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语言的时候说过，语言和文字既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文化的基因，只有对代表一个文化的基因进行深刻的剖析，才能对其孕育下的中医有透彻的理解。在本书中，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很多时候将汉族语言和文字统称为汉语。而汉语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医实质上是以汉族医学为主体的医学，也称为汉医，自然地，了解汉语是参悟中医必不可少的途径。 由于中国几千年历史大体上是一段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因此，汉语史大体也是汉人不断南迁的历史，汉语也与南方方言和北方入侵的蛮族反复混合，最终定格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普通话”。历代学者对什么是正宗的汉语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认为粤语最接近古汉语，有人则认为扬州话或川府话最接近，但无论如何，正如笔者在【序】所指出的，甄别历史文献的真伪并不是本书的重点，因此，我们只是就当下“已成形的汉语”进行阐述和剖析。尽管古汉语乃至1913年制订的“老国音”有诸如保留入声、发音优美、声母和韵母都比现代普通话丰富等优点，但即便如此，用现代汉语进行其伟大性的诠释也是绰绰有余的。 在世界范围来看，各种语言文字可以分为“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也可以说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语是至今最大的象形文字，可谓独树一帜。历史上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逐渐在被殖民时期改用了拼音文字，日本大约保留了一半的汉字，另一半是假名，基本上是汉字和拼音混杂的文字系统；韩文则是在大约500多年前由韩国自己创立的，它也是一种表音文字；越南文字的拉丁化大约也是在几百年前由法国人修订的。拼音文字是典型的表音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字可读音”，但与汉字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字意”跟字形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表意文字基本上可以“见字思意”和部分“见字思音”，而表音文字基本上可以“见字思音”与小部分“见字思意”。不过拼音文字的“见字思意”，与汉语的象形文字的“见字思意”是有很大区别的。汉字的最小单位是“字素”，而不像英文（拼音文字的代表）那样是“词素”，除了几个字母可以作为字素外，用构词法所组成的都是词而不是字。形象的理解就是，汉语由于字素与词素的共用，因而基本单位更小，组合词汇、句子的“原材料”更精细，因而很多更高层次的表意是拼音文字所不能企及的，这点在中医这种带有玄学意味的学问就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近100多年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以及中华文明的颓势，令我们绝大部分五四时期的精英们，对中华文化以及孕育其中的中医的不自信乃至彻底的失望，进一步转嫁到对汉语的彻底批判上。从文学上推广白话开始，逐渐发展到欲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的疯狂之中。比如，瞿秋白声言：“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钱玄同建议：“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认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这些精英们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文化的基因，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异族摧毁中华文明基石的帮凶。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汉语和英语的优劣，让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重新树立起信心。恰恰是汉语的优秀，使得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得到落实，使得中医公理成为医道可以有很好的诠释。不过，要彻底比较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优劣，可能需要一部专著，本书并不是这类的书籍，因此只能概括性地给出一些结论，论证的过程读者可以寻找有关书籍阅读。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每一个国家的人肯定会认为自己的母语是最优秀的，这种很明显的带有民族感情的研究是否有公正性可言呢。