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
周展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深地回答时代的提问，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深更广地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在当前的知识生产中具有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产出原创性的知识成果，怎样才能更好地接续前辈学者的学养与格局……这一系列问题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突出地困扰着我们的研究者，至今已经近三十年。
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中，研究者们采用了很多方法与视角试图来激活和拓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开辟新的批评与研究空间：批判理论、思想史、学术史、文化研究、纯文学、新媒体等，不一而足。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颓势却是日甚一日地暴露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处在知识生产比较下游的位置这一状况也越来越明显。诚然，并不是说这期间没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对延安时期文学的解读、对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重新认识、对1980年代在文学史上位置的再评价、单个作家方面如对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突破，史料文献方面的整理工作更有显著的成效。但是，就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中所处的位置而言，当前我们的研究不能不说是颇为边缘的。研究者采取了好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来研究文学，形成了几乎随处可见的“某某视野下的某某研究”这种格套，诚然更新了我们对作家作品通常的认识，但也导致作家作品只能处在客体的位置，即文学的存在似乎主要是为了证成某些既定的理论或者成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如此，就是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比较有成就的研究课题，近来也越来越表现出方法乃至结论都雷同的倾向。以笔者的管见，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最具开放性的一个研究领域。从其他学科、专业征引各种理论、概念，显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活力，但现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因此就扭转前面所提及的颓势，以至于有学者会厌倦了这一切，会产生一种丧失专业的恐惧，而号召重新返回一种更加谨慎的“细读”。[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焦虑，或者说，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之所以会格外地在意自己学科在整个学术思想领域中的位置，会格外地想着越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经具有特别的活力，在人文乃至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曾长期保持一种比较前沿的地位，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说得再具体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因为曾经产生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后来的研究者就不能不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研究配得上这样的历史起点。也因此，包括笔者在内，研究者们往往会对自己学科的发展有格外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的寄望与要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经拥有光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思考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实现新的思想突破，就有必要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去看看究竟在这段历史中文学是如何存在的，文学究竟是如何取得了那种比较中心的位置。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可能都得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有比较高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文学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对鲁迅的推重、毛泽东给丁玲写诗、“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并列、新中国成立后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派的批判、对“中间人物”的批判、样板戏地位的确立、新时期文学对以往政治的反思等等，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具体呈现了这一点。但这还只是表面性、经验性的。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更深的意义上贯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 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这种密切的关系，略可分为两条脉络来认识。一条是将政治作为既定的、完成性的存在，然后把文学作为这种既定政治之载体的脉络。这里的政治，主要表现为和权力宰制、权力分配相关的政治。上文所举出的政治人物对文学的评价和文学被卷入政治运动，涉及的主要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政治。这种政治既给现当代文学带来拓展的机遇，也给现当代文学带来戕害。