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小说叙事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层面，不仅经史学问、诗词歌赋占有一定篇幅，而且举凡医卜星象、数术方技，更是以杂学的性质充斥其间，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和广泛情趣。作者并非借此炫耀一己才学，而是充分发挥高超的小说艺术手法，将这些内容穿插得井井有条、自然妥帖。其中，大量和中医有关的内容直接撷取自作者亲身经历的时代，创作素材的来源与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环境下中医盛行的学术流派息息相关。通过挖掘这一时期中医立方用药的时尚与特点，可以对小说涉及医药或医案的情节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曹雪芹的一生正逢温补疗法在江南地区大行其道，《红楼梦》中很多和中医有关的情节都与温补疗法有关。温补学派兴起于明朝，是对金元时期刘完素（1120—1200）、朱震亨（1281—1358）滥用寒凉攻伐产生的流弊有所纠偏而产生的学派，晚明的张介宾（1563—1640）、赵献可（1573—1664）都是温补学派的名医大家，著书立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温补疗法从补脾益肾入手，用于治疗阳气亏损、肾精不足之证，处方中常用人参、白术、熟地、黄芪、肉桂、附子等温热补益药物，代表方剂则为地黄丸、四物汤、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地区滥施温补相习成风，医家为了迎合时好，临证不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一概施以人参、桂、附等热药，以至药证相逆，误诊误治时有发生。明末名医王肯堂（1549—1613）《医论》云：“近世用人参者，往往反有杀人之害，富贵之家，以此为补元气之妙药，其身欲壑太过，藉参补养，每见危殆者，乃不明当用不当用之过也，况杂入温补剂中，则尤谬矣。”[1]清初此风愈演愈烈，名医徐大椿曾于《慎疾刍言》中对清初江南地区温补疗法的盛况做过描述：余少时见问疾者，闻医家已用补药，则相庆病者已愈。今则病势方张，正群然议进参附熟地，岂不可骇。……所以病人向医者述病，必自谓极虚，而旁人代为述病，亦共指为极虚，惟恐医者稍用攻削之剂，以致不起。或有稍识病之医，即欲对证拟方，迫于此等危言，亦战战兢兢，择至补之药，以顺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谤，势使然也。此风之起，不过三十余年，今则更甚，不知何时而可挽回也。[2]
《慎疾刍言》刊刻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自序云：“数年前曾作《刍言》一册，欲以醒世，而鲜克听从。”[3]则文中所述“此风之起，不过三十余年”的极盛之时大约从雍正时即已开始，正为曹雪芹亲经历之，难怪《红楼梦》出现许多反映温补疗法的内容。温补疗法在清初的滥施滥用引起有识之士的抨击，何梦瑶（1693—1764）指出：“人以温补为起死回生，而不识热伏于内而妄投桂、附，竟不明其误服杀人。”[4]徐大椿批评道：“今乃相率而入于魔道，其始起于赵养葵（赵献可）、张景岳（张介宾）辈，全不知古圣制方之义，私心自用，著书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于此极也。”[5]温补疗法趋于极端之时，“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产生的流弊连四库馆臣都看不下去，《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景岳全书》提要云：其持论则谓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刘完素）立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阴不足及阴虚火动之论，后人拘守成方，不能审求虚实，寒凉攻伐，动辄贻害，是以力救其偏。谓人之生气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者惟阳，既失而难复者亦惟阳，因专以温补为宗，颇足以纠卤莽灭裂之弊，于医术不为无功。至于沿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则矫枉过直，其失与寒凉攻伐等矣。[6]
《景岳全书》的作者即为前述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中医史上温补学派的集大成者，所著《景岳全书》刻于康熙年间，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本流传最广[7]，《红楼梦》中许多药方与成药即出自此书。《红楼梦》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精通医学，曹雪芹难免会借贾宝玉之口来反映当时医界的风尚，如第二十八回：王夫人见了林黛玉，因问道：“大姑娘，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扎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8]