笔者在此庄重声明，由于本人对汉英语都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基本上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正如我们弘扬中医，并不是因为它是属于中国人的，而是它的伟大性是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地域的。不过，所谓挂一漏万，可能会有些观点有偏颇，读者如发现可予以指正。 经笔者初步归纳，我们可以对词汇、速度、信息、历史、文学、学习、编程、逻辑、语法和其他这10个方面进行汉英语优劣的比较，读者可以从这种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 词汇。究竟汉语与英语各自的词汇量是多少呢？一般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知识爆炸的年代，英语的词汇量已经突破200万（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0多万），拼音文字词素的特点使得一般能读懂《纽约时报》的词汇量在2万单词左右。其实英文单词量异常多，造成了即使母语是英语的人士一辈子都记不住的困境，这还没有计算日益增加新词。而汉语字素的特点，使得汉字（同时也是词素）大约在2400左右就可以读懂大部分古典书籍，新的词汇只在这些字里面简单组合就可以了。 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根据各种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一个“汉字效用递减速率表”，见下表： 字种数增加字数合计字数覆盖率欠缺率
1000
100090.000%10.000%
10001400240099.000%1.000%
24001400380099.900%0.100%
38001400520099.990%0.010%
52001400660099.999%0.001%
这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高频字表上的前1000个汉字，那么，阅读一般的现代书报，平均10个字里只有1个不认识；掌握了前2400个汉字，则100个字里只有1个不认识；掌握了前3800个汉字，则1000个字里只有1个不认识……。 按照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小学识字量为2400，中学识字量为3800，而整个中学的识字量为6600。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初中毕业，便可以阅读《桃花扇》、《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至于老舍、赵树理等现代作家的著作，只需小学毕业便足以应付。语言学家陈原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认得多少汉字，曾做过一次自我测试：“说来也可笑，我测量的结果，只认得2400多个字，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当然我读不出准确的音而又'大致’知道它的含义的字，可能有一大把”。 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望文生义”，我们姑且不能很确定是否学习汉语很困难（汉语汉字教育专家、哲学教授张广照宣称，用适合的方法学习汉字，学习汉字变得非常容易），但从英语大量毫无关联的词汇，增加记忆度是毫无疑问的。英语可以“望字读音”，但做到汉语的那种望文生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看英文专业书籍，更是令人如读天书，所以讲英语的专家特别多。 中国的中学生，已经具备了阅读《红楼梦》的基本条件 ---- 至于读不读得懂，有没有兴趣，那是另一回事。那么反过来，英语民族的中学生，能否阅读相应的英文古典名著比如狄更斯、萧伯纳呢？且看一个间接的证据，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说，该校十万学生，能看懂《纽约时报》的不到一半。《纽约时报》我们没读过，不知到底有多难，但若做一个横向比较，顶多不过相当于《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吧。中国大学生甚至中学生，若看不懂这样的报纸，简直堪称“世界第九大奇迹”！不料，这种“天方夜谭”的确就发生在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我们当然不怀疑美国的教学质量，更不相信这些大学生都是“混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英语实在太难，词汇量实在太大，中学毕业远远达不到实用的程度，故而其语言学习尤其是词汇必须贯穿大学甚至终身。 长期以来，汉字落后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难学，所谓“比西方儿童至少多两年”，以及导致大量文盲等等。汉字到底难不难，中国文盲之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暂且不论；反过来，既然拼音文字这么简单，那么，想必个个识文断墨，能读会写吧。但事实如何呢？