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出现了众多补药，也存在着对服用补药行为的反思。第四十五回宝钗关怀黛玉的一番话便是明证：人参、肉桂药性太热，燕窝却能滋阴补气[1]。药物与温补之间如何建立起逻辑关系，是本文的出发点。小小的几味补药在小说中所营造的叙事氛围引出的是一个关于清代补药知识在小说中艺术化呈现的有趣话题。
关于补药，古典医学界缺少清晰的界定。清代温病大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2]当代名医干祖望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补，是补充、补给、补缺、填补、修补之谓。……人身体里缺什么，就补什么。气虚补气，血虚补血，阳虚补阳，阴虚补阴，脾虚补脾，肾虚补肾。”[3]
由此可知，“补”本是一种治病用药的思路，位列中医“八法”之末。然而在清代尤其是《红楼梦》诞生的清中叶，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许多医家用药偏重温补，尤其对于社会中上层的“富贵之人”。徐灵胎一针见血地认为“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他定义下的“补药”，可以看作是通俗小说中滋助药产生的心理基础。
需要指出，《金瓶梅词话》《林兰香》等世情小说虽然出现了温补药物，但局限于药性本身做文章，而《红楼梦》将药性知识融入到小说情节之中，用小说家所掌握的药性知识结构情节、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利用明清时代人们赋予药性的想象隐喻人物的性格与气质，甚至囊括小说的整体意蕴。我们以小说文本对明清温补知识之加工为切入点。
一、补药、滋助药与虎狼药：温补风俗下的众声喧哗
温补风俗，是明清时代广泛流行的一种医药文化现象。明清医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病情时，由于用药思维定式与复杂的医患心理博弈，偏向于开出人参、肉桂一类温补药物为患者治疗。关于温补对明清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前人研究颇丰[4]。
笔者的讨论围绕温补风俗在清代的医学文献与文学作品中的差异化叙述而展开，力图描述一个众声喧哗的温补叙事场域，并在其中为《红楼梦》的补药叙事找到适宜的位置。
放眼清代的医家论补药，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两极化倾向：温病大家如吴有性、吴鞠通、徐灵胎等人反对滥用补药，批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不正之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清初新安名医吴楚，他相信人参在“虚脱危殆”之时有“起死回生之功”[5]。
不止医家，清代最高统治者似乎也参与到补药的讨论中，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滥用补药持否定态度。例如康熙帝关于曹寅患疟疾的朱批：“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6]
乾隆帝《咏人参》诗也说：“善补补人常受误”[7]。在社会大众眼中，对补药也存在着警惕的声音：袁枚《子不语》记载友人魏梦龙的鬼魂向沈辛田陈述自己死因，特地“提笔将'人参不可轻服’数字旁加密圈”[8]。小说借助神怪叙事彰显出人参一类补药可以致人死命的民间诊疗记忆。
事实上，清代医药叙事中无论是补药药性本身，还是补药害人机制，以至于补药风俗和隐喻意义，都能够找到截然相反的论述。这涉及到温补风俗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参差离合。丰富的清代补药论述为我们廓清清代温补文化的脉络，进而探索《红楼梦》补药叙事寓意提供了可能。
《红楼梦》的补药叙事绝非一空依傍，而是渊源有自地从一般的社会补药认知中逐步脱化、演生而来。与其说《红楼梦》的补药叙事诞生于清代温补文化的影响之下，不如更准确地说小说的补药描写恰好孕育于清代温补争议的医药文化氛围之中。话语竞逐与争议纷繁恰好使得小说叙述者有能力超脱于原生而具体的医药知识之上，施展其如花妙笔，以补药知识为塑造人物与结构故事服务。