但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文学与政治并不只是表现为文学对既定的政治加以媒介这样的关系，还表现为文学对完成性的政治不断质疑、抵抗从而创造新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文学与政治”并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由“文学地政治”和“政治地文学”相互内在、相互激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新的关系中，文学把政治看成事关个人、民族、国家与人类根本出路的课题，并且这一出路是有待探索的、未完成的，进而需要由文学来承担这种探索，在文学内部思考新政治。“重新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维度”就是立足于这第二种作为潜流存在的脉络所摸索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条脉络在历史当中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缠绕的，甚至在有的时候是彼此重叠的。这种缠绕和重叠主要来自于20世纪中国本身的复杂性和探索性。即在20 世纪中国虽然在不同阶段都存在那种和国家权力相关的政治，存在着权力政治对文学的利用乃至误导，但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在20世纪中国更大的力学关系网络中也往往会体现出一定的抵抗性和新颖性。比如在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中，多数新小说都试图包含和传递立宪政治的理念。就新小说和立宪政治的关系而言，新小说无疑处在媒介工具的位置上，这是新小说随着立宪政治在清末的破产而迅速完结的主要原因。但立宪政治本身在辛亥之前的历史语境中又是具有抵抗性的政治设想，所以，新小说本身也同样会分享这种抵抗性，也因此不能被简单置于文学工具论的模式中而轻易视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文学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表现为去媒介乃至追赶后者以自我改造的趋向，但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领域本身也处在频仍的变动之中，所以去媒介这种变动的政治的文学，也就不会是透明的，不会是被单一政治所穿透的。这些意思，下文还会进一步展开。笔者这里想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本身的复杂性。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提示我们不能将“政治”与“文学”分离或者对立起来，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单单以“政治”为分析的起点，也不能单单以“文学”分析的起点，而必须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缠绕与相互激活中去摸索“文学”与“政治”新的形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将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缠绕和激活关系推进到极致状态的人物，就是鲁迅。
▲ 丸山昇著《魯迅: その文学と革命》
平凡社，1965年
关于鲁迅文学的政治性，这里暂时不去展开，笔者只想引用日本学者丸山升的一句话来略微简捷地提示一点。丸山升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2]这一说法，突出了鲁迅思考“人的革命”的极致性，其极致就在于将“人的革命”推进为“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代表的是一种突破“人”“精神”“文学”的固有范围而不将革命伸展至全部社会关系的层面的努力。反过来说，“政治革命”正因为有“人的革命”的内在充实而呈现出不断向着深层开掘的、饱满的能动性。“政治”与“人”是彼此牵引的关系。
以鲁迅为圆心，扩大来说，从“五四”时期所开启的“为人生”、力图探求真正现实的文学，都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文学。因为它们的探求现实，不是简单的创作风格和手法问题，而是根源于对既定的政治的不信任，从而要自己从“现实”中发掘新政治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不是单单作为书写对象，不是思想和政治加工的材料，而是新思想和新政治的发端。“现实”本身就是思想，“现实”本身就是政治。冯雪峰、胡风等人围绕“现实主义”所展开文学和理论探索是这一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扬、何其芳和林默涵等对于胡风等人的批判则是这个脉络受阻从而也是这个脉络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时刻。其间，关于现实、“主观的现实”“未来的现实”“主流的现实”等等之间的撕扯构成这一历史时刻的主要内容。重视“现实”，以文学方式在“现实”中摸索新政治，关联着从近代以来思想的限度、观念的边界等问题。即是说，正是在各种思想、各种观念之能量被耗尽的那个场合，才有文学的发生。这里面有一个“思想失效——现实凸显——文学发生”的连续脉络。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站在思想效能之极限处、在思想的临界中诞生的人物。把鲁迅视为“思想家”，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解。不仅如此，文学所具有的那种作为探求现实根柢的特点，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以至于弄哲学的人也要采取文学的形式。在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朱谦之，其在五四时期所写下的《革命哲学》《无元哲学》等著作原先并不是哲学书，而是作为创造社丛书而出版的，书前有郭沫若等人以诗歌体为其写的序言。
▲ 朱谦之
因为诞生于“思想失效——现实凸显”的脉动中，所以在20世纪壮阔波澜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不是“专家之学”，它其实是“民众之学”。相比于历史、哲学等学科，文学更加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普遍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民众。因为底层的民众就是20世纪新政治所立足的“现实”的主体内容。文学比其他知识门类胸怀更广阔、眼光更向下。它涉及的不仅是对新的人、新的社会的具体内容上的呈现，它更涉及语言比如白话，涉及风格比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涉及形式比如地方形式和民族形式。正是文学而非别的知识门类为20世纪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象征体系。[3]20世纪中国里面有一个强劲的动力机制，就是颠倒文野，或者说再造文野，就是把往常被视为“文”“文明”的东西看出其中原来藏着腐朽和野蛮，把往常被视为“野”“野蛮”的东西看出其中原来包含创造新文明的契机。而再造这种新的“文”、这种新的象征体系的最主要也最具有基础性的场所，就是文学。文学，是20 世纪中国历史展开的基本形式。文学为20世纪赋形。