大量证据表明，以拼音文字为主西方国家的文盲程度远比中国的高，读者可以自己找相关的文章书籍阅读。一句话：英语基本上都是入手易，但活到老学到老，学过英语的人都有切身体会。 与英文相比较而言，汉字的学习属于“一劳永逸”。中学毕业便可宣告结束，然后受惠的却是一生；相反，英语词汇的增长却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且看几个简单的数据：Samuel Johnson博士编的第一部英语词典收词43000；1961年的韦氏大词典第三版收词450000；1989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收词615000。一般认为，英语每年新增词为1000，《纽约时报》（1989年4月13日）一篇文章甚至估计为15000至20000。兰登书屋1987年再版了十二卷的大词典，与21年前的第一版相比，增加了五万个新词以及七万五千个新定义，对二十万词条进行了改写。其中，光是新增加的食品名称就多达八百个。该博士当年有一句名言：“No dictionary of a living tongue can ever be perfect， since while it is hastening to publication， some words are budding， and some are fading away”。（无一种活语言的词典堪称完美。一部词典匆忙付印时，一些新词便又冒出来了，一些旧词又消失了）。可惜他不懂汉语，否则的话就不会说得这么绝。汉语的词典当然也在不断更新、扩充，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字典却是几十上百甚至上千年亘古不变。正所谓“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就是凭借这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汉字，中国人从容不迫地组合出无数的新词条，用以表达无数的新术语、新概念。相反，西方语言却是一个新概念一个新单词，从而引发词汇量无限制的膨胀，最终导致大学生看不懂《纽约时报》的悲剧。
可能有人会说，懂得了汉语的字，不等于懂得了词汇。比如，你认识“化”与“学”两个字，并不等于你就懂得“化学”这个词。诚然，认识了汉字就未必懂得由其组成的词汇，但语言学家发现，一旦认识了“字”（其实也是英语的词），组成“词”后的认识速度是惊人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记住的。即使第一次记不住，下次再见这个词的时候，从汉字组词的字面就可以马上唤起记忆了，这点也是英文望尘莫及的。比如，Aphelion和Philanthropist，笔者就尝试记忆很多次都很难记住，即使运用了所谓的“明意”记忆，这次记住了，下次见到又忘了。但如果告诉你这两个词汉语叫“远日点”和“慈善家”，笔者相信除非你是一个傻瓜，否则你即使没有学过天文学和没有做过公益事业，也明白“远日点”就是远离太阳的点，“慈善家”就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根本就不用记忆，因为字面直接告诉你了。可能很多人会说，英语也有词根啊，大量的单词都是采用词根构词法构成的，上面的这个例子中，ap表示“远”，而helion则代表“太阳”，因此aphelion是“远日点”；又例如phil表示“爱”，anthropo表示“人”，因此philanthropist就是一个“爱人的人”，也就是“慈善家”。 上面的说法固然成立，但不幸的是，英语的词根大多来自于拉丁语、希腊语。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明白些了，河马这个单词，汉语和英语都是采用合成法构成的联体词，英语是hippopotamus，来自于希腊语的两个字根 ---- hippo（河），potamus（马）；半岛，英语是peninsula，来自于两个拉丁字根 ---- pen（半），insula（岛）。对汉语环境中，即使是一个半文盲，生活中从没有听说过河马，只认识简单的汉字（例如河和马这些），看到河马这个词也能猜到它是一种水生的哺乳动物。英语环境中同样一个从未听说过河马的半文盲呢？如果是river horse，他还能猜出这个词的一些含义，但看到hippopotamus恐怕只能目瞪口呆了吧。又比如英语中有555个单词以 ---- phobia（恐）这个字根作为结尾，表示“恐……症”，例如myrmecophobia ---- 恐蚁症，ornithophobia ---- 恐禽症。对一个汉语小学文化的人，了解了恐蚁症这个词后，毫不费力，举一反三的就会说恐禽症、恐水症等等，他们也许能说出英语这555个单词对应汉语词汇的大部分，甚至可以自己造出一些新的词，例如恐鱼症、恐鲸症、恐花症、恐钱症等等，尽管这些症未必真的存在。而对一个英语国家的小学生呢？就算他通过学习掌握了myrmecophobia ---- 恐蚁症，对恐禽症、恐水症他多半还是不会说，因为后两个单词并不是birdphobia，waterphobia，而是ornithophobia、hydrophobia。这个就是英语所谓词根构词法所造成的新型文盲，这种还是简单的，万一遇上再复杂点的，比如恐水禽综合症等。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使用英文词组成复合词，如大家熟悉的pork（猪肉）改成比较容易理解的pig’s meat，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作为字母文字有两个致命伤。