王太医和鲍太医的药方书中并未交代，而人参养荣丸根据第三回所述是林黛玉进贾府之前就已经在服用的丸药。人参养荣丸诸家医书作“人参养荣汤”，未见丸剂，最早出自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主治积劳虚损等症。贾宝玉主张林黛玉服用煎剂之后服用丸药进行巩固，“还是吃丸药的好”，宜缓补不宜峻补，正所谓“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圆（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9]。说明贾宝玉是深明医理之人，因此人参养荣丸改汤剂为丸剂，随宜择用，未尝不可。除人参养荣丸外，八珍益母丸、左归丸、右归丸、麦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均可于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中见之。左归丸和右归丸是张介宾自创药方，不见于明以前其他医书，更可说明曹雪芹上述方剂取材于《景岳全书》。此外，《红楼梦》其他回目中提及的方剂或成药如独参汤（第十二回）、香薷饮（第二十九回）、紫金锭（第四十二回）、活络丹（第四十二回）也均能在《景岳全书》中找到出处。贾宝玉所说八珍益母丸收入《景岳全书》卷六十一长集《妇人规古方》，主治血气两虚等症，配方为人参、白术、茯苓、川芎、当归、熟地、炙甘草、芍药、益母草。此方实为四君子汤加四物汤合称八珍，再加益母草，药共九味，补气兼补血。左归丸、右归丸均为张介宾自创医方，见于《景岳全书》卷五十一德集《新方八阵》，主治精髓内亏等症。左归丸培左肾之元阴，配方下补充云：“如气虚者，加人参三四两。”[10]右归丸培右肾之元阳，配方下补充云：“如阳衰气虚，必加人参以为之主。”[11]麦味地黄丸不见于古医书，实以六味地黄丸为基础加入麦冬、五味子而成的八味丸。六味地黄丸主治肾水亏损等症，见于《景岳全书》卷五十三图集《古方八阵》。天王补心丹也收入《古方八阵》，有宁心保神、固精益血之效，配方包含生地黄、人参、玄参、丹参等十三味药。以上取材自《景岳全书》的药丸共同的组方特点是多用人参为主药进行配伍，具有温补学派用药的典型特征。人参是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记载：“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12]可见早在汉代，人参的药用价值就为人所熟知。明代随着温补疗法的盛行，人参在中药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景岳全书》“采药味三百种，以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地黄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将”[13]。据统计，《景岳全书》收载的2218首处方中，含人参的处方多达509首[14]。到了清朝，清政府实行人参专采专卖政策，民间社会对人参的消费遂亦达至顶峰。据学者研究：“人参成为温补医疗中的一项重要药材，虽然不是始于明清，但要成为社会上一般民众都能接受的日常消费性药材，却是清代才有的特殊现象。”[15]虽然人参成为温补疗法中具有扶危定倾作用的神丹妙药，但是一些医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人参用药展开强烈的批评，其中名声最著又与曹雪芹同时代之人当推清代名医徐大椿。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1772年1月8日），因医术高明两次被乾隆皇帝召至北京，据《皇清敕赠儒林郎徐征君墓志铭》记载，一次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次是乾隆三十六年[16]。医家地位不高，一般都是布衣出身，徐大椿也不例外，但他是名门之后，祖父徐釚（1636—1709）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过《明史》，是清代著名诗人。徐大椿自己也吟诗作赋，著有曲学专著《乐府传声》，诗歌创作则有“道情”（一种说唱文学）多首，结集为《洄溪道情》，自谱新曲，与循旧调作道情的金农（1687—1763）、郑燮（1693—1766）二家鼎足而三。因此徐大椿不仅是一位医家，更算得上是一位文人雅士而深谙岐黄之术者，身份的不同使他具备了和士大夫交往的条件，也具备了可以影响士大夫阶层的前提条件。乾隆三十五年（1770），袁枚（1716—1798）曾亲自拜访徐大椿，受刀圭之赠，后将这次经历写入《随园诗话》，并全录了徐大椿的道情名作“刺时文”（《洄溪道情》作“时文叹”）。这篇犀利抨击八股取士弊端的作品被后世诸多文学史征引，偏好文学的读者未必了解徐大椿在医学上的成就，却都对其印象深刻。曲中名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17]，令人想起《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宝玉对八股文的态度，“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身处同一时代的徐大椿和曹雪芹有许多共同之处，二人不仅都有名动一时的祖父，而且对于八股文的看法也如出一辙。另据学者研究，《红楼梦》中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普通诗词韵文，而是融合散说与唱词的道情表演，“徐大椿《洄溪道情》亦属此类”[18]，可见曹雪芹和徐大椿一样，都是创作道情的高手。学界一般认为曹雪芹“披阅十载”完成《红楼梦》的时间约在乾隆八年（1743）至十七年（1752）[19]，而这一时段正是徐大椿春秋鼎盛时期，他的几本医学著作陆续刊印，声名远播各地。袁枚《徐灵胎先生传》云：“所著有《难经经释》《医学原流》等书凡六种。其中釽利弊，剖析经络，将古今医书存其是，指其非，久行于世。”[20]这六种医书分别是：《难经经释》二卷，卷前有雍正五年（1727）自序；《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卷前有乾隆元年（1736）自序；《医贯砭》二卷，卷前有乾隆六年自序；《医学源流论》二卷，卷前有乾隆二十二年自序；《伤寒类方》一卷，卷前有乾隆二十四年自序；《兰台轨范》八卷，卷前有乾隆二十九年自序。清乾隆中又有半松斋刊本，将以上六书合刊为《徐氏医书六种》[21]，可能就是《徐灵胎先生传》云“所著有《难经经释》《医学原流》等书凡六种”的来历，而袁枚所见也许就是这个丛书本。徐大椿另有《慎疾刍言》一卷，前有乾隆三十二年序言，牌记镌“半松书屋珍藏”，亦为半松斋刊本，而未被收入“徐氏医书”丛编，很可能是刊行在《徐氏医书六种》出版之后。如此则《徐氏医书六种》的刊刻时间约在《兰台轨范》（乾隆二十九年刊刻）和《慎疾刍言》（乾隆三十二年刊刻）之间，应该是徐大椿著作最为流行的本子。学者根据《红楼梦》所描写的医案，基本上公认曹雪芹也是一位精通医学的行家里手，考虑到徐大椿文名之卓著、医术之高明，晚年甚至有两次被御招进京的“希世之荣”，作为同时代之人，曹雪芹大概率对其有所耳闻。曹雪芹身后修成的《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著录历代医书97部，徐大椿作为“国朝”之人独占4部，存目1部，为清代医家之冠，亦可见其当时声名之著。早在乾隆元年出版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徐大椿就对人参展开了批评:医家不论病之已去未去，于病久，或体弱，或富贵之人，皆必用参。一则过为谨慎，一则借以塞责，而病家亦以用参为尽慈孝之道。不知病未去而用参，则非独元气不充，而病根遂固，诸药罔效，终无愈期。故曰杀人者多也。[22]