如果将视野从古典医学视角切换至小说史内部，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众声喧哗的叙述场：《红楼梦》的叙述者扬弃了《金瓶梅词话》《林兰香》等前代世情小说中补药的狎邪属性，将猎奇式地状写胡僧药的功用升华成为刻画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的人参养荣丸等补药笔墨。
《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在永福寺偶遇胡僧“施药济人”，于是求“滋补的药儿”[9]。小说后续情节还反复描摹胡僧药的神奇效验，然而自始至终不肯出现胡僧药的具体配方，显得具有浓烈的神秘气息，但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与之相类比，清初小说《林兰香》第十回描写茅大刚的“为色伤生”，出现了滋助药配方：“那酒是用兔脑、天灵盖、密蒙花等物泡好”。随缘下士的评点曰：“迷人药也”[10]。迷人药，描摹了滋助药在世情小说中的主要面相。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林兰香》，滋助药物出现的前后都设置了相应的狎邪物象或场景进行衬托，例如《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中胡僧的外貌描写和饮食描摹，都具有强烈性暗示的意味。
而《林兰香》第十回中茅大刚躲在山石背后偷窥的储儿、怜儿两个丫鬟所交谈的裤子的长短颜色等，也被小说叙述者视作“引情言语”。世情小说的叙事者似乎害怕读者无法察觉滋助药的性质，特意用暗示笔墨正衬、烘托出滋助药的神奇炫目。
滋助药虽然只是补药的一个类型，但却是《红楼梦》以前的世情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一类补药。前文曾经提及补药在古典医学范畴中缺乏确切定义，所谓“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11]。因此，客观上也为小说家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康熙年间扬州医生史典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识：“贵介之家，平日淫欲，事所时有，一当病发，即疑为虚，重投人参”[12]。渴望补药成为富贵之家的一种必然补偿心理。
世情小说中，更多的是虚写滋助药，胡僧药和迷人药只是小说人物对于刺激欲望或是纵容欲望的一种象征，而《红楼梦》中的补药则与现实的医药文化有着更为确实和紧密的联系。此外，从滋助药到补药的变化也是小说从偏于艳情到更重世情变化的一大表征。
其实，《红楼梦》中也并非没有提到滋助药，只不过提及的方式非常巧妙——不是着力描摹，而是略加点染，甚至微含讽意。小说第八十回天齐庙老道王一贴说笑为贾宝玉解午盹，二人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叙述者先写宝玉命王一贴猜谜，继而写宝玉命李贵等人回避，接着又写梦甜香，再写宝玉靠着茗烟。
这一系列言行被老于世故的王一贴看在眼里，于是“心有所动”，误会了宝玉的心思，问他是否是“要滋助的药”。读者至此，大概会诙谐一笑。然而，庚辰本夹批认为王一贴心有所动的原因是“心邪则意在于财”，却忽视了小说叙述者前面的这些铺垫其实有戏仿前代小说滋助药出场之前铺垫的意味。
宝玉命人猜测、回避而不肯言明，点梦甜香、偎依着小厮，放在前代世情小说中，其所求必定是滋助一类补药无疑。按照其他世情小说的叙述程式，王一贴所猜当是无误；同时，按照贾府这样富贵之家公子的习性，如此猜测也不算错。
然而错在王一贴的猜测对象是贾宝玉，因此一切都显得错误，甚至荒谬。宝玉“宝玉犹未解”，脂砚斋此处评得好：“'未解’妙！若解则不成文矣。”[13]一个“未解”，宝玉的天真烂漫，茗烟的初通人事，王一贴的世故圆滑都得以显现。
反观小说中其他贵公子，贾珍、贾琏、贾蓉等，虽然不乏秽事描写。贾琏与多姑娘的床笫私语还颇为不堪，但也没有出现胡僧药一类的滋助药。《红楼梦》的叙述者扬弃了前代世情小说的滋助药描写，甚至借王一贴之口调侃了前代的滋助药。这既有小说家的匠心独运，也映射出清代日常生活中对滋助药的一些嘲讽。