首先，字母文字音节太多，会造成复合词的语音太长，如pig’s meat有4个音节，辅音都算一个音节，而pork只有两个音节，一个屠夫每天如果要说上1000次“猪肉”，那他仅仅说猪肉就要多说2000个音，单一个词就如此，那我们可以想像，加上其他的词汇，将会是天量的发音而浪费太多的时间，为了减少发音次数，英语只好创造新词，这是拼音文字的发音不足所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充斥了大量随意构造的词汇。因此联体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 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实行“树木干枝”功能，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梳理得清清楚楚，这点有点像达尔文《进化论》树枝分叉分类法；其次，即使猪肉可以用pig’s meat，那我们不禁要问，野猪肉呢？野猪排骨肉呢？瘦野猪排骨肉呢？新鲜瘦野猪排骨肉呢？油浸新鲜瘦野猪排骨肉呢？在汉语里这是一个词，如果英语不创造一个新词的话，那么只有长篇大论写出一句话来对应，这样发音次数激增，词意也势必不容易被把握。 在科技词汇上，汉语的优势就更为明显了。香港大学附属学院协理副校长、科普作家李逆熵曾经撰文，论证了中文无论从词意、记忆、分解、复合词、吸纳新知识等方面都比英文有更大的优势。笔者也是学理工科的，对李先生的这番话颇有同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转行比西方人容易得多的原因，因为汉语往往使专业壁垒大大降低了，而英语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读者自行找相关文章看。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随着知识爆炸和物品的多样性增加，英语单词也在极度地膨胀。大概80年代后到现在，新单词和词组大量出现，现在大概已经使英语单词增加了50％以上！而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增加。但汉字却并不膨胀，中文“字”每一个都有基本意思，而且都是单音节，所以组合起来功能巨大，虽然现在知识爆炸，但中文字的强大组词能力可以轻松化解这些问题。 另外，汉字连缩写绝大多数都是“显义”的。如“中国共产党”我们懂其词义，写成了“中共”，我们哪怕是第一次看见，都可以猜个八九成。而英文你就未必懂了，即使你英文水平很高，由Chinese Communist Party（也可称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到CCP缩写，如果你是一般的老百姓，还一时半会都搞不清CPC代表了什么；当然，缩写不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但英文缩写一多就容易混淆、难以理解。因为如CCP，除了表示“中国共产党”外，你怎么确定CCP不是代表了“密集型照相端口”（Compact Camera Port）、“中国商业摄影”（China Commercial Photography）、“硬盘保护工具”（Configuration and Control Program）等19个不同CCP缩写所代表的含义呢？很显然，随着日常生活词汇的激增，CCP这个缩写所代表的含义将会越来越多，难以记忆，因此，英语才有了所谓的《缩写字典》，而汉语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缩写字典》。在这方面，现代汉语造词的优势就十分突出了，这就是汉字字符集信息熵高的优势。一言蔽之，汉语的单词绝大多数不是靠记忆的。 综合上述，汉语比起英语，在词汇、组词和组句方面可谓绝对优势。遗憾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如此惊心的数据，西方人（也包括一些东方人）依然还在津津乐道地大谈特谈汉字改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应该改革的是拼音文字。 二. 速度。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中华文化自近百年来，尤其是从五四运动后被诟病、摧残甚至消灭，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中华精英们都认为是我们文化的“愚昧和落后”，比不上西方文化的“开明和进步”。而“愚昧和落后”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汉语的“慢”，这个“慢”表现在“说、写、输入、思维”的四慢。由于这“四慢”跟不上形势，所以精英们痛心疾首，视汉语为洪水猛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毒瘤，都以为不彻底抛弃汉字这种文化包袱，中华民族就难以复兴。汉语或者说汉字真的这么差劲吗？如果说西方很多学者为维护本国知识系统的有效性，对异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汉语带有傲慢与偏见的批评还情有可原的话，那国内很多精英对汉语的批评实属无知的奴才思想。经过笔者的多年研究，发现结果却令我们大跌眼镜，让我们看看汉语这“四慢”的真相吧。 首先，我们谈谈“说”。