笔者还想说，被后来在学科意义上概括为现当代文学的新文学，在20世纪中国甚至可以说扮演了经学的角色。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20世纪的经学。传统的以五经或者十三经为主要内容的经学大概在“五四”之后逐步式微。经学，在我们的脉络中，可以理解为作为政治之根源和依据的那种具有源发性的知识体系。在“五四”之后，尤其是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是文学扮演了现代政治之经学的角色。说到20世纪的经学，也许有人要提到政治上的主义话语，但政治上的主义话语也常常要以文学的面目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后频仍的政治运动往往在文学场域中展开就迂回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在从“五四”到1942年这期间与1942年以后这两段时间当中，文学作为经学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不同的。从“五四”到1942年之间，文学并没有在形式上确立为经学，或者说没有被正式确立为经学，但它实际具备了经学的精神，即把自己作为探求中国之出路的最终依据。
这一点意思，也可以稍微再补充几句。那就是，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承接清代文学或者近代文学而来的，虽然它也是被称为“文学”，毋宁说它承接的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以来的思想传统，这是一个对政治和社会做根本性承担的传统，是体国经野的传统，是“公”的而非“私”的传统，是经学的传统。周作人曾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胡适曾将白话的源流追溯至汉代的民歌或者唐代佛教的翻译。笔者同意他们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动中来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的视角，但不同意这种主要从风格和语言等较为外在的形式来勾勒历史源流的做法。中国新文学的真正的源头是什么，或者说它从历史中汲取了什么？笔者认为是经由周氏兄弟而上溯至章太炎、刘师培继而上溯到戴震、章学诚继而上溯到顾王黄的传统，也即王船山讲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传统。在《苦口甘口》的序言中，周作人明确提到自己继承的是黄宗羲和顾炎武的传统，是关心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不愿意做文士，不喜欢纯文学、文章，重视的是思想，是讲道理。正所谓“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4]
而所谓古代文学，就最近的明清文学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继承者是什么呢？笔者称之为“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两条脉络，而不是我们说的鲁迅的传统，不是左翼文学的传统，不是那种对于中国之根本出路的探求的传统。即便是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在20世纪中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桐城派，打倒文选派，究竟是要打倒什么呢？只是打倒形式上的旧文学吗？不是，而是要打倒一种狭隘的自私的文人趣味，打倒文人文学。诚然，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典范性地表现出了对于如此这般的历史的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进程不是光滑的，历史的平铺与下沉之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缓慢的，甚至是反复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则这种反复、犹豫、试探和躲避，恰恰是这个下沉趋势展开的过程，具体说，就是知识阶级在这个下沉趋势中否定、游移和徘徊的种种表现；一则这种犹豫、试探、躲避，也是在逐渐变化的，是日趋于坚定和明确的。这当中，“大革命”的失败构成一个关键的节点。就说朱自清吧，这个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人，在20年代，他以“悠闲的读书人”自居，但在“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之后，就逐步变化，最后从知识阶级立场转变为“平民立场”，肯定赵树理，表扬朗诵诗。这中间的变化轨迹值得再认识。
▲ 朱自清
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接续。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上文说过，主要是以文学为载体为媒介的时代。但或许也无法否认，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尤其是在世界史框架中的抵抗性。这种政治有其权力宰制的形态，有其凝固化，同时又包含了对这种权力宰制的内在否定，它包含了开放性，也包含着未来的指向。所以，将这样的政治媒介出来的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同步地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抵抗性和开放性。这导致此一时期的文学不必然是纯然工具性的文学，它在功能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因为这个政治本身处于变化之中，从而使得作为其服务工具的文学也是有褶皱的，有论争的，有漩涡的，有潜流的。而且，它最终也不是以媒介而止步，而是包含着一种将文学去辖域化、使文学生活化的倾向，是将文学变成人人可及之物。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依然可以说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但这个政治，是以逐步疏离既有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上世纪80年代历史的一种普遍的动力逻辑，而文学上尤甚，“重写文学史”就是其集中表现。作为这一事件重要推动者的王晓明教授在“重写文学史”之后的学思变迁历程，对于阐释这种动力逻辑尤其具有典型性。王晓明教授所推动的“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文学再度从内部思考政治的表现。其间亦有差异：差异在于“重写文学史”主要是着眼于对过去的政治的反思，而“人文精神大讨论”则主要是着眼于对当时正在展开的政治的反思。但后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同时显示了文学力量的衰竭，人文精神大讨论与文学失语近乎同步发生，但当时文学失语现象尚处在一种受到辩护的状态。王晓明教授后来决意从事文化研究，则更清晰表现了这个脉络的尾声，或者说这一脉络的终结。他从“重写文学史”到对鲁迅之灵魂的探索，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再到从事文化研究，这中间的近乎飞蛾扑火一般的思想轨迹呈现的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试图接续鲁迅，重新从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承担政治继而触及到文学之边界继而从绝地中突围之历程，正是“刺丛里的求索”。[5]这不是个人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代思想者试图以文学去重新联结政治而奋起、挣扎之心史。
