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中国西汉宫殿，建于公元前200年，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约3千米处。未央宫是汉朝君臣朝会的地方，宫内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殿等，另外还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岁羽、凤凰、通光、曲台、白虎、猗兰、无缘等殿阁。长安未央宫现在为中国西汉都城遗址。
未央宫有宫城四面环绕，宫城四角筑有角楼。宫墙外设多座卫士所居的区庐。宫墙在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一门。
南司马门
西司马门
东司马门：门外立阙，称“东阙”（诸侯来朝入东阙）
北司马门：门外立阙，称“北阙”（士民上书入北阙）
进入南司马门，即为未央宫正门——端门。
端门：位于未央宫中轴线正南，南司马门以北
公元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奭即帝位第四天就迎来了新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资治通鉴》初元元年一到九月）。
汉元帝的初元元年（前48）正月初四，元帝刘奭将父皇安葬在杜陵，然后大赦天下。
公元前48年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的父亲王禁为阳平候。
接着元帝以三辅、太常、各个郡国的公有田产，以及皇家上林苑可以节省的经费赈济贫民，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人，政府借贷种子和粮食。
刘奭封外祖父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公元前48年六月，传染病流行，元帝命令御厨减少菜饭，减少管音乐的官员和皇家使用的马，节约下来的经费救济难民。
同年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发大水，导致饥荒，有些地方的民众互相残杀吃，元帝下令转运其它郡国的粮食救灾。
元帝遇到灾荒，在人吃人的情况下，他征召名儒进京。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资治通鉴》初元元年九月）。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郡人王吉（？—前48，今山东省青岛即墨市温泉镇西皋虞村人，汉昭帝时，因举贤良担任昌邑王中尉）、贡禹（前127—前44，今山东省潍坊诸城市人。主张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后世尊为“贡公”）精通儒家五经（指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品德廉洁，特地派使者把他俩从今天的山东省召到长安。可是王吉在途中病逝。七十九岁的贡禹到了长安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元帝多次谦虚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诚恳地说：“古代君王都很节约，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和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能自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几人，御马不过一百多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子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远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该效仿近代祖先。现在宫殿的兴建已经告一段落，要想改变是无可奈何，而其它的开支应该尽量减少。原来在齐国为帝王制作三服（《齐三服官》注引李斐认为：“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从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的官员，给的工钱折合谷物不过十笥（竹制容器）；如今齐地的三服官有数千人，一年要花费八万左右，皇宫饲养食粟的厩马将近一万匹。武帝时，后宫美女增加到数千人。等到武帝去世，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一百九十种；又将他生前的宫女安置在骊山园陵守墓。到孝宣皇帝时，陛下曾建议让先帝重用儒生，被先帝视为恶言，群臣因此也疏远过陛下，这让人想起来十分痛心！所以说要使天下人继承儒家礼仪教化，后宫迎娶大量美女是大过，这样就会上行下效，诸侯的妻妾也有达到数百人的，豪富、官员畜养歌舞演员者往往有几十人，因此导致一些人室内多怨女，而外面多旷夫（大龄未娶妻室的男子）。一度这些女人下葬，等于是虚地上以实地下。如此罪过是从皇上产生，全部由大臣效仿所带来的罪恶。只有陛下深入考察古代治国之道，按照古人一样提倡节俭。减少三分之二的乘舆、御服、器物；选择留下二十名贤惠的宫女，其余全部让她们回家，其他守陵园的宫女，没有生儿子的人，最好全部遣散；皇家厩马不要超过数十匹，将这些厩马迁到长安城南苑放养，用以作为苑囿中的畋猎所用。目前天下发生饥荒，是否可以用相应的财力减少民众的损失去赈救，这样才称之为顺应天意呀！天生圣人是为万民，并非是为天子一人独自娱乐的。”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命令各个宫、馆减少或撤除，不得修缮与添置；太仆减少饲养马的谷物；设置在上林苑的水衡机关（管理皇家财物，铸钱、造船、治水的机构。长官是水衡都尉）为了节约，在改善生活时，不吃家畜而食野兽。