另外，《红楼梦》对民间补药知识的加工还涉及到一组重要概念：补药和虎狼药。众所周知，补药的温补滋养性质在一般人看来是不伤人的，而虎狼药的称呼，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句俗语：“是药三分毒”，或“以毒攻毒”。药性猛烈的药物在小说第五十一回的回目中出现了，所谓“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指的是被贾宝玉指责的枳实、麻黄两味药物。
小说中宝玉的医学知识十分丰富，而且自我叙述出一种表面看起来新颖别致的系统性。在他的理念中，女孩子根本禁不得虎狼药。这自然是一种对晴雯为代表的的女孩们的关爱，保护她们不受外在的“虎狼药”的侵害。当然这也是巧妙地使用了民间医学知识中流传已经的虎狼药，而且小说中的虎狼药往往与补药成对出现。
晚明《警世通言》中的《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与得贵偷情有孕，得贵受支助哄骗，买回了固胎散，导致邵氏产下血孩。小说情节的推进完全依靠“棍徒”支助“打胎只是一次”“再用虎狼药去打，恐伤大人之命”[14]的医学知识和哄骗技巧。
这些医学知识在时代语境中皆可成立，他的骗术得以奏效的原因正在于他将堕胎药换成了固胎散。小说看似不经意间安排支助提出“要合补药”，以此骗取血孩子。用血孩子合补药实际上也照应了前文堕胎需用虎狼药的知识。虎狼药与补药成对出现，相互映衬。这是小说家知识结构中固有的格套，也巧妙融合于小说叙述之中。当然，血孩子的血腥意象也反映出明清时代社会大众知识谱系中对补药的警惕乃至恐惧。
由此可知，《红楼梦》加工整合了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中滋助药故事，将之与清中叶民间温补知识相结合，创造性地暗讽前代小说补药描写，以补药与虎狼药两相对照，将原先较为单一的狎邪故事扩展成为可以涵盖人物性格、情节推进、整体意蕴的复合式叙事结构。接下来我们逐层展开。
二、益气养荣终无用：《红楼梦》中作为病态进补的补药叙事
《红楼梦》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补药是人参。从林黛玉进贾府时就已服用的人参养荣丸，到病入膏肓的贾瑞索求的独参汤。从秦可卿生病所服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到王熙凤罹患下红之症后要配制调经养荣丸。更不必说王夫人偶一失记的天王补心丹和宝玉为黛玉开出的所谓“暖香丸”。《红楼梦》中的药方大多含有人参成分。
小说明白无误地表征出作为病态进补的人参、作为财富象征的人参以及作为典型化的小说意象的人参三重意蕴纠合在一起的叙事功能。
先来看作为病态进补的人参叙事。小说中的人参等补药，表面上是人们对药物的使用和认识，实质上则关涉到人物病态的进补理念与无效的疗救行为之间的勾连与映射。前文提到的人参养荣丸可以称得上是《红楼》第一药，不少研究者探讨过其寓意。
笔者以为，在小说第三回黛玉进贾府，亲口说出如今正在吃人参养荣丸，脂砚斋就已给出了相当值的玩味的解读：“人生自当自养荣卫”。值得注意的是，戚序本“生自”作“参原”，这句也变成了“人参原当自养荣卫”，意思就有了些许不同。“人生自当”表达的是一种以人参隐喻人生的明白意蕴，而“人参原当”则是可以理解为对药性的解读。
以《红楼梦》的命名构思看习惯看，“人参养荣”意指“人生自当自养荣卫”为贴切。然而，重点在“自养荣卫”的“自养”。它与“净饿为主”的《红楼》养生观念相近。荣卫泛指周身气血，而“自养”的涵义更值得深思。《红楼梦》的养生观源于古典医学传统，也无甚新意。
然而，叙述者在用惜福养生的传统观念比拟黛玉之时，还是发生了解释障碍：黛玉孤身投靠，本来谨小慎微，她受到环境漠视、挤压，反而生出一种“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清高气度，以及更重要的逐渐萌发的对爱情的渴望。
这些情绪都违背了癞头和尚的“疯话”。假设黛玉的一生隐喻着前世的绛珠仙草，那么她将自己合成了药，用以滋养荣国府，不仅努力是徒劳的，而且也根本做不到“自养”。脂砚斋所谓“自养”，多少有些妥协自保的意味。
小说中真正能做到自养的女孩子是薛宝钗。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深得下人们的心。然而，她却从来不服用人参，还劝说黛玉少服人参。她在用药上的重点是清热毒，而不是温补，这点上也和林黛玉根本对立。小说叙述的反讽之处就在于黛玉服用自养的养荣丸，却身体越发消减。她精通自养之道，因此她的抉择便更觉痛苦。推而广之，《红楼》女儿服用的人参养荣丸，其实都没有起到很好的“自养荣卫”之功，另一个典型例证是王熙凤。