这点可能连对汉语痛心疾首的精英们都不得不承认由于汉语的词素和词素组词汇上的优势，使得汉语在发音次数上比英语少了很多。学者苏忠诚研究指出，英语的发音次数是汉语的1.19～3倍，平均值约2。也就是说，同一信息量的文字，英语的发音次数平均是汉语的2倍。笔者也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即使剔除了部分英语人士认为的不合理的比较因素（如，英语一个辅音发音时间少于元音发音时间等），得出了汉语发音时间平均是英语的79%（见表1），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如果一篇文章用汉语5分钟可以念完，用英语读就需要6.3分钟，而且，这只是按一般的语速读。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很多时候是不能像汉语那样慢条斯理地读的，比如我们看很多介绍自然风光的影片的旁白，“很久很久以前，……”，汉语可以说得很慢很有感情，但英语“Long Long Time Ago，……”基本上很少人会每个音节拖上半秒甚至一秒去读，否则说英语的人会觉得你怪怪的。这是由于语言结构所造成的，汉语反而可以念得摇头晃脑，不急不慢，字字珠玑。也就是说，如果汉语也用比赛的速度去念，提高的空间远远大于英语。由于英语平常语速也不会慢，因此，如果加上这个因素的话，汉语的发音时间往往是英语的50%左右（与苏忠诚发音理论分析研究的基本吻合）。 表1 中英文发音与书写速度对照表（中文：简体）
*书写条件：彼此都以自己最快的速度书写，以可以辨别为原则，不可以缩写。 关于汉语的“说”，我们讨论汉语主要是其文字的文化特性，至于汉语在语音方面的优势，由于华夏文化存在大量的方言，因此有关“说”的速度可能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本书不作深入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参阅一下相关著作。 其次，我们来谈谈“写”。汉字书写慢！对于这点，无论是鞭笞中国文化愚昧落后的精英们，还是大力弘扬汉语的语言学家们和普罗大众，都出奇地一致毫无异议。笔者一直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似乎从我们的直觉也判断出应该是中文的书写速度远比英文要慢吧。不过笔者喜欢较真，老是想搞清楚究竟汉语书写速度比英文慢多少呢？有没有一个定量的数据呢？于是笔者就研究中英文的句子、短语成语、单词和盲打，分别计算了中英文书写的时间，结果令笔者大吃一惊，原来我们一直以为中文书写比英文慢是一种严重的错觉！见表1。 笔者开始都不敢相信，头上总是套着“汉字书写慢”的紧箍咒，思疑会不会是自己的汉字写得较快的原因而已。但随着实验的单词、短语成语和句子越多，就越呈现出这种必然性；而且笔者也自问英文也写得很快，与母语是英语的人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笔者在澳大利亚多年，目睹无数西人写字基本上都不快（反而说话很快）。得出这个结论后，笔者还是小心翼翼，动员了不少身边的朋友做同样的试验，结果大同小异。因此，这个结论还是可信的，读者要是不信的话，自己可以做做实验。 为何从直觉上看好像是英文的书写速度比中文快，但结果实际上确大相径庭呢？笔者没有仔细研究，不过从书写时的感觉来说，汉字书写速度的可伸缩性是很大的，汉字可以用正楷、行书和草书。用草书写字的速度是可以很快的，基本上是与发音速度成正比。英文的书写似乎一早就是草书了，很少人会一个一个字母慢慢写英文的。英文在民间俗称为“鸡肠”，就是由于它的书写潦草而得名。此外，书写英文句子需要的空格造成了书写不紧凑，而中文则不需要有空格，这两点可能造成了英文的书写速度比汉字慢吧。 笔者不知道前人是从何时开始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文书写比英文慢，可能是近一百多年来被西方列强打败后的自卑心理作祟吧；加上繁体字的笔画确实是比较多，不过好像很少人真正地去比较过中英文的书写速度。笔者现在只是从一般的文书做书写速度的比较，如果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中文的书写速度应该优势更明显。 此外，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很多文献基本上都没有标点符号，我们在看电视剧或电影里的都是忽悠人的，至于标点符号具体是何时引入我国似乎难以考究。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标点符号源于西方，是近代西方文化强力入侵后所形成的。古人写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顶多用个之乎者也，所以读古书第一点是要标“句读（dòu）”。这个句读很有意思，句读点错了，意思全变了。我们中学时候都学过“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如果句读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意思就全反了。“句读”有大中小之分，标形如“○”，表示大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标形如“、”，相当于今用之逗号。实际上，在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上，前人用过的标点符号绝不止于这两种，只是由于某些原因，终究没有循序积累发展为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连“句读”两种符号的分工亦无定规，甚至干脆不使用。