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天下
——汉文帝刘恒传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生于公元前203年，卒于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终年五十六岁，在位二十二年零二百四十多天（即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二十九日至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谥“孝文”，庙号“太宗”，葬于霸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毛窑院村南）。如果从刘邦、刘盈、刘恭、刘弘算起，他属于西汉第五位皇帝。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平定了陈豨的叛乱以后，封刘恒为代王。刘恒是一位心胸宽厚对人仁慈和气，政治上保持低调的人。公元前181年七月，吕后让他从偏远的小代国（国都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代王城），迁升到历史悠久、并且繁华的赵国（国都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当赵王，他没有同意。与其说前三位赵王刘如意（刘邦第三子）、刘友（刘邦第六子）、刘恢（刘邦第五子）都是在赵王之位上被吕后害死不吉利，不如说他有深远的政治眼光，尽可能低调做人。
他当皇帝后，对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公元前179年十二月，文帝下诏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处罚之后，还株连到三族，以至将株连者的女眷收为官奴，朕认为这样的法律不可取。从今以后，废除没收各种罪犯家属为奴婢和各种相连坐的律令！”
他不仅从法律上心系人民，还在行为上做节约的楷模。比方说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要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反对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担心使先帝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布衣，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连衣裙不多用布料拖到地面而显示其高贵；宫中所用的帷帐都没有刺绣。除此之外，他为自己修建霸陵时（古代皇帝即位之后就开始修建陵墓），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的地势高度，不另外增高封土。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京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收受贿赂的事情泄露，文帝反而赏赐这些贪官钱财，使他们感到愧疚；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皇帝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文帝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自然的法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何况朕本人没有什么德行，对百姓也无更多的帮助，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长期为朕服丧，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在加重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延续，以渺小之躯成为天下君王，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了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这样的感觉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祖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此诏告诉天下官员百姓：诏令所到之处，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婚娶、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脱鞋光着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让百姓派代表到宫中祭哭；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声，丧礼完毕就停止哭祭；并非在早晚哭祭的时间，不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九月。堂兄弟、未婚的堂姊妹、已婚的姑、姊妹、侄女及众孙、众子妇、侄妇等之丧，都服大功。已婚女为伯父、叔父、兄弟、侄、未婚姑、姊妹、侄女等服丧，也服大功）’的宗室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五服中的第四等。其服以熟麻布制成，视大功为细，较缌麻为粗。服期五月。凡本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以及未嫁从堂姊妹；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穿丧服十四天，‘纤服（五服中第五种。用较细熟麻布制成。清代指为本宗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以及为外孙、外甥、婿、妻之父母、表兄、姨兄弟等）’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没有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地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秦、汉后宫侍妾名称），都送回娘家。”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处处看到的是一位朴素、仁慈、平易近人、心系天下的好皇帝，所以笔者以《仁爱天下》为题，给刘恒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