作为病态进补的典型场景，更具意味的一处细节是《红楼梦》第十二回贾瑞死前求“独参汤”的描写。它塑造了王熙凤与王夫人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侧面，表征了无效疗救在小说文本层面的荒诞感，映射出清中叶社会文化中讥讽用参的一类认识。
前人研究多侧重分析此段叙事对王熙凤狠毒性格与王夫人慈爱之间的反差对比。脂砚斋就认为：“王夫人之慈若是”“凤姐之毒何如是？终是瑞之自失也。”表面上看，贾瑞之死，与王熙凤的见死不救有很大关系，然而他也承认：“便有二两独参汤，贾瑞固亦不能微好，又岂能望好”。其中便透露出清代社会一般补药知识对“独参汤”的暧昧态度。
追溯独参汤的历史，它早在宋代便已经出现。《宋史》卷四一五载：“伤寒坏证，惟独参汤可救之，然其活者十无二三。”[15]可知宋代医家认为独参汤是可以治疗“伤寒坏症”的良药。
但到了清代，随着民间滥补之风盛行，社会上反而出现了对独参汤的微词，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光庭所记载的“救命谎”。作者直言不讳道：“今医病者至无可如何之候,则曰只好用独参汤，俗所谓救命谎者是也。”[16]救命本是医药之职分，然而此处却与“谎”相连，令人油然而生一种荒诞感。张俊等学者在小说描写独参汤之时也提出：“方名虽真，然亦含嘲讽。”[17]可见贾瑞服用独参汤是救命谎般的无效疗救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
独参汤描写还有一处颇具意味的细节：王夫人命王熙凤凑些给贾瑞送去，王熙凤选择“将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渣末泡须显然不如全枝的药力强。然而在清代档案中，连皇帝也曾亲自过问参须的使用，例如清宫档案曾记载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御批曰：“此后各处取参，著将芦须搀合发给，若仅给参须，没有力量。”[18]
可见，参须虽然不如人参全枝，也在专营售卖范围内。王熙凤送去“渣末泡须”，虽然态度敷衍，但并非要为贾瑞之死负全责。在《红楼梦》的语境中上好的人参，也不足以挽救贾瑞的生死。贾瑞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而独参汤的服用，也是小说中众多病态进补导致无效疗救的一个突出代表。
纵览小说叙事，不只是人参叙事，《红楼梦》中的补药还囊括当归、黄芪甚至宫廷中的罕物玫瑰露等名贵药材，小说中几乎所有贵族也都有进补的习惯。有的是明写，有的则是暗写。
明确写出的如小说第三回、第十回、第七十四回林黛玉、秦可卿、王熙凤所合之药方，尤其是第七十四回，王熙凤药方“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这句中的“不过是”三字，将贵族小姐们日常进补的风俗摹写出神。这不过是日常服用的，有病治病，无病进补，已成风俗。
暗写贵族进补的例证，譬如第二十三回写王夫人摸挲着宝玉的脖项说：“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宝玉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伏侍你吃了再睡。”母子对话中提到的丸药，章培恒认为：“宝玉并未生病，此等药自是滋补性的。”[19]无独有偶，小说第二十八回庚辰本眉批提到的“暖香”，脂砚斋认为是“滋补热性之药”。应是对宝玉为黛玉配药性质的暗写。
既然贵族公子小姐们如此热衷进补，丫鬟仆妇们也便上行下效起来。《红楼梦》第六十回“玫瑰露引出茯苓霜”的故事，先叙柳嫂子自相矛盾地对女儿诉说玫瑰露的药性：“虽然是个珍贵物儿，却是吃多了也最动热。”在柳五儿追问下，柳嫂子答道：“送你舅舅的儿子，昨日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最动热”与“治热病”二者的表述本身是矛盾的，然而“热”与“补”在民间知识系统中的紧密逻辑关系也得以现形。
当然，小说叙述者并非对病态进补的理念毫无反思，例如本文开篇提到的第四十五回宝钗对黛玉的知心话。关于宝钗表达的深层用意，曾引起红学界的不小争议。但仅就进补态度而言，“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确乎代表了叙述者对病态进补的反思，也代表了清中叶社会有识之士的某种共识。