因此，如果考虑到标点符号的省略，那中文的书写速度在理论上就更加快了，而英文没有标点符号则是难以想象的，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明白。不过，可能有读者会指出，没有标点符号引起的歧义很大，写得快又有什么用呢？这点其实就是牵涉到“古人为什么简单标个句读就不至于产生误会的事都懒得做”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第③点“信息”中阐述。 笔者要指出的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汉语是非常优秀的，强势了近两千多年，近代的弱势只是西方枪炮殖民政策的结果，并不是本身文化的问题。而西方文化（尤其是英语）的强势，并不代表它是优秀的，它只是一种较低级的语言，它的一维容量并不能承受现代知识爆炸的冲击，汉语反而有很好的适应性，有时候笔者真的怀疑，汉语并不是人类创造的。 再次，我们来谈谈“输入”。如果说汉语书写只是中国文化“短板”的话，那汉语的输入就是它的“死穴”了。在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个人电脑方兴未艾，那时候笔者买的486电脑，根本就没有汉字输入，键盘输入清一色是字母文字的输入。记得小时候就有汉语拉丁化的提议，汉字就是因为不能很好地适应电脑输入这个新生事物而面临消亡的命运，那时候的问题根本不只是“快与慢”的问题；后来随着有很简单的【中文之星输入法】，解决了中文输入的问题，但输入速度还是不够英文快，尤其是在盲打方面。再后来，皇天有眼，汉字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可能正是由于它是优秀的，一旦过了某个“电脑对它的不适应”这个坎以后，汉语的高级性就越来越显示出来了。如今，汉字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拼音文字，其根本原因还是汉语词汇的微粒比英语小（单字即为词，双字为大词），发音比英语少（80%为双音字），信息熵比英文（约为英文的一倍多）高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谈谈“思维”。其实这点没有什么必要谈了，因为思维实际上主要就是人的语言在脑海的默念，就是说，说话速度快与思维速度基本上成正比的。在上面我们谈到了汉语的说话速度比英语快，所以思维也就自然地要比说英文的人士要快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另外，笔者在澳洲多年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在外卖快餐店工作的非华裔雇员，通常在顾客多叫几个餐项的时候，必然要拿一张小纸出来记下来计算，而华裔雇员通常只是心算就可以了。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算术缺少九九乘法表所导致的；还有一个原因，也许跟他们的“千位定法”有关，中国的“万位划分”，更有利于对“大数”，比如，由“万”至“亿”的迅速定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脑袋瓜对“速算”有着极大优势的原因所在。
三. 信息。所谓文字的信息是指单位容量的文字所具有的交流能力，使用越少的文字可以达到同样的交流效果，其包含的信息就越多。我们可以通过直觉就可以体会各种文字的信息量，如同我们上面对汉字汉语的直观感受，但毕竟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量化一个文字系统的信息量的大小，国际上通常用信息熵的大小来表示的。
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逐渐扩大汉字容量，随着汉字容量增大，信息熵的增加趋缓；汉字增加到12370个以后，不再使信息熵有明显的增加。我国科学家指出，汉字的容量极限是12366个汉字，汉字静态平均信息熵的值（平均信息量）是9.65比特。通过数理语言学中著名的齐普夫定律（Zipf’s Law）核算，这是当今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符号系统。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文字的信息熵的比较如下：
法 文： 3.98比特西班牙文： 4.01比特英 文： 4.03比特俄 文： 4.35比特中 文： 9.65比特
研究表明：汉字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字符号系统，其信息熵很高。可以看出，拼音文字的信息熵小，彼此差别不大，而与汉字的信息量差异很大，连汉字信息熵的一半不到。
汉字对拼音文字的这种信息熵优势是什么概念？简单的比喻就是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的差别。十进制数字系统需要人记忆0 ～ 9，10个符号，二进制只需要记忆0和1两个符号。十进制乘除要记忆9×9表，二进制只需要学会与、或、非的简单逻辑。但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不使用二进制数字系统呢？因为那样很浪费，一个数字“7”表示成二进制就成了“111”，记个大数不把人累死？反过来，人类为什么不用十六进制，或更高的进制呢？一方面是人脑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十六进制也未必能大幅度提高信息熵。这种信息熵反映在文字上，就是在联合国文件中，中文版本一定是最薄的。 笔者对中英文版面也有过一定的研究，见表2。从表2中，我们大致可以看 表2 中英文版面面积的比较（cm2）
