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先正己

——儒家的为政策略之二：正己

《论语》学记（十八）

文/王营

儒家认为，为政者要想治理好政事，必须从自身做起，行得端，走得正，发挥好榜样示范作用。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第十二），为政者自身正派，就好像一道无声的命令，下属会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已的职责，反之即使下达了命令，下属也不会服从。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第十三），因此，孔子乐观地认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第十三）。

上行则下效，为政者身正，必然会影响到下属，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第二），要让百姓做到敬、忠、以劝，为政者必须首先做到庄重、孝慈、举善而教不能。孔子认为，为政者的好礼、好义、好信，不但会影响下属，还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民风，百姓之间也会相互尊重，服从命令，说真话、讲信用，如此天下之民则会趋之若鹜，服从他的统治。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路第十三）。反过来说，如果执政者不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老百姓也会上行下效，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第十二），正因为统治者有贪欲，才导致民间盗窃成风，所以孔子慨然叹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八佾第三）。

在儒家看来，正己主要是端正自己的言行，所以在处理政事时，为政者不可信口开合，任意而为。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第十三），执政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对下属的影响，否则会对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执政者也要防范那些善进谗言的小人，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颜渊第十二），因此，在发布各种政令之前，执政者要三思而后行，并且要广泛征求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宪问第十四），一旦时机成熟，则要雷雳风行，不可优柔寡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公冶长第五）。

在下位的执政者，更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为政第二），慎言、慎行，这是孔子的为下级为政者指出的为官之道，但同时他又认为，在上级面前，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宪问第十四）对上级讲话要实事求是，不可欺骗他，但可以据理力争、冒犯他，可见孔子并不主张做奴颜婢膝的官奴，反而对那些敢于说真话的死谏之士充满崇敬之情，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第十八），他称赞殷朝敢于冒犯国王的微子、箕子、比干是真正的仁人志士。。

以正己为出发点，孔子给为政者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的总体要求。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