《医学源流论》中的《人参论》是一篇专门批评滥用人参的文章，甚至得到了四库馆臣的好评：“《人参论》一篇、《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著明。”[23]略云：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死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24]
文中所言“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透露了徐大椿写此文时的参价大约少者一二十换，多者三四十换。《医学源流论》一书的出版时间是乾隆二十二年，正与《红楼梦》成书时间大致相埒。《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周瑞家的说：“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三十换”正好落在徐大椿所言参价区间，可见《红楼梦》虽为小说，但在参价的记录上堪称实录。曹雪芹逝世的时间约为乾隆二十八年，《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与《医学源流论》理论上均有被曹雪芹经眼的机会。《红楼梦》的涉医情节虽多与温补疗法有关，但对温补疗法的态度却相当复杂。通过分析涉及温补学派的常用之药人参的小说情节，可以考察曹雪芹对于温补疗法的看法。《红楼梦》中多次提及人参，人参不仅是小说构设医疗养生情节的需要，而且还构成了显示贾府由盛至衰的意象[25]，早已为学者所关注。而人参的配伍选择，是否对症下药，除了可供医学工作者探讨中医文化，其实还有揭示小说中人物生死和命运走向的作用。《红楼梦》但凡特意用到人参的药方效果都不太好，服食此药方治病不仅毫无疗效，而且服食者的结局最终死亡；与此相反，只要不是因误诊而擅用的虎狼之剂（如第六十九回写尤二姐之死），书中没有用到人参的药方反而药到病除，效验可征。种种迹象显示，这并非只是偶然的巧合，曹雪芹对于人参的选择具有预示人物生死命运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诗谶”，颇有“诡为隐语，预决吉凶”[26]之意。《红楼梦》中人参虽非服食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人参的书写却是一种能够灵验地预言吉凶祸福的文字图记，故称之为“人参谶兆”。曾经服食含有人参的药方最后却以死亡为结局的例子有三：一、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贾府，众人见她怯弱不胜，便知她有不足之症，黛玉说：“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可是从后几十回来看，黛玉的病情每况愈下，并不见好转；二、第十回贾珍九月初请了一位儒医张友士来给秦可卿看病诊脉，开了药方“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第一味药就是人参二钱，可是第十一回到了腊月初二日，再看秦可卿“虽未甚添病，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三、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瑞病重，贾代儒出于无奈，来荣府求人参以配“独参汤”，仅得到了几钱渣末泡须，贾瑞“此时要命心甚切，无药不吃”，最后还是一命呜呼。反倒是没有用到人参的方子，效果奇佳。第七回中，宝钗自述症状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一个癞头和尚开了一个海上方“冷香丸”，冷香丸的配方虽然有故弄玄虚的成分，但“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第五十一回晴雯伤风，王太医“诊了脉后，说的病症与前相仿，只是方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到了第五十三回晴雯因病中补雀裘受累，王太医又重新开了药方，“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经过几日，晴雯“便渐渐的好了”。第七十七回大夫给王熙凤开了丸药方子来配调经养荣丸，要用到上等人参二两，可是第七十八回当王夫人问王熙凤丸药可曾配来，“凤姐儿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汤药。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也就信了”。贾母年纪虽大，但前八十回原作中身体硬朗，《红楼梦》中从未写她服食人参的情节。第三回她听说黛玉吃人参养荣丸，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并不能说明贾母自己的丸药也和人参有关。第十二回王夫人命凤姐称二两给贾瑞治病，凤姐回说“前儿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药”，考虑到后来王熙凤只凑了几钱“渣末泡须”便回复王夫人说“都寻了来，共凑了有二两送去”，可知给贾母配药用人参很可能也是撒谎，如果不是撒谎，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应贾母要求在为黛玉配药。