一
公元前180年九月，周勃、陈平平定了吕氏集团后，开始着手刘氏新皇帝的人选。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况以仁孝闻天下乎！”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阳、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资治通鉴》高后八年九月）
后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长安，舍代邸，群臣从至邸。丞相陈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帝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恒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还坐前殿，夜，下诏书赦天下（《资治通鉴》高后八年闰九月）。
各位大臣暗中相互议论说：“少帝（刘弘）、梁王（刘太）、淮阳王（刘强）、恒山王（刘不疑），都不是孝惠帝刘盈的儿子，当年吕后设计夺取他人的儿子，杀了他们的生母，把他们收养到后宫，承袭孝惠帝的血统，这样就好立为继承人或诸侯王，用来加强吕氏的力量。现在吕氏已经覆灭，但吕氏所立的继承人很快就要长大，等到他们掌握实权，我们恐怕都要被灭族！不如从刘氏诸侯王中另选最贤者立为皇帝。”有人建议说：“齐王刘襄是高帝的长孙，可以立他为帝。”大臣都反对说：“吕氏正因为外戚强大专横，几乎危及皇家宗庙，摧残功臣，现在齐王的舅舅驷钧也是一个粗暴作恶的人，他像戴着冠帽的老虎，假如立齐王为帝，驷钧一族就会成为第二个吕氏。代王是高帝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为人仁孝宽厚者，加上太后薄氏一族谨慎温良，立年长的本来就名正言顺，更何况代王又以仁孝而闻名于天下呢！”于是，大臣共同议定拥立代王，并暗中派人召代王刘恒入京。
代王就此事征求左右的意见，郎中令张武等人反对代王进京，说：“朝廷大臣都是当年高帝开国时的大将，精通军事，多有诡诈奇计。这些人的愿望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权位，只是畏惧高帝、吕太后的严威。现在他们已经铲除诸吕，喋血京师，前来迎接大王，只是为了掩盖一时恶名，大王不可轻信。希望大王谎称有病，不要去长安，静观政局变化。”
张武的意思是担心刘恒去长安，会成为野心家达到政治目的的牺牲品，要刘恒观察时局变化再作决定。而代国负责王宫安全和军事的中尉宋昌却认为可以去，并且阐明自己的观点说：“各位的意见都是错的。当年秦朝失去了政权，诸侯、豪杰蜂拥而起，自以为可以得到天下的人数以万计，但最后登上天子之位的只有刘氏一人；因此，天下人不敢再有称帝的奢望了，这是大王应该去长安的理由之一；第二，高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其封地犬牙交错，可以控制天下，这就是所谓宗族政权稳如磐石，天下人相信它的强大，不可能再有觊觎皇权的想法；第三，汉朝建立之后，废除秦朝的苛政，简省法令，推行德政，百姓安居乐业，其江山很难动摇。除此之外，以吕太后的威严，封立吕氏三人为王，独掌朝政，然而，太尉仅凭皇帝的符节进入北军一呼，全军将士都袒露左臂拥护刘氏，背叛诸吕。刘氏的帝位源于天授，不是靠人力所能争夺的。现在即使个别大臣另有异谋，百姓也不会跟他走，他们的党羽也难统一思想！目前朝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室大臣，外面又畏惧吴、楚、淮阳、琅邪、齐、代等强大的宗室国，即使有人不怀好意，谅他不敢心生杂念。高帝诸子现在只有淮南王刘长与大王健在，大王又年长，天下人都知道您的贤明仁孝，所以朝中大臣顺应天下人心，要迎立大王为皇帝。大王不必猜疑！”代王与母亲薄太后商量此事，仍然犹豫未定。占卜问凶吉，得到了大吉“大横”卦，其卜辞说：“横线直贯是强壮，唯我独尊做天王，夏启之业得发扬。”代王听到“天王”二字，迷惑不解地说：“我本来就是王了，还做什么天王？”占卜先生解释说：“所谓天王，是指天子。”于是，代王派舅父薄昭（薄太后之弟）前去长安拜见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地说明了迎立代王为帝的本意。薄昭回报代王说：“迎立之事是真实的，不要再怀疑了。”代王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如您所言。”
于是，代王命令宋昌与自己同车去长安，张武等六人乘坐驿站的快车跟进。代王一行到达高陵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暂停休整，派宋昌先入长安城观察动静。宋昌途经渭桥（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渭河上），丞相以下的百官都前来迎接。宋昌回报，代王迅速赶到渭桥，群臣俯首称臣跪拜晋见，代王下车还礼。太尉周勃走近代王面前说：“希望与您单独谈谈。”宋昌连忙替代王拒绝说：“您要说的如果是公事，就公开说；如果是私事，做王的人是没有私情的。”周勃见宋昌公私分明，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代王的威恶，本来有居功的心态，立即烟消云散，于是跪下，呈上天子所用的玉玺和符节，代王辞谢说：“到代王官邸再商量此事。”
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二十九日，代王刘恒进入长安城，要住进代国设在长安的官邸，朝臣都护送。丞相陈平等人再次跪拜启奏说：“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侍奉宗庙。大王是高帝年长的儿子，应该继承皇统。我们恭请大王登基！”代王谦逊地按照宾主的礼仪面向西，辞谢了三次，然后才按照君臣的礼仪面向南，辞谢了两次，才在代王官邸举行了即位大典；群臣朝见皇帝的礼仪按照官位的高低排立。
东牟侯刘兴居（齐悼惠王刘肥的第三子）说：“铲除吕氏集团我没有立功，请皇上允许我前去清理皇宫。”他和掌管皇帝车辆和全国马政的局长（太仆）夏侯婴（刘邦时受封汝阴侯、滕公）一起进入皇宫，威逼少帝刘弘说：“您不是刘氏后代，不应做皇帝！”接着，刘兴居转身命令皇宫保卫刘弘的持戟卫士放下兵器退出；有几名卫兵不愿放下兵器，宦官令（太监管理处处长）张释说明了理由，这些人就放下了兵器。夏侯婴命令用马车送刘弘出宫。刘弘无奈地说：“你们将要把我安置到何处？”夏侯婴说：“让您住到皇宫外面。”就把刘弘安置在少府（为皇室管理钱财和生活事务的机构。东汉为九卿之一，负责掌管皇帝钱财。王莽称共工）的官衙中。
刘兴居和夏侯婴按排天子乘坐的法驾来到长安代王官邸，恭迎文帝刘恒入宫，说：“皇宫清理完毕。”文帝当晚进入未央宫（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汉长安城遗址西南部的西安门里）。
