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国立公园内海拔306米的三根山顶，有一个为被东京审判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修建的“殉国七士墓”。碑文起首即是日本对战败原因的总结：“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背弃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不足等原因，日本不可能不败??”
美国投放原子弹，被日本认为是主要败因，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二战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若假定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弹来决定的，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它的失败早已成为定局。那是压倒性的海权所造成的。专凭海权，即可夺占日本用来发动最后攻击的海洋基地，并迫使其国内陆军自动投降。因为，它的海上航运早已被摧毁。”二战时任美国新设置的总统参谋长的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上将也指出，“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野蛮兵器对于我们对日本的战争并无实质性帮助。由于有效的海上封锁和成功的传统性轰炸，日本早已被击败并已准备投降。”二战时指挥太平洋盟军、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也在1960年公开承认，“1945年使用原子弹，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必要性”。时任盟军最高指挥官、制定了二战时期盟军在欧洲和日本大多数军事计划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3年11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也承认：“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没必要用这种可怕的东西攻击他们。”可以认为，原子弹是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日本的败因，而是美国为什么要以这根“稻草”压垮日本。
原子弹投放首选京都
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日本已经苟延残喘。1945年7月2日，美军正式攻克冲绳，打开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南大门。此时的日本，已步入穷途末路。正如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的，“日本船只的9/10都已沉没或不能行动，其空中和海上的兵力均已被摧毁，工业已遭破坏，人民粮食补给日益缺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的崩溃实在是早已成为定局。”
1945年7月16日5时30分，一个比1000个太阳还亮的大火球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上空升起。当晚，负责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区司令格罗夫斯立即起身给在波茨坦的总统杜鲁门发去一封电报：“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书尚未写出，结果近似令人满意，业已超出预料。”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7月28日上午，日本各大报纸均对公告作了报道。7月30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三国公告重申了开罗会议精神。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价值，因此予以‘默杀’。我们将朝着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向迈进。”
见日本态度如此强硬，美国决定对日本实施核攻击。但耐人寻味的是，相比东京、京都、横滨等城市,无论人口、规模、军事、经济,都远胜广岛和长崎，会什么选择这两座城市作为原子弹攻击目标？实际上，在原子弹尚未试爆成功的1945年4月,为了确定轰炸的城市,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和陆军航空兵专家就组成目标选定委员会，当时考虑的投放地标准是，目标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方便事后评判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最初选定的17座城市中，东京、大阪、名古屋等面积大且破坏严重的城市首先被剔除，佐世保、吴等小城市也随后被剔除。最后，该委员选出了4座城市：京都、广岛、小仓、新潟；前两座为首选，后两座为备选。所以首选京都,主要因为京都是100万人口城市，当时其他日本城市已遭严重破坏,大量人口和机器设备都迁往京都,使之成为战争后期最重要的军事生产中心。
但是“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中将提交的这份名单，遭到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反对。史汀生在20世纪初担任菲律宾总督期间，曾多次造访京都,这座传统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汀生表示,京都对日本人有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如果将其毁灭,将给战后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史汀生的意见，得到杜鲁门的赞同。但是,美国军方和科学家仍坚持将京都列为首要目标。他们强调，京都地处盆地,街道呈方形网格状,最适合评估原子弹轰炸效果。7月21日,陆军部向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发去电报,请求把京都重新列为首选目标,但仍被杜鲁门拒绝。7月24日,长崎作为京都的替代品。但是长崎多山,并不能很好地测试原子弹的效果。7月25日,杜鲁门最终下达对日进行原子弹轰炸的指令时,目标城市的优先级为广岛、小仓、长崎。
日本政府禁止报纸使用“原子弹”一词
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恩诺拉·盖伊”号B-29型轰炸机炸弹舱门打开,原子弹“小男孩”从9600米高空笔直落下,仅仅比预期时间晚了17秒。原子弹在岛病院上空爆炸，据1969年的综合评价,爆炸高度为580（±15）米。
当天夜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投弹声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告，是为了拯救日本国民使之免遭全面破坏。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却断然拒绝接受这一通告。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现在提出的要求，那他们必须意识到空中将落下令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弹雨，那种弹雨将是在这个大地上前所未有的。在空中攻击之后，海军和陆军将以日本领导者未曾领教过的强大兵力和他们已经领教过的战斗技术，发起攻击。”
但是，日本民众对杜鲁门的声明，一无所知。关于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情况，7日的日本《朝日新闻》仅刊发了寥寥数语的一则报道——
6日7时55分左右，两架B-29轰炸机侵入广岛市，用“烧夷弹爆弹”进行了攻击，使该市附近遭受若干损害。
报道沿用了“若干损害”这一“大本营发布”的套话，而且报道的投放原子弹的时间也是错的，并使用了“烧夷弹爆弹”这一新名词。8日上午各报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前一天15时30分“大本营发布”，使用了“新型炸弹”、“相当大损害”的措辞：“一、8月6日广岛市因遭敌B-29轰炸机攻击而蒙受相当大损害；二、敌对广岛进行攻击时似使用了新型炸弹。详细情况目前尚在调查中。”