《红楼梦》较少描写贾母生病和服药的情景，唯一一次请太医诊视，是在第四十二回中，王太医说：“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待吃，也就罢了。”后来贾母“吃了一剂药疏散一疏散，至晚也就好了”。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向贾母要来一包人参，可是“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贾母的人参当然没有一百年，但是至少说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这包人参没有被贾母服用过。《红楼梦》中王太医（王济仁）先后诊治过袭人、贾母、晴雯、贾宝玉，基本上都药到病除，给晴雯开的药方也得到贾宝玉的认可，应该是《红楼梦》医家中少有的正面形象，而凡是王太医所开药方，均未涉及人参。《红楼梦》中只有一处地方人参似乎显示了效验，第七十四回因绣春囊事件，王熙凤连夜带人抄检大观园，劳累过度，请医诊视。书中写道：谁知到夜里又连起来几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发晕，遂撑不住。请太医来，诊脉毕，遂立药案云：“看得少奶奶系心气不足，虚火乘脾，皆由忧劳所伤，以致嗜卧好眠，胃虚土弱，不思饮食。今聊用升阳养荣之剂。”写毕，遂开了几样药名，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等类之剂。一时退去，有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等事暂未理。
可是这个包含人参的方剂只在庚辰本、列藏本、蒙府本、戚序本中存在，而甲辰本、梦稿本、程甲本、程乙本都付之阙如。举程甲本文字为例：谁知到夜里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遂掌不住，请医诊视，开方立案，说要保重而去。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之事暂且搁起。[27]
不得不说，缺失这个方剂的情节设置没有打破全书几乎一以贯之的“人参谶兆”，显得更为合理。不过到了第七十七回王熙凤病有所好转，大夫又开了调经养荣丸，配方需要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问凤姐有无，凤姐说：“也只有些参膏芦须。虽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还要煎药里用呢。”这又说明王熙凤的汤药里确实用到了人参，可如此一来，“人参谶兆”如要应验，必然是此后王熙凤病情又出现反复。在第七十八回“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也就信了”这句对王熙凤病情的描述中，小说叙述者拒绝使用全知叙事，放弃了直接宣告王熙凤最终痊愈的特权，而是退隐幕后，转而让王夫人成为叙述代言人，以她的眼中所见来判定王熙凤的康复程度，显然是叙述者并不想为这个说法负责，这样就为王熙凤的病情埋下了伏笔。而小说在八十回以后的意外终止，使得王熙凤的病情更加扑朔迷离，也令人不知要用到上等人参二两的调经养荣丸后来登场与否，从而无法判断“人参谶兆”是否将王熙凤的病情导入了相反的方向。总之，在《红楼梦》中，人参的描写运用“春秋笔法”，表面上虽一再描写其珍贵难得，但对其疗效却皮里阳秋、明褒实贬，不仅暗喻着服用者的人生际遇，还表达了对滥用人参的温补疗法的讥刺。虽然《红楼梦》中人参药方的书写似乎可以“一语成谶”地预示着人物的生死命运，但“人参谶兆”并非具有何等神秘色彩，仔细分析曹雪芹的人生际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找到曹雪芹对待人参的态度以及处理人参素材的原因。已为学者注意到的出自《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的两则大概可以说明问题：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即代奏请赐药物，康熙朱批：“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可是圣药未到，曹寅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一命归天，享年五十五岁。……曹寅的确喜服人参，这一点他本人都坦率承认，他在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所上《江宁织造曹寅奏病已渐愈折》中就坦白道：“臣今岁偶感风寒，因误服人参，得解后，旋复患疥，卧病两月有余，幸蒙圣恩命服地黄汤，得以全愈。”曹寅喜服人参、患疟疾“亦是从人参中来”而最终亡故这一重大事件，不能不给曹家族人、尤其是曹雪芹本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阴影。[28]
如果康熙所述“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是实，那给曹雪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阴影”的，与其说是人参，不如说是当时江南地区盛行的动辄使用人参的温补疗法。曹雪芹在小说中通过以下情节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温补疗法的微讽：第七回中宝钗提起因“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而请癞头和尚配制的一剂卓有效验的良方——冷香丸，配方如下：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宝钗的“证”在小说里被认为是一种“热邪”，肺上的火热造成了喘嗽，药物治疗上热因寒用，所以采用了辛凉药物。