也就是说，元帝刚刚即位，虚心接受儒家的建议，想开创一代王道治国之风。可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到了初元二年（前47）正月，元帝步父亲后尘，去了甘泉宫郊祭泰一神。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资治通鉴》初元二年正月）。
公元前47年正月，元帝到甘泉宫郊祭泰一神以后，史料介绍说，元帝遵照宣帝的遗诏，让史高以外戚的身份管理国务院的事，萧望之（时任前将军）、周堪（时任光禄大夫）为国务院副总理。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他与周堪因曾经是元帝的老师而有师生旧恩，所以宣帝在遗嘱中有这样的任命。这三位辅臣管理国务院之后，多次在宴会上讨论镇压动乱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大事。后来萧望之挑选刘氏皇家宗室精通儒家经书的人刘更生（即刘向，字子政，世称刘中垒。前77—公元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四世孙，刘歆的父亲。汉宣帝时，曾担任散骑、谏大夫。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担任给事中，与侍中金敞（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孙子，金安上的儿子）一起兼任元帝身边的左右拾遗（也就是元帝的秘书，负责对元帝的言行或遗漏的事加以提示）。四人同心辅佐元帝，引导元帝向上古制度学习，对元帝的言行多有匡正；元帝非常虚心接受。如此一来，首辅大臣史高就靠边站了，因此史高与萧望之有了矛盾。
中央办公厅厅长（中书令）弘恭、中央办公厅书记（仆射）石显，在宣帝时就长期管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机要事务，对法律条文非常熟习；元帝即位后多病，认为石显在宣帝时就长期负责机密事务，加上石显是太监，没有在朝外结党，精通专业事务，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就把政务委托给石显，事无小大都由石显上报后决定，因此，石显权倾朝野，贵极一时，百官都恭敬地与石显共事。石显是一个巧舌如簧、聪明处事的人，能从深处了解他人内心微妙的想法，他心计深又有坏心，往往以诡辩伤害他人，有谁忤逆他或结下仇恨，石显就会像睚眦（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一样凶残，总会以苛刻的法律将对方推向死亡之路；这时，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讨论国事时经常保持独立，不服从萧望之等人。
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等人担心许、史两家外戚一度得势就会放纵，加上萧望之等人又嫉恨弘恭、石显专权，他们向元帝建议说：“中央办公厅（中书）是政策执行的主要机关，国家中枢机密都由中书掌管，应该派精通法律，为人公平正直的人去担任中书令。武帝因经常到后宫设宴游玩，所以让太监担任中书令，这不是古代旧有的制度，应该罢免宦官担任此职，顺应古人不录用阉割刑人的大义。”从此，萧望之的儒家集团与史高的外戚集团以及弘恭、石显宦官集团斗争激烈。元帝这时刚刚即位，因谦让，注重改革，改任中书令的事久议没有决定，最后，元帝让刘向退出改革核心层，去担任了刘氏皇家宗亲管理局局长（宗正）。
然而，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和品德优异的人担任谏官，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郑朋，他想暗中依附萧望之，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派人到各个郡国谋利，其中谈到许、史两家弟子的罪过。这道奏章被周堪看到，周堪说：“让郑朋在金马门（宫门名。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北门。学士等待皇帝下诏处）等待诏令。”郑朋在金马门将上奏的记录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规劝辅佐皇上，说起来就像管仲、晏婴不知疲倦，往往谈到日落西山，至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也没有这样啊！如果管仲、晏婴半途而废，下策就会像季札（前576一前484，姬姓，寿氏，名札。《汉书》中称为吴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封地在今江苏省常州，当时称延陵。相传他为了避王位“弃其室而耕”，历称儒家“南方第一圣人”。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一样到延陵湖泊，一辈子在那里。如果将军振兴周、召二公遗业，就应该亲自每天兼听不同的声音，向下走访民众，我愿竭诚献出您所需要的万分之一！”萧望之见郑朋说得至诚，才召见了他，交谈之后让萧望之感到满意；后来萧望之知道他偏向邪恶，与其断绝了关系。郑朋是楚国人，因怨恨萧望之等人，改弦更张投入许、史两家外戚，许、史不信，搬出原来郑朋所说对许、史不利的事，郑朋狡辩说：“这些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是函谷关以东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呢！”于是，侍中许章向郑朋解释了误会。郑朋出面，扬言说：“我见前将军萧望之时，说他有五小过，这是大罪一。”
萧望之的儒家集团除了错遇郑朋之外，还遇到了待诏（官名。意思是随时等侯皇帝诏令顾问的人）华龙，华龙做了一些肮脏的事，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的儒派集团，周堪等人没有接受，结果华龙与郑朋勾结。
以上一个个信号，都在说明萧望之的儒家集团有危险。
综上所述，元帝因不懂“召致廷尉”，就将儒家集团关进最高法院监狱，导致遭受了宦官与外戚联合集团的暗算，那么，以萧望之为首的儒家集团又是怎样收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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