文帝进入未央宫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十名谒者持戟守卫在端门，他们还不知道内情，阻拦文帝入宫说：“天子居住于宫中，您是干什么的，竟然要入宫！”文帝通知太尉周勃，周勃前来说明废立皇帝的事，十位谒者都放下兵器离去，文帝这才进入未央宫。当天夜里，文帝心潮起伏，他觉得宋昌有远见，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负责指挥长安城的南军和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管理殿中事务。有关机构分别派人在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和少帝的住处，杀了他们。文帝返回未央宫前殿就坐，当夜颁诏大赦天下。
文帝当了一天皇帝，就是新年开始（汉延用秦历，以十月为新年开始）。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前元元年）十月，文帝刘恒对被吕后害死的赵幽王刘友的儿子进行了分封。
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封赵幽王子遂为赵王。
陈平谢病。上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
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论诛诸吕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户、赐金各有差。绛侯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谏曰：“诸吕悖逆，大臣相与共诛之。是时丞相为太尉，本兵柄，适会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资治通鉴》汉文帝元年十到十一月）。
十二月，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春，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岂不豫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平天下为太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资治通鉴》汉文帝前元元年十二月）。
公元前179年十月初一，汉文帝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封赵幽王刘友的儿子刘遂（？前154）为赵王。
丞相陈平因病请求辞职，汉文帝询问原因，陈平解释说：“高祖开国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在铲除吕氏集团的事件中，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我请求将右丞相的职务让给周勃。”十一月初八，汉文帝将陈平调任为左丞相，任命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文帝还下令，把吕后执政时分割的齐、楚两国封给吕氏的封地，全部归还给刘氏齐国和楚国。
朝廷对铲除吕氏集团有功的人论功行赏，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增加封户和赏金，数量各有差别。周勃散朝时，小步疾行退出，显得十分得意；文帝对他以礼相待，恭敬得经常目送周勃退朝。担任郎中的安陵国人（国都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西北）袁盎（约前200—前150）对文帝说：“吕氏骄横谋反，大臣合作将吕氏集团铲除。那时，右丞相身为太尉，掌握兵权（实际上当时周勃没有兵权），天缘凑巧让周勃建立了功劳。现在他好像已经有了对陛下骄矜的神色，陛下却对他一再谦让；臣子和陛下都在失去礼节，我认为陛下不该如此恭敬地对他！”有了袁盎的话，文帝以后在朝会时表情庄重，显示出了天子的威严，周勃看到文帝的表情，也就越来越敬畏。
公元前179年十二月，文帝下诏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株连到三族，以至将株连者的女眷收为官奴，朕认为这样的法律不可取。从今以后，废除没收各种罪犯家属为奴婢和各种相连坐的律令！”
公元前179年正月，有关门部请求文帝早日确立太子。文帝反对说：“朕本来没有施下恩德，没有广泛寻求天下贤圣有德的人，将帝位禅让给他，现在说‘早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失德；还是暂缓谈论这件事吧！”
由于文帝这种反常行为，让有关部门着急，因为皇帝立太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一旦皇帝去事，没有合法继承人就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这些官员坚持说：“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和国家，不忘天下。”
文帝何况不知道这种关系呢？然而，他要以德服人，所以解释说：“楚王（即刘交，刘邦同父异母弟）是我的叔父；吴王（即刘濞，汉高祖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是我的兄长；淮南王刘长是我的弟弟；难道他们不是早就存在的继承人吗？如果我现在不选择圣贤的人为帝位继承人，而说必须传位给儿子，世人将认为我忘记了圣贤有德的人，而自私于儿子，这不是以天下为重的做法！”有关官员只好举例说：“古代殷、周建国之后，都经历了近千的长治久安（原文“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是错误的。就周朝而言不足八百年，所以笔者以近千年为基准），它们都采用了早立太子的制度；天子必须从儿子之中确立继承人，这是由来已久的先例了。高帝平定天下而为汉室太祖（刘邦的庙号），应当子孙相传世代不绝，如果现在舍弃了理应继承的皇子，不立太子，而另从诸侯王和宗室中选择继承人，这是违背高帝愿望的。在皇子之外另议继承人是不应该的。陛下诸子中刘启（即汉景帝）年长，他是一位纯朴、厚道而仁慈的人，请陛下立刘启为太子。”文帝同意了。
从以上的史料来看，文帝即位是一波三折，然而，他以自己的胸怀，胆识、睿智和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了自己当皇帝之后的一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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