冷香丸的四种花均为白色，《本草纲目》云：“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五气焉（香、臭、臊、腥、膻），五色焉（青、赤、黄、白、黑），五味焉（酸、苦、甘、辛、咸），五性焉（寒、热、温、凉、平），五用焉（升、降、浮、沉、中）。”[29]在五行学说上，“五色”中的白色对应的正是“五性”中的“凉”性，所以冷香丸组方中所用四季白色花蕊的药性皆属清凉寒性。雨、露、霜、雪四种物理属性各异的煎药用水的提取从“雨水”这一节气开始，雨水还处在民间计算寒天时间的“数九”之“七九”当中，其他三个节气更是寒凉之日。黄柏性禀至阴，味苦性寒，所以最终成就的冷香丸是一味典型的辛凉苦寒之剂，正是用“冷”来治疗宝钗“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符合中医理论。冷香丸被薛宝钗称为“海上方”，所谓“海上方”《红楼梦》凡两见之，第一次是指第七回中的冷香丸，第二次是指第八十回中王一贴的江湖配方。“海上方”语含贬义，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云：“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30]在温补疗法盛行之下，寒凉疗法虽有奇效，却被贬为“海上方”，正是温补疗法的理法方药占了上风之后缺乏辨证施治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反映。徐大椿曾叹道：“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31]曹雪芹借冷香丸情节表达了对温补疗法盛行的不满之意，接下来又借第十回的秦可卿医案展开了对温补疗法害人的曲笔隐写。张友士非本地人，他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上京来给儿子捐官。他到底是何方人士，《红楼梦》里遍查不到，可是他所开的药方却透露了蛛丝马迹，据专家研究：“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是补气补血、健脾疏肝、通气开胃之用，不过这张药方属于南京地区医生开方的方式，所以有将药品土炒、酒炒、蛤粉炒等字样。想来曹雪芹在南京居住过，因为他的祖父曹寅，做过金陵织造的官员。所以写出来的药方，近似南京流派。[32]
由此可见张友士来自金陵，正是康熙所谓好用补剂的“南方庸医”之流。本回回目为“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可是张友士并非太医，之所以权称其为“太医”，盖为对仗所需，因为金寡妇不知其名字，所以用来对仗的“张友士”只好也舍名不用而换上职业，而“太医”之称又名过其实，表面上是尊称，其实暗含讽刺，而整个“张太医论病细穷源”的情节也并非正面描写，而是使用了将褒贬寓于曲笔之中的“春秋笔法”，试分析如下：(1) 张友士的身份不仅不是太医，甚至并非职业医生，他是一位时人所抨击的“涉猎医书者”，徐大椿的《涉猎医书误人论》云：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33]
徐大椿此文被四库馆臣在《医学源流论》的提要中倍加称许：“《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著明。”[34]可见其影响力。《红楼梦》在设置诸医案的诊断者上，颇费巧思，如第七回宝钗说冷香丸：“如今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显然冷香丸是宝钗在金陵时已制成，为了不与“南方庸医”的角色设定相冲突，提供冷香丸药方的是作为智慧老人(the Wise Old Man) 原型的癞头和尚[35]，岂是张友士之流所能望其项背，因此冷香丸具有奇效也就顺理成章了。又如被宁、荣二府上下都信任的王济仁太医，第四十二回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看似闲聊，实为宣扬中医一个重要原则“医不三世，不服其药”[36]，强调临证经验积累之重要。而第六十九回胡太医误诊尤二姐之前，为了不破坏王太医的良好形象，特意安排王太医去“谋干了军前效力”。由此看来，小说设定秦可卿病案的医家是张友士而非王太医，也是为了让王太医为秦可卿之死免责。(2) 诊病经过不按照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法，有悖中医论治之道。《红楼梦》中医生为妇女诊脉，如遇轻症，望诊、闻诊、问诊自可省略；如遇重症，则须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如第六十九回胡太医诊治尤二姐，便要求“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秦可卿病重期间，也“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张友士见了秦氏，当贾蓉介绍秦氏病史时，张友士说：“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因此有专家认为：“这种不听病人家属介绍病史，以按脉先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就至少不是医理极精者应有的风范。”[37]而清代徐大椿早就批评道：“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38](3) 张友士的“医缘”说，有悖医生的职业操守。贾蓉问秦可卿的病有无性命之忧，张友士笑道：“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因此专家认为：“难道医生能不能治好这个病，病人服药后有没有明显的疗效，是与'缘’有关吗？实在令人费解。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讲法。”[39]其实这也正是徐大椿所评之“愈则为功，死则无罪”，乃“涉猎医书者”之通病。(4) 在秦可卿医案当中，错误用药虽然并非死亡的主因，但人参的使用却加速了她的死亡。清初医家史典云：“人知参能补人，不知亦能害人。贵介之家，平日淫欲，事所时有，一当病发，即疑为虚，重投人参。大寒大热伏在内，始而以参治病，既而用药治参。病可治，参难治，是两病也，虽有扁鹊，莫措其手，慎之慎之。”