宝钗为黛玉开出的燕窝，也是一味滋补性质的药物，按照小说描写，久服用能够“平肝健胃”“滋阴补气”。在叙述者看来，燕窝虽是补药，但与人参、肉桂比较起来，最大的优点是药性温和。重在滋阴，而非温补。
更进一步说，宝钗是容易上火的体质，黛玉是需要温补的体质，二者其实并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因此，能使宝钗上火的人参肉桂未必会让黛玉上火，所以宝钗是以自己的体质以及养生经验在规训黛玉，这与宝钗在女德方面对黛玉的规训也是性质相同的。小说叙事中似乎也隐含了对宝钗建议的不置可否。
重要的是，小说家并不急于用叙述语言给出判断，而是将一正一反的进补现象与思想都用艺术化的方式加以呈现，将进补知识转化为小说人物的对话，充实了知识密度，也塑造了此处人物关系的转折。
三、“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作为财富与权力象征的补药场景
《红楼梦》中关于人参等补药的叙事，还有一个重要维度，是小说的补药描写在清代温补风俗熏染之下，已经在药物属性之外，逐渐具备了经济属性：富贵之家“珍藏密敛”，藏人参以示既富且贵。以人参为代表的的补药，成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物。
小说叙述者在小说情节的第十一回、十二回、二十八回、七十七回等回目分别涉及了补药的价格，其中既映带出清中叶人参等补药价格的波动，又恰好位于脂本系统小说文本的前、中、后部，暗示着贾府从钟鸣鼎食，一步步发展到“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贾母保存的一大包“朽糟烂木”的人参等补药，只能无可奈何地象征着贾府昔日的春秋鼎盛。
清代实行人参官卖制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族更曾长期掌管江南的人参买卖事物。这方面，王人恩、黄一农等学者都已做过梳理与讨论[20]。结合家史与小说描写可知，小说家不仅熟悉人参的药理药性，也熟悉人参的价格波动，甚至对当时江南地区流行的人参造假亦有了解。
小说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急着让人去买人参，被薛宝钗拦下，原因是：“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宝钗口中的造假手段只是清代盛行的人参造假技艺的冰山一角。任何事物脱离了本身的实用价值，成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便意味着有利可图，成为造假者蜂拥而至的领域。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叙事还艺术化地呈现了清中叶人参价格波动与贾府财力盛衰。第十一回王熙凤安慰秦可卿，说道“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的起”。
作为管家奶奶，王熙凤的话定然作准。小说在后一回恰好描写了贾瑞病后向贾府求“独参汤”的情节。有了“代儒如何有这力量”的对照，贾府能吃得起人参更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反过来讲，贾瑞家与贾府比虽然贫寒，但好歹也是贾氏宗亲，名门望族的支庶，尚且无力购买独参汤，那社会上的普通家庭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要为林妹妹“配一料丸药”，开口竟索要三百六十两银子。王夫人听后立刻说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后面宝玉开出的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以及人戴过的珍珠，这些药共性是皆为滋补之物，且极为难得，因此价钱昂贵。
如果“三百六十两不足”是叙述者或者评点窜入正文的话，表明清中叶的当事人已经知道，仅头胎紫河车和人形带叶参两项补药，三百六十两银子都不够用。到了小说第七十七回王熙凤生病配制经验养荣丸时，却成了“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真正如王夫人所说的“卖油的娘子水梳头”。显而易见，小说后半部的贾府，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财力日趋枯竭。那么，小说家选择人参作为财富标记物来暗示贾府财力耗竭，其原因何在？