8月8日，在军方领导下具体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物理学家、理化学研究所的仁科芳雄等人在前往广岛进行现场调查后，向政府提交报告：“确实是原子弹”。外相东乡茂德向天皇禀报了遭原子弹攻击后的受害情况。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禁止报纸使用“原子弹”一词，以不让民众了解真相。
8月9日,美军准备对第二目标小仓投弹,并将长崎作为备选。由于小仓天气不好,投弹飞机“博克之车”在云层上空穿梭了3次仍未找到缺口,遂飞向备选目标长崎。10时58分,“博客之车”在浦上天主教堂附近投下了钚原子弹，原子弹在距地面约500米处爆炸。
8月11日，日本西部军管区司令部发表公告：“一、8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敌两架大型飞机侵入长崎市，似使用了新型炸弹；二、详细情况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但损害似相对较小。”当天的头条新闻是苏联对日宣战以及大本营发表的“开始向满洲国进攻”。
同一天，《朝日新闻》刊载了杜鲁门总统的广播演说，使用了“原子弹”一词。这是日本首次使用这一名词，而其他报纸则特意将“原子弹”改为“新型炸弹”。因为，日本政府在广岛遭受原子弹攻击后，即禁止媒体使用“原子弹”一词。陆军省认为，“美国虽声称使用了原子弹，但目前尚难以定论，此事事关国民士气，要防止敌人欺诈。”作为妥协案，专门掌控战时舆论宣传的情报局表示：“敌人声称投放了原子弹。”
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先后造成14万人和7万人死亡（各正负误差1万人），极大地震慑了日本，迫使日本当局做出最终抉择。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日本最高当局举行了战时最后一次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经天皇宸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由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即“玉音放送”通过电波传遍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当天，日本各大报纸全文刊发了《终战诏书》。
挨原子弹早已成为日本的“宿命”
20世纪30年代，一些物理学家在理论上已经证实，通过铀和钚的裂变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一理论成果公布后，各国即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38年8月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斯齐拉德和爱因斯坦联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美国应刻不容缓地研制原子弹。10月19日，罗斯福对这封信作了肯定的回答。1941年底，美国正式开始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研究总部设在华盛顿，总负责人是格罗夫斯中将，科技方面工作由罗伯特·奥本海默组织负责。参加“曼哈顿计划”的有费米、泰勒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投入资金为20亿美元。最初美国打算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即用以对付德国，直至1943年5月5日，美国才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决定用以惩罚日本。所以做出这一变更，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美国担心遭到科技实力胜过日本的德国报复，二是让苏德两国两败俱伤。1944年9月，美英首脑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会晤时，罗斯福将有关情况和决定向丘吉尔通报。
美国为什么要投放原子弹？按照通行说法，投放原子弹不仅可以使日本早日投降，而且可避免50万至100万美军牺牲。但也有观点认为，整个二战美军死亡40万，很难想象日本在经济崩溃、社会解体、装备不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能给美军造成比4年战争还大的伤亡。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早已被打破，即使最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也知道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夸大1945年11月1日实施“奥林匹克计划”即九州登陆作战的可能阵亡人数，是为了强调“投放原子弹是必要的，是正当的人道行为”。
其次，按照美国马丁·夏尔文教授的说法，“与其说原子弹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日终结，毋宁说原子弹推迟了战争的终结。”他这么说并非无理，因为美国将原定7月1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一拖再拖，就是为了使会议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召开，以便手里握有“同花顺子”。麦克阿瑟也认为，如果美国像随后所做的那样，同意保留天皇制，战争可能会提前几周结束，使用原子弹并无必要。照此说法，那么美国所以将《波茨坦公告》原稿中载明“保留天皇制”的条文，修改为“天皇地位未定”，是否有为投弹寻找理由的嫌疑？根据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中将的证言，“美国早已将日本作为原子弹攻击对象”。也就是说，即便日本最初不对《波茨坦公告》表示“默杀”（英语被译为“ignore”即无视、忽略），挨原子弹早已成为日本的“宿命”。
日本为何有此“宿命”？很多学者认为是为了不让苏联参战和威慑苏联。这一观点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能够找到依据：“美国不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确实，原子弹实验成功前，美英两国都曾强烈要求苏联参战，但原子弹实验成功后，美英两国无意让苏联分享对日战争胜利成果。另外，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档案的最新研究显示，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共同占领日本的要求，使杜鲁门感到非常为难。在7月24日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以非正式方式告诉斯大林：“美国已拥有一种具有空前毁灭性能的新式武器”，斯大林面无表情地表示：“希望能好好利用它来打击日本”。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令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使苏联变得更好说话”。事实上，由于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大部分地区，杜鲁门急于想在苏联参战之前使用原子弹，不依靠苏联结束太平洋战争，以便日后在解决东亚问题时掌握话语权。
美国海军上将莱希曾表示，“科学家和一些其他的人们想要进行实战试验。因为这个计划耗费了总计20亿美元的经费。” 这被认为是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另一个理由。一个和“曼哈顿计划”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员曾表示:“这颗原子弹必须成功——因为在它身上已经用了许多金钱，假使失败，我们对于这样巨大的费用将如何交代?想到人们的批评就会令人感到害怕??当这颗原子弹完成并投下后，一切有关人员感到了巨大安慰，有如释重负之感。”
事实上，对投放原子弹目标城市的反复斟酌，也显示了这一意图。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美国投放原子弹？1995年5月11日，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他的话令人深思：“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