[40]虚症宜补，人所共知，但如果人虽极虚，而邪气尚伏，则不可轻施补剂。张友士并不知道秦可卿的病是由淫欲所致，以为是阴虚之症，错用了人参为主的补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此汤的第一味药即为人参，徐大椿《人参论》云：“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41]送走张友士后，贾珍道：“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下一回（第十一回）王熙凤又说：“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的起。”此两处对人参的强调并非闲来之笔，预示着这个药方不仅不会使秦可卿痊愈，而有可能加速她的死亡。(5) 用婆子的话称赞张友士医术“如神”，可见小说对张友士的诊断并非正面描写：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将年老的婆子们一概贬为“鱼眼睛”（第五十九回），虽是宝玉片面而偏颇的成见，但相对于成功蜕变为“慈悲与智慧的大母神”[42]的贾母、刘姥姥等成年女性来说，婆子们显然是破蛹失败的半成品，她们的意见随人附和者多，独立思考者少，是不值得参考的。婆子说太医“没有个准话儿”，而张友士“说的如神”，简直就是徐大椿《涉猎医书误人论》所言“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的生动写照。徐大椿尚有一篇《病家论》云：“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43]更是对于婆子此处所扮演角色的精准阐释。第二十八回中，在一系列温补药物如人参养荣丸、八珍益母丸、左归丸、右归丸、麦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等密集出场后，贾宝玉受到启发，也“发明”了一方包含有人参的温补药物：宝玉笑道：“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儿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钗听说，笑着摇手儿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
宝玉向林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黛玉说话，却拿眼睛瞟着宝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他圆谎，他支吾着我。”……
脂砚斋于己卯冬夜所写的庚辰本眉批有云：“今颦儿之剂若许材料皆系滋补热性之药，兼有许多奇物，而尚未拟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44]脂砚斋命名为“暖香丸”，有揶揄宝钗的冷香丸之意。除此之外，脂砚斋同时还一眼看出这个药方的材料都是“滋补热性之药”，正是属于温补一派的路数，并非宝玉信口胡诌。宝、黛、钗在这一场景的不同反应向来被清代以来持“左钗右黛”的人物优劣论者视为有深意存焉，如太平闲人张新之评曰：“三曹对案，当场质证，其如钗不认而黛不悟何！”[45]护花主人王希廉评曰：“宝钗冷香丸是自己细说，黛玉丸方是宝玉诓说，遥遥关照。”[46]但如果宝玉真有存心奚落宝钗之意，以宝钗之善解人意不会听不出来，而听出来后故意假装不知也不太符合宝钗的性情，如第三十回就有贾宝玉比薛宝钗为杨妃，宝钗勃然大怒的情节，小说后来一再写道“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宝玉十分讨愧”，“宝玉正因宝钗多了心”等等，说明宝玉彼时尚且是无心之失，岂有此时存心冒犯宝钗之理？而且如果坐实“暖香丸”是故意讽刺宝钗，进而讨好林妹妹，那么不仅不符合宝钗在小说里的人物设定，也未免有损宝玉对待女性温柔体贴怜香惜玉的美好形象。宝钗“博学宏览，胜诸才人”[47]，一方面她从小杂书看得多，另一方面家中开有药铺，因此略识方药。宝玉诓说“暖香丸”药方，宝钗不仅丝毫不以为忤，还“笑着摇手儿”，不是因为她情商高老成持重，而是略通医术的她听得出宝玉对温补疗法的讽刺挖苦，二人实为同调。宝玉“眼睛瞟着宝钗”，是向她求援，希望得到在场人士当中这个家中开有药铺的“权威”帮腔，当然此时宝钗才真正表现出了她的老成持重，不愿意蹚这个浑水。宝玉一开始说“这些都不中用的”，将前面提及的大部分出自《景岳全书》中的“滋补热性之药”一概否定，可是他自己开出的药方却更是一味“滋补热性之药”，无非是在药材的珍稀程度上再下一番功夫[48]；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暖香丸”也和绝大多数温补药方一样，人参的使用都是共同的。除去人物塑造、故事推进等文学因素外，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诓说”药方这一情节，用略带夸张的语言间接讽刺、挖苦了当时社会滥施温补疗法、滥用人参的医界流俗。温补派医家反对滥用寒凉方药，极力推崇温补之法，明代温补大家赵献可云：“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而日用寒凉，以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气耶？”[49]在温补为世俗所尚的风气下，虽然宝钗服用药性苦寒的至阴重剂——冷香丸奏有奇效，可是她无法也不能冒大不韪推荐给黛玉，不过在第四十五回，薛宝钗对林黛玉的用药勇敢地提出了意见：“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人参、肉桂、燕窝均为补剂，人参甘温，为温中之味；肉桂燥烈，为补火之味。人参虽味甘性温，但与肉桂同投，相当于助火弥炽。燕窝则药性平淡，为平补之味，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本草求真》云：燕窝书中称为食物上品，乃为补虚除痨之用。盖谓此物由于鸟衔海粉作窝，悬于石崖，得阳和风日之气而成者也。海粉本属寒咸，得鸟衔于风高之处而为甘平，洵可入肺生气，入肾滋水，入胃补中。补胃、润肺、滋肾，俾其补不致燥，润不致滞，而为药中至平至美之味也。是以虚痨药石难进，用此往往独获效。[50]