一方面，小说家的笔触可能幽微地折射出雍正初年到乾隆中期人参价格的变动。这方面可参考史料如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的《江宁织造曹頫等奏销参银两已解交江南藩库折》记载了康熙末和雍正初各等级人参的价钱。雍正皇帝曾下旨责问曹家：“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21]
而前面我们反复提及的徐灵胎也在《慎疾刍言》中忠实记载了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三十二年左右，人参的价格增长了二十余倍[22]。这从侧面佐证了人参这味代表性补药的价格在《红楼梦》酝酿诞生的长历史阶段是有过剧烈波动的。
另一方面，由于补药价格的陡涨，导致全社会服用补药的文化心理都悄然发生变化：从病患及家属角度说，服用人参等补药，就等于与富贵人和孝子等社会身份相挂钩；另一方面，从医者角度讲，开出补药既能够牟利，又是投患者所好，还能规避医患纠纷的风险。《冷庐医话》曾分析道：“近时所称名医，恒喜用新奇之药，以炫其博。价值之昂不计也，甚至为药肆所饵。凡诊富人疾，必入贵重之品，俾药肆获利，此尤可鄙。”[23]可见，清代温补风俗是医患合力的产物。
不过，小说也用冷峻的笔墨展现了另外一个事实，补药脱离了药用价值，日久年深，必然成为废物。用宝钗的话说就是：“这东西虽然值钱，究竟不过是药，原该济众散人才是”。我们姑且不论叙述者的叙事意图，从文本层面看，宝钗的话其实顺着王夫人的思路延展开去：贾府上下人参都用光了，只有贾母那里竟还有一大包人参，可惜“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
宝钗的话“咱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似乎是对贾母“珍藏密敛”人参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暗讽。这当然是宝钗审时度势，当着王夫人的面，想王夫人之所想的体现。然而，宝钗的话似乎也在点醒世人：昂贵的补药虽然象征着财富和地位，但这些与财富地位本身一样，都只是短暂的。一旦过时，也就如“朽糟烂木”，灰飞烟灭了。
当社会上温补成风，当人参越来越稀有，脱离药用属性，向富贵地位象征属性靠拢之时，权力关系也便产生。第十二回写贾瑞求“独参汤”，管家的王熙凤态度十分明确：不给“那整的”，只“将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拥有补药，也就是掌握权力。给与不给，都在琏二奶奶一句话。
然而天道好还，到了第七十七回王熙凤自己生病配药，却阖府上下都找不到上好的人参了。王夫人不由感慨道：“自来家里有好的，不知给了人多少。这会子轮到自己用，反倒各处求人去了。”
《红楼梦》叙述者擅长用今昔对比反衬的手法摹情状物，正如第一回《好了歌》解注中的“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这样的笔法既状写贾府今昔盛衰之变，又记述参价波动浮沉的生活心影。将一味药的价格、性质做如此细致的铺排，笔力之细腻远非前代世情小说可比。
当人参等补药尊贵无比之时，社会各阶层都会为它倾心，甚至成为富贵的代名词。例如小说第三回甲戌本脂批恰是以庄农想象皇帝“行动人参不离口”暗讽小说俗手好写富贵字眼。与此相关，补药也成为了社会各阶层馈赠的最佳礼物之一。
在小说第六十回中柳嫂子的哥嫂将茯苓霜作为回礼赠送给柳五儿，并特意嘱咐：“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礼尚往来，中国人的礼物讲求对等交换。
茯苓霜之所以能够成为与进上的玫瑰露对等的礼物，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不易获得，价值不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最补人的”。昂贵和补人似乎建立起了稳固的逻辑关系，这种民间医学逻辑时至今日也依然发挥着效力。以至于第八十回王一贴自述膏药“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宁神安志”，皆是投人之所共好。