出，中英文在相同的信息下，汉字所占的版面确实比英文少12%～53%，平均只是英文版面的59%。不过有些读者可能会说，英文的由于是字母文字，笔画相对简单，因此其分辨率应该比汉字高，所以可以用相对小一点的字体。这点笔者也同意，不过即使如此，中英文选择各自最低的分辨率来比较，还是中文版面所占的面积更小。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中英文版的《美国宪法》，可以更直观地得出简单的结论，见表3。 表3 《美国宪法》中英文版的页数比较表 （宋体小三/英小三，7/13.3页） 52.63%（宋体小三/英小四，7/12.4页） 56.45%（宋体四号/英四号，6/12.4页） 48.00%（宋体四号/英小四，6/11页） 54.55%（宋体小三/英小四，7/11页） 63.64%
从表3中我们可以知道，同号字型下，中文的版面大约是英文的一半左右；差一号（中文大一号）字型下，中文的版面大约是英文的55%左右；差两号（中文大两号）字型下，中文的版面大约是英文的65%左右。这个是页数不多的比较而已，我们可以想像，当页数很多的书籍相比的时候，中英文书籍的厚度相差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英文书籍动辄很厚就是这个道理。 再看词的简短性。汉语的一个字就可以作为一个词用，汉语的字大多数都是词。以单音词为主，即字词基本统一，这又是汉语（尤其是文言）的简洁之一大奥秘！现代白话的许多双音词都不过是硬凑成的，是为了使得语言保持平衡，也有是为了保证口语的容错率的降低。笔者认为，用单音词也是可以维持的，并不需要非要用双音词的。比如，“学习”，就等于“学”；“国家”，就等于“国”；“妻子”，就等于“妻”（抛开古语意思不说；古语中的“妻子”是指两个人的：妻与子）；“道理”，就等于“理”；“说话”，就等于“说”或“话”，或“言”；“父亲”，就等于“父”，“儿子”就等于“子”；“教育”，就等于“教”或“育”……。简单的词汇如此，言语就更凸显出古汉语的精炼，它并不像现代汉语给人罗罗嗦嗦、阑尾不断的感觉。比如，现代汉语说“我们的三儿子患了重病，希望赶快回家看望”，总共用了18个字，但用古汉语就只需要说“三子病重，望速回”7字；又如以前告示上最后的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说我们预先没有提醒你们”，简繁立现。 上面我们在第②点提到的中国古代典籍需要“句读”的问题，从思辨的角度看，古人绝不是愚蠢到连一个不容易产生歧义的标点符号都不会创造，而更多的应该是“别有用心”。这也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哲学关系的一种大智慧体现。古人的用意大概就是：我就是不标，什么时候你的思想跟我同频共振了，你自然会标出来，你要是领会错了，它就是你领会的意思，与我不能产生共振。这就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精髓所在；同时，字义、词义、句义和段义也会随着标出符号地方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这也是符合宇宙阴阳之道。我们仅从《易经》的“易三义”和《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句读不同就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之处了。由此看来，这很可能是现代人并未参透古人精深智慧而已。 现代汉语的白话文是近代思想家胡适所首先提倡的，这种行文的白话化好处是让老百姓更加容易理解，但损失的是汉语本来具有的高信息熵的优点，而且是很多文化精英当初在国家积弱的时候，将中国落后挨打之原因笼统归结为“文化落后”，现在看来实为仓促浅薄之举。回顾历史，白话文是不是有绝对的好处还真的难以定论，至少在效率这个层面上是一种退步；而且从保护资源的角度去看，信息熵低的语言必然浪费更多的资源，如出版同样内容的书籍，英文书所用的纸就较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多；再就是白话文比古汉语更容易产生歧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笔者所指出的。如果考虑到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更精炼这个因素，那古汉语的信息熵更高，从而所占的版面就会更小。
其实，汉语的优势是综合的，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汉语的信息熵高，才可以在前面提到的如词汇、速度，和后面将要提到的诸如文学、学习、语法等方面有着英语不可比拟的优势。（待续2）
《中医有李》1章【有神与无神】1节【上帝存在吗？】9条【文化与上帝】3款【伟大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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