中医调理上有虚不受补的说法，人参、肉桂是典型的温补热剂，对黛玉有害无益。黛玉未入贾府之前就开始日日服用人参养荣丸，然而病情并不见好转，咳嗽在这一回里自述“今年比往年反觉重了些似的”，可见温补药物误人不浅。宝钗提出平肝健胃的办法，是治疗黛玉的最佳方案。徐大椿也反对外感咳嗽滥用补药，云：咳嗽由于风寒入肺，肺为娇脏，一味误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麦冬、萸肉、五味等滋腻酸敛之品，补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癣肛痈，喘急寒热。近者半年、远者三年，无有不死。盖其服此等药之日，即其绝命之日也。间有见机而停药者，或能多延岁月，我见以千计。故今之吐血而成痨者，大半皆因咳嗽而误服补药所致也。[51]
按照以上理论，林黛玉如能借宝钗劝说之机就此停药，或可多延岁月，可在第五十七回又出现了黛玉的丫鬟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交与紫鹃的场景，可见黛玉并没有遵从宝钗的建议，从而错失了这次机缘。服用温补药物虽非小说设定的黛玉死因，但却由此可见曹雪芹在安排小说情节时，连如此细枝末节都不放过，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叙事与真实世界的中医学说丝丝入扣，达到了均衡兼顾的效果。温补疗法本是为了纠正金元时期刘完素、朱震亨滥用寒凉、伐阳损气之偏，在中医史上自有其贡献，可是到了极盛，不免矫枉过正，纠偏致偏，最终也成了被纠偏的对象。后有清代医家李文荣（1772—1854）总结道：“景岳尤重温补者，亦补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于景岳之说，则未免有弊耳。”[52]清初以徐大椿为中坚的医家对温补疗法进行了强烈的纠偏，却又力避温补学派对滥用寒凉矫枉过正之失，采诸家之长，无所偏废，主张所谓“攻补寒热同用论”[53]，正如李文荣所说：“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刘完素），遇阴亏则用丹溪（朱震亨），遇脾虚则用东垣（李杲，1180—1251），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54]而在文学领域，《红楼梦》也借着小说易于流传、易被接受的形式，将这种理念间接灌输给了广大民众，中医终于又走在了辨证论治、良性发展的大路上。[1]［明］王肯堂著，陆拯主编：《王肯堂医学全书·医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8 页。[2]［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慎疾刍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3]［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慎疾刍言》，第358页。[4]见［清］何梦瑶撰，邓铁涛、刘纪莎、郑洪点校《医碥·赵序》，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版，卷首第15页。[5]［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慎疾刍言》，第362页。[6]［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7页。[7]［明］张介宾著，王大淳等点校：《景岳全书》第一册“整理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卷首第3—4页。[8]［清］曹雪芹、［清］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红楼梦》如无特别说明文字均出于此本。[9]［元］王好古撰，崔扫尘、尤荣辑点校：《汤液本草》卷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10]［明］张介宾著，王大淳等点校：《景岳全书》第五册，第1739页。[11]［明］张介宾著，王大淳等点校：《景岳全书》第五册，第1740页。[12]尚志钧辑校，尚元胜等整理：《神农本草经辑校》，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1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第877页。[14]孙文采等：《康熙大帝人参诗解读——〈红楼梦〉与人参文化之四》，《人参研究》1998年第4 期。[15]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16]吴国良：《徐灵胎世系及相关问题考证》，《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17]［清］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诗话》卷十二第50条，《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页。[18]孙越：《论〈红楼梦〉说唱描写的形式及特点》，《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1期。[19]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20]［清］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四，《袁枚全集新编》第七册，第713页[21]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23页。[22]［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第57页。[2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第880页。