年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 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 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 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这个封朱熹为“儒宗”的宁宗皇帝，终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 朱熹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侂胄势焰盛极一时。韩侂胄因朱熹曾参与赵 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及程朱义理一律不取。监察御史沈 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 旧态，下诏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71岁。临死还在修改 《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怀念故乡的 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对月思故乡》诗曰：
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
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
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朱熹去世12年后，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朱子理学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被朝廷定为国学。在此之后，朝廷对朱熹也进行了多次追封：从文公、太 师、信国公、徽国公到齐国公等不一而足。再过100年，到了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 传》，蔡沈的《书集传》被朝廷诏颁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理学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学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历史惯性的内核和基础。
朱熹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将人格定位得不偏不倚至善至美。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生对东方哲学思想的不懈探索，对崇高社会道 德的不懈追求，以至他的思想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朱熹的理学思想不仅在中国主导大一统王朝700年之久，而且对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思 想文化及他们的统一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