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3974字 阅读约需6.5分钟 一个老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拥有的自主权究竟能够有多大？ 我曾经用了八年的时间，来探索“级任制教学+科任制教学+弹性课段教学+协同教学+连续性进步教育”多元复合模式，以实现一个班级乃至一所学校的个性化课程定制。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作为课程设计师，我在探索“一个老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拥有的自主权究竟能够有多大？”我在探索，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的权力边界。教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有多大的自由？现有的教育系统允许、支持教师走多远？做多少？ 一直以来，争取教师的课程自主权是我的职业诉求——我希望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学习什么内容，由我这个与学生最亲近的人来与学生通过合作决定，而不是做校外和教室外的教育专家、教育管理者的“提线木偶”。 但我在这八年的实验中，经常会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们说，不是所有老师都像你这样，有能力又爱折腾，一线教师往往最想要的，是尽可能详细且实用的操作手册。老师们也确实如此——“我们工作压力很大很辛苦啊，没有时间研究琢磨，最好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二三四罗列清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因为教师能力不足，耽于事务不愿思考，所以教育专家和管理者事无巨细进行设计、安排。因为教师不愿思考，便越来越不具有思考的习惯和课程设计能力，无法主动独立地完成实践更新和优化。教育专家和管理者不敢也不愿放权，同时，老师们也没有争取的意识与愿望。 我每次研读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课程目标，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看一所学校的课程整体设置，也大多不错。由学校外部的专家和管理者描绘的蓝图，是参与者们聚讼不已又相互妥协的结果，常常面面俱到。由学校内部的专家和管理者制定的教育计划，从理想课程转化成正式颁布的课程，往往四平八稳。接下来，就该教师去领会去揣摩去执行了。 每一次课程变革，每一个新项目的推进，必然伴随一轮或者几轮的自上而下的教师培训。最后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共同经历的，最终让学生、家长和大众感受到的课程究竟如何呢？ 近年来，HTH（High Tech High，成立于2000年，是一所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特许学校）是备受关注的教育实践案例，他们明确提出“给教师更大的自主权”。但这是理想，并不是我所经历的现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教师的课程自主权都在丧失，教师在教育专家和管理者面前，是执行者而不是合作者。 那么，有没有可能，教师向上参与（至少是理解）课程变革的目标制定，参与（至少是理解）学校课程规划设计，同时，向下参与多方互动，与持份者有更多的交流与共识，赢得大众的理解和尊重？ 我之所以申请去香港交流，是因为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对香港教育产生四个方面的好奇。 一是香港绝大多数中小学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办学，学校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包括能够自由选择教科书。 第二，香港教师的课程自主权看起来比内陆大，学校的自决和教师的课程自主权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呈现什么样态，又生长出什么？我很好奇。 第三，针对班级授课制的种种弊端，香港大力推行“图书馆中的学校”项目，想以此为学生提供更多差异化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机会。我想看看这个项目如何推动，以及目标达成的情况。 第四，我想了解香港社会在教育问题上的多方互动，乃至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而我在香港的具体工作是去了之后才渐渐明确的。我的身份是教育教学顾问，隶属香港教育局中文教学支援组。教育局每年都有一个研究专题，今年的研究专题是通过多元评估促进中文科的教学，我是写作组的一员。此外，我在香港有两所协作学校，与学校中文科的老师们一起，开展各种教学交流与协作。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外，我在做教育观察和两地教育实践的比较。 最幸运的是，我意外获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改革与实践”这门课中做特邀演讲人的机会，并获准旁听了全部课程。亲身经历感受大学的教育研究视角，教育局的教育管理视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教育实践视角，从三个不同层面观察了解各方的观点、立场，了解世界特别是香港的课程改革与实施。 当香港的同事了解到我在内陆的工作内容，他们觉得我的角色相当于香港学校里的“课程领导”。这是一个在香港的学校里专设，但在内陆学校里没有的职位。香港的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除了在中文科、数学科、英文科等学科领域里评选卓越教师，还专门设有“课程领导”领域（校长不能参评）。 从专业能力范畴、培育学生范畴、专业精神和对社区的承担范畴以及促进学校发展四个方面考量，对当年我忐忑地自我命名的“课程设计师”工作，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评估。在香港，“课程领导”是一个专业，发展和支援都被纳入日常，这鼓舞了我。 从文献上看，香港教师理应比内陆教师有更大的课程自主权，但在实践中的表现并非如此。他们和多数内陆教师一样，并不想获得课程的自主权，同样只想了解各种实用和好用的操作方法。在中大尹弘飚老师的课堂上，曾引介郑燕祥先生2006年的一份报告，分析香港课程改革的瓶颈现象，令我印象深刻。 报告认为，香港在短时间内，发起推进大量的改革项目，让教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么多项目，设想都是好的，但“大跃进”导致了教师负担过重，预想的好变成意料之外的恶。此时，变革和创新带给教师的不是职业尊严、意义感和价值感，而是焦虑和痛苦，内陆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我亲身经历的切身感受是，抗拒改革的保守者和提倡改革的激进者一样重要，在变革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明白反对者因为什么感到不安、恐惧、担忧，他们因何不堪忍受，这也正是我们对政策，以及原有设想进行优化和改进的机会。当你能够接纳、理解、回应那份焦虑和痛苦的时候，就能把课程设计和实施做得更好。 比起两年前，我不断拓展教师执业的边界，极力争取更大的课程自主权，如今的我对创新、对变革有了更丰富和复杂的理解。教师的课程自主权对于教师而言，是权利，是自由，也是责任。过于沉重的压力，又缺乏实际的支持帮助，让变革和创新不仅不能发生，还可能破坏原有的结构和生态。 时代的变化给教师带来了新的压力——创新的压力、变革的压力。技术在不断更新，周围的人都在寻求改变，如果你故步自封，你就会落后，就会难以在未来生存。但是，在给予教师更大压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只有压力与支持的强度匹配，压力才不会变成对教师和对学生的伤害。让教师愿意承担创新、变革的责任，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正是推动变革和创新需要努力的地方。 当下中国内陆的教育实践，得到的大众评价非常低，号称“毁人不倦”，暴涨的留学潮乃至低龄留学潮，可以说是用脚给的差评。每次提及当下教育，“颠覆”“重建”“改造”“变革”都是高频词，大众已经不愿意接受局部的调整改善，需要重新调整现有结构。徐莉，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
（来源：《未来教育家》杂志2017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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