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西元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春季，正月四日，漢宣帝被安葬在杜陵（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侯。
三月十日，漢元帝刘奭（shi四声）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元帝下诏：把三辅（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三个郡）、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各郡各封国公田及皇家园林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漢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元帝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乐舞部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漢元帝登基后的一系列惠民举措，显示出他是一位淳厚宽仁的君主。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秋季，九月，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谨，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官府从其它郡、其它封国运来粮食进行救济。
古时候交通运输和通信水平差，发生灾祸后，从朝廷做出反应，再到组织力量把粮食从别处运往灾区，要很长时间。期间经常会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的灾害。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元帝早就听说琅邪郡（郡治今山东诸城市）的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西漢都城，今陕西西安市）。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元帝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从前设立在齐国（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皇家织造厂，每年为皇家织造的衣裳，不过十个竹箱。而今，所属的三座织造厂，每厂工人都有数千人，每年消耗亿万钱之巨。而吃粮食的皇家御马，已达一万余匹。武帝时，又收取美女数千人，用来填满不断增加的皇宫。等到皇帝驾崩，陪葬的金钱，财物、乌兽、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而把所有的美女，送到墓园，看守坟墓。先帝的陪葬物也是如此，只以陛下身为人子，不便更改。官员也乐于援照前例，至为痛惜。“至尊如此，在下位的人受到影响。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妻妾，人多数都超过常态。王侯贵族的姬妾有的多到数百人，富豪官员甚至小史小民，有的仅歌女就数十人。内多怨女，而无法娶到妻子的男人，自然跟着增多。至于陪葬，天下莫不把金钱财宝，随着遗体埋入地下。这种过失，应由上面负责，全是大臣们一切援例的结果。“我建议陛下，查考古人道理，遵循节约正途，减少御车、衣服、器物的开支——减去三分之二。皇宫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余的全部送回她们自己的家。凡在陵园的美女以及凡没有生子女的，都应释放。御马不要超过十匹。只留下上林苑（位于京城长安周边的皇家园林）南部地区，作为打猎之用，其它的全部发还给人民。而今，天下陷于严重的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急切地缩小支出，用做拯救困苦的人民，回报天意?上天设立君王是要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为他一个人自己享乐。”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下诏：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宫殿以后不再修理。让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官员减少供应皇帝观赏或打猎用的野兽。
所谓上行下效，要刹住全社会奢靡的风气，还要天子带头才行。元帝虚心接纳意见，减少了皇室不必要的开支。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臣司马光说：忠臣之侍奉君王，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那么，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纳入正规。只要能弥补短缺，长度过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元帝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把次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谨慎节约，正是元帝所具有的，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
司马光认为贡禹和匡衡对于漢元帝优柔寡断易被奸臣蒙蔽这个最大短处避而不谈，却只就元帝本来就有的长处--节俭说个没完，于是认定这二人有罪。实际上，这种责难是错误的。漢元帝之所以优柔寡断，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好谁坏，所以没有妄下断言。而他所表现出的所谓长处--节俭，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天子至高无上富有四海，即使省了又省，可令其玩物丧志的诱惑也还是有很多。元帝在后宫时，那些奸臣难道就不会引导皇帝去奢侈放纵？如果没有贡禹、匡衡的正直劝谏，那么以元帝的优柔寡断再加上骄奢淫逸，怎么能在他在位的十六年中国家平安无事呢？君子以所学的知识侍奉君主，与那些在紧迫情况下非强行进谏的臣子不一样。直谏的人，为了攻击时弊，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学问侍奉君主的人，用中正之常法规劝君主，就可以正本以达其意。君主即使不醒悟，尚可保其大纲而不乱。所以，以孔子之圣，在见到软弱的鲁哀公时，也只是以仁政规劝他，而不去强行让鲁哀公如何如何改变。孔子难道也是故意对朝政中的恶事视而不见吗？不是的，因为孔子知道，大道建立了，奸佞之徒也就无立身之地了。匡衡不说矫枉过正的话，以免使朝中的奸臣猛烈反击。如果漢元帝是可以理喻的人，则稍微点一下他就明白了。如果遇到那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君王，那么即使痛哭流涕地劝说，他也不会明白。所以，进谏也是门技巧。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匈奴的呼韩邪（ye二声）单（chan二声）于（匈奴最高首领）再次向朝廷上书，说他们的民众贫困窘迫。元帝下诏从云中郡（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郡（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划拨二万斛粮食支援他们。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这一年，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原车师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的地方屯田驻军。
从此开始，漢朝在西域有了常备驻军。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戊己校尉的名字，来源于五行与天干相配中的“中央戊己土”，戊己校尉在西域可镇抚周边各国，故而得名。
高宗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实上的中央行政机构）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前面几个官职都是皇帝的顾问，有权出入内廷）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中书令（掌管诏命传达）弘恭、仆射（ye四声）（中书令的副手）石显，从宣帝时代，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常常患病。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宫，无婚姻之家，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信任，于是就把大权托会给他。朝廷事无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地侍奉。石显为人，灵巧聪明，通晓事理，很能领会元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他心肠阴险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辩，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就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相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坚持奉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
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是损害国家的蛀虫。因为和皇帝亲近，皇帝往往更信任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己人”。遇到石显这种会察言观色巧言令色的人，更是祸患无穷。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私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九卿之一，主管皇族事务）。