因此，补药既是对于个人身体的进补，也是对于家族权势财富的滋补，自然是人所共好的，但正如人参放久了没有药力一样，叙述中再珍贵难得的补药，一旦迁延岁月，注定无力回天。
四、作为典型化小说意象的补药药方：《红楼》人物命运的伏线与反讽
《红楼梦》补药叙事对人物命运的伏线集中体现在药方的无用之上，这与小说大量的进服补药和无效疗救一脉相承。我们回顾《红楼》众多药方，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出现在小说第十回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这张儒医张友士为秦可卿开出的药方的性质与隐喻在红学界已有较多讨论。
如果抛开探轶的思路，仅从补药角度看，人参、白术、云苓、熟地、白芍、黄芪、阿胶都属于一般知识系统中的补药范畴。如此众多的补药汇集，加上“能断人生死”的儒医加持，理应可以挽救秦可卿的性命，然而却事与愿违。
药医不死症，秦可卿的结局与命运是早已注定。小说家在此处铺排下一张颇为复杂的药方，其实无外乎故布疑阵，令读者解读。只有跳出药方本身设置的文字障，才能够理解叙述者的用意。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补药——养荣丸的配方在小说中没有明写。不过，宋代《仁斋直指》就已提及“经验养荣丸”[24]。这剂以调元补气为主的药方贯穿小说始终，也成为林黛玉和王熙凤等主要人物的命运伏线。
无论医家如何夸耀经验养荣丸的功效：“治男妇气血两虚，精神短少，脾胃不足，形体羸乏”。黛玉和熙凤服用之后的效果都是身体日渐羸弱，以至于逐渐走向死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黛玉之死与过量服用人参养荣丸一类补药有关[25]。从小说叙事层面看，至少黛玉、熙凤，也包括贾瑞所服用的补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疗效，显然属于无效疗救。
纵览《红楼》药方，几乎主要由补药构成：无论与历史记载一致的经验养荣丸，还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人参养荣丸、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天王补心丹，也包括宝玉胡诌的“暖香丸”，都以温热的滋补药人参为主药，辅以其他药物配制而成。与前述康熙皇帝对曹寅态度迥异，恰是根植于江南温补文化风俗。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如果将清代社会公众一些关于补药用药风俗的知识与小说叙事相对照，其间的参差离合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清初名医吴楚有“破俗十六条”接连批驳“夏月忌用桂、附辛热等药”“桂、附灼阴不可用”“产后服不得人参”“吐血服不得人参”“用补药要关住贼邪在内”等十六条“俗说”[26]。
他为我们保留下清代社会公众“俗说”中的补药认知。其中许多在清代其他医学文献中也能找到佐证，例如“产后服不得人参”，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中也有“世俗医者云：不怕胎前一两，只怕产后一分。甚言产后之不用参”[27]的说法。
然而，如果比对《红楼梦》的小说情节，第五十五回王熙凤小产后，服药调理，之后病情时好时坏，第七十二回被鸳鸯怀疑是血山崩，第七十四回直接言明所服“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如果我们认定王熙凤病症服药调理之药与后期病情加重后药物相类似，则可以推断王熙凤所服与社会“俗说”所谓的“产后服不得人参”相违背。
再看俗说中的“夏月忌用桂、附辛热等药”以及“吐血服不得人参”，似乎都与小说中林黛玉的用药实践相反背。观察小说中黛玉用药，一年四季以人参养荣丸和天王补心丹为主，第四十五回以后加上了燕窝粥。
按照南宋叶大廉《叶氏录验方》“养荣汤”的配比，由人参、当归、黄芪、白术、茯苓、肉桂、熟地等药物组成[28]。显然有肉桂等辛热药物，也并未避讳夏月。按照续书中第八十二回的说法，“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续书作者似乎也并未规避“吐血服不得人参”的一般社会认识。