[24]［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33页。[25]王人恩：《〈红楼梦〉中的人参描写意象探微》，《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辑。[2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六经部易类六附录《易纬》之案语，第47页。[27]［清］曹雪芹、［清］高鹗著，启功等整理：《红楼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1页。[28]王人恩：《〈红楼梦〉中的人参描写意象探微》。[29]［明］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纲目》上册，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页。[30]［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30页。[31]［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37页。[32]陈存仁、宋淇：《红楼梦人物医事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33]［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58页。[3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第880页。[35]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36]［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偶闻家塾中为孙曹讲《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窃记少时读注疏，似不如此。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问脉诀》。《脉诀》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旧注甚明。”(见梁章钜撰、吴蒙校点《浪迹丛谈》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然以陈寅恪之博学明辨，他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云：“《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见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9页)可见“俗解”入人之深。[37]沈庆法：《红楼医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38]［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23页。[40]［清］史典著，董连荣、张宗芳点校：《愿体医话》，见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上册，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页。[41]［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33页。[42]欧丽娟：《大观红楼·母神卷》，(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页。[43]［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58页。[44]［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 515页。[45]［清］曹雪芹、［清］高鹗著，［清］护花主人、［清］大某山民、［清］太平闲人评：《红楼梦》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46]［清］曹雪芹、［清］高鹗著，［清］护花主人、［清］大某山民、［清］太平闲人评：《红楼梦》第一册，第252页。[47]［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420页。[48]黄一农：《〈红楼梦〉中最珍贵的药方“暖香丸”新探》，《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1期。[49]［明］赵献可著，郭君双整理：《医贯》，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50]［清］黄宫绣著，王淑民校注：《本草求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51]［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慎疾刍言》，第362—363页。[52]［清］李文荣著，郑炳纯点校：《知医必辨》，见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下册，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8页。[53]［清］徐大椿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医学源流论》，第144—145页。[54]［清］李文荣著，郑炳纯点校：《知医必辨》，见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下册，第1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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