萧望之说的没错，宦官就应该是为皇帝及后宫人员生活服务的，确实不应当干政。宦官干政，往往是从皇帝身边的一些小事开始的。比如一开始皇帝让他们管理一下身边的文书，到后来就发展到有了政事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到后来他们就开始把持朝政了。因为比起朝臣，宦官离皇帝更近。影响皇帝的机会也比一般朝臣大。因此一旦掌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要想杜绝宦官专权，必须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禁止他们以一切方式参与到政事中来。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皇宫的东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延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一带），去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皇帝选拔的人才，以备使用）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在朝中党争不断的情况下，萧望之这种推荐人才，实际上是想为自己扩充羽翼，以便于与外戚、宦官势力对抗。很多奸猾小人也趁机来，想捞个一官半职。郑朋就是个典型，给萧望之写的那封信，明显是拍马屁的，萧望之居然还接见他。可见萧望之虽然自诩清流，但是在与外戚宦官的党争中，也不能坚守底线。这样一来，就给对手抓住了把柄，得不偿失。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九卿之一，最高司法官）。”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 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御史（监察官）：“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宣帝在立元帝为太子后，没有让太子锻炼处理政务的能力，使得元帝继位后连廷尉是干啥的都不知道，被这些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宣帝在教子方面的重大失误。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清河县）。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戊午日，陇西郡（郡治今甘肃临兆县）发生地震。城墙、房屋毁坏，压死很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三月，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苏扬州市）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ci四声）飞外池、严籞（yu四声）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元帝颁布诏令：撤销黄门（宦官机构，指责为侍奉皇帝）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都尉（主管皇室财政）所属的皇家花园，宜春宫（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所属的御花园，少府（九卿之一，主管皇家府库）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又大赦天下，命有关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和有特别能力的人，以及直言进谏人士。
元帝继续按匡衡的劝谏，行节俭，减少开支。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夏季，四月，元帝赐封刘骜（ao四声）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市）太守张敞，是先帝时代有名的重臣，可以做皇太子的师傅并辅佐皇太子。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食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能干的官员，可以胜任治理头绪繁杂纷乱的工作，但是行为轻佻，不具备师傅的器量和资质。元帝于是改变主意，征召张敞，准备任命他为左冯（ping二声）翊（京城长安以北地区的郡级行政长官）。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太子年幼，需要的是能培养其德行的老师来教。就好比小树需要支架固定，防止长歪。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无封地），兼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朝见。
元帝对萧望之还是很有感情的。虽然前一阵被石显忽悠，撤了他的官，很快又重新启用。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函谷关以东发生饥荒，齐国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元帝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准备任命他们当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作梗，元帝于是改命三人当中郎（皇帝身边的侍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而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萧望之、周堪、刘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黜弘恭、石显，以示对于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是这样，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自然灾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奏章呈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到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官，贬为平民。
君子指望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可能吗？君子使用小人手段是业余的，小人使用小人手段是专业的。刘更生这一愚蠢的行为，不但没能扳倒那几个阉党，反而让他们反咬一口，把自己害了。由此看来。走正路，真的不能投机取巧。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上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请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赐爵位封邑，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语言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好，交给谒者（负责诏命传达），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九卿之一，掌管京城治安）所属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生鲁国（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曲阜市）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鄙贱?”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鸩酒（毒酒），自杀身死。元帝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结。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每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之前的周堪、刘更生就是被石显、弘恭以这种方式陷害入狱的，当时事发之后，他们也是这样叩头请罪，元帝就原谅了他们。如今他们又故技重施，仍然轻易就被元帝所原谅。可见元帝还是仁有余而义不足。面对奸恶势力，一味得不忍下手将其铲除。其结果就是姑息养奸。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臣司马光说：元帝这位君王，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很难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弘恭、石显，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至为明显。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流涕、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司马光只看到萧望之和周堪二人不是因罪而死，便归咎于元帝糊涂。同时责怪贡禹和匡衡不能指出朝中的奸臣（见本节开始时）。可为什么石显等人如此奸恶，却不能危害天下，国家照样太平无事呢？这是要得益于贡禹匡衡等儒者能坚守大道。西漢走向衰亡，是后面的成帝和哀帝奢纵造成的，而不是元帝的优柔寡断造成的。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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