按照常理推测，上述“俗说”应该是清代普遍的医药知识，小说叙述者和清代读者应该都比较熟悉，那么为何在小说中完全被忽视？笔者以为很可能并不是因为小说叙述者是否通晓医理，而是叙述者借用了小说中真真假假的药方，引导读者以清代普遍的补药知识与习俗为参照，创设出文本层面的反讽意蕴。
叙述者创造药方，并不是暗示小说人物所患隐疾，也不是意在讽刺庸医，而是要说明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因为小说中凡是出现完整药方之处，几乎皆为人物生命进入倒计时之时，因此叙述者借用当时社会流行的温补药方，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再高明的药物也无法医治行将就木、病入膏肓的《红楼》女儿，文本层面甚至可以解读出反讽意味来，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题服务。
“无情之草木，难以救有情之病”。女儿如此，女儿背后所代表那个传统社会，命运也早已注定。这个层面上讲，《红楼梦》将疾病-补药隐喻的场景化推向了全新的境界。
纵观小说，以养荣丸为代表的补药，从医学知识角度讲过于温热，并不适合所有人，最终没能拯救热衷进补的主子们的生命；从经济条件看，作为财富象征的人参等补药也从侧面反映出贾府经济实力的日趋衰弱；从文化内涵看，补药温补燥热之属性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煊赫贾府势力相始终。愈虚愈补，愈补愈虚，恶性循环。
大厦将倾，百年望族行将扑地。小说叙述者三线并进，将《红楼梦》中最为核心的补药的叙事潜能充分调动了出来，成为全书范围内有涵盖力的一种独特艺术构思。
从艺术构思角度看，“补”是《红楼梦》的一个关键词。它涉及小说中补天、补裘[29]、补药、补恨等一系列的艺术构思与重要情节。从创作心态角度说，“补”既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种精神困境，又是积极有为的一种文化心态。小说家不仅用“补”草蛇灰线地串联起小说叙事，而且也用“补”增厚了小说的文化意蕴，疗愈了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隐喻了生命本质的缺憾性。
如果我们承认药-病-医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联，那么也应看到，补药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症，甚至会直接导致形体走向灭亡。贾府中的主要人物林黛玉、王熙凤、贾宝玉、薛宝钗，乃至于柳五儿都可能与补药存在不适应症，而反过来，他们对于贾府大家族，象征着一剂剂品类繁多、各具特色的珍贵补药。
贾府这样的富贵人家，执迷于人参、黄芪等补药的使用，其实传递出的一种对盛极而衰的焦虑。补药也许是对先天不足之症的无可奈何的救赎方案。然而事与愿违，小说呈现出的客观真相是残酷的：顽石补天无才遭到遗弃，晴雯补裘勉强蒙混终是无功，黛玉等人服用补药不惟无益而且有可能伤身。这三者互为表里，事实上构成了社会-家族-身体毁灭的叙事结构。
综上所述，《红楼梦》补药叙事孕育自明清温补风俗下的众声喧哗之中，充分汲取了民间补药认知与习俗中的养料，对《金瓶梅词话》《林兰香》等世情小说所创设出的胡僧药传统予以了扬弃，在小说细节、人物、叙事结构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出清中叶补药文化的丰富知识层累，巧妙地将补药知识艺术化呈现在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补药叙事与补天神话、补裘情节、补恨构思有机勾连生成了小说又一幅精巧细密的网状结构，照应了《红楼梦》医药叙事身体病弱-家族败落-社会衰退的三维模式。
以小说为视角，回顾清代的温补风俗，我们能够发现当时社会大众的补药情节。实质上，令人们产生纠结的从来都不是物质实体的补药，而是对于生命的焦虑。只是因为生命的彭殇修短捕捉不定，人们才努力通过对补药的拥有与叙事把握生命的本质。
《红楼梦》的补药叙事只是一个手段，叙述者通过展现繁杂的补药知识，呈现出彼时和当下人们所共同拥有的对疾病得救的焦虑与对生命延长的渴求。可以说只要人还存在，《红楼梦》补药叙事的精神内核便不会毁灭崩塌，而是永远璀璨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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