今天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丧失活力，根本上就是和政治之联结的丧失，就是不再自觉从内部去思考政治。不必再行赘言，这里说的政治不是那种凝固化的权力政治，而是事关根本解放和普遍尊严的那个领域。从根本上去思考中国该怎么走，什么是中国；世界该怎么走，什么是世界；人在如此之中国和如此之世界中该如何自处，什么是人……这就是本文所谈及的“政治”。因为丧失了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关联，所以无论在方法上采取史学化、纯文学或者文化理论，都只是一种技术而已，只是一种平面化的拓展，都只是在原地打转。跨学科的拓展已经有其空洞的地方，更遑论只是在学科、学院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来把握。在学院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来把握现当代文学研究只会使其陷入更加逼仄的境地。说到底，就其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状况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把自己看成一门知识而存在的，它是行动的、介入的。它也并不以保守自己的独特性和学科边界而自足，现当代文学史上好多作家都具有多重身份即显示了这一点。文学之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所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乃是通过不断追问究竟什么是文学的方式而存在的。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由一连串追问所构成的。而我们今天，那么苦心竭力地在范式、理论、方法的层面思考如何开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其实都是圆凿方纳、格格不入的。在范式、理论的意义上的探讨，那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对象来把握的，而仅仅作为知识对象，这恰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所拒绝的。不必讳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以储存知识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大的长处，是思考，是对最根本的人、民族、国家和世界之出路的思考。这种思考达到极致，即化为行动。只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来把握它，只能窒息其活力。要恢复其活力，需要重建其与以根本问题为内核的政治的关联，需要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维度，需要重新在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中去思考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提问，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问。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政治维度的丧失，其咎说到底不在文学，而在大时代的变化，在政治热情的退潮，在对思考根本问题之热情的退潮。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只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这一退潮尤其刺目。因为相比于其他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立和展开，尤其重视也可以说尤其依赖于对根本性政治的思考。其他学科丧失了对大问题的根本思考之后，或许还能留下了一些客观的知识，所谓水落而石出。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呢，作为其研究场所的历史时段没有那么久，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作品也没有那么丰厚，所以水落之后可能没有“石”出，而顶多是一些“砂砾”。所以，在对根本政治问题的思考退潮之后，首当其冲的也就是它。所以，我们也到处都能听到有心人对它的叹息。
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海德格尔说：“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7]笔者觉得，这些告诫，尤其是说给我们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听的，我们没有借口过小日子，我们必须思考，必须思考到极限。卡尔·施密特说：“政治……并不描绘自己实质，而只是描绘人类联合或分裂的强度。”[8]也许，当我们思考到极限，当我们真正使自己的思考具有了强度，我们也就创造出来一种新的政治。但这是将来的事。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思考，并且是朝着极限处思考。这大概是我们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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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倪伟：《文学研究的小大之辩：社会史视野与细读》，未刊稿，上海大学2023 年10 月28–29 日“代际对话与学科新变”学术研究工作坊宣读。
2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37 页。
3 关于“象征体系”问题，参见于治中：《意识形态的幽灵》，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3 年，第35-43 页。
4 周作人：《苦口甘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 页。
5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
6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1 页。
7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15 页。
8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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