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以龙蛇自称的吴人
内容提要 在东方南方沿海汉语的方言中，有一个古越语底层，勾吴、句吴、攻吴、攻敔、干吴、工渔、五、能等组成的一个词族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的含义用汉语无法探明，在壮侗语中却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关键词 勾吴 句吴 攻吴 攻敔 干吴 工渔 五湖 能
通常谈到吴国的历史，就会提到太伯、仲雍的奔吴。商代末期（约公元前11世纪），周族首领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生有三子：泰伯（亦作“太伯”）、仲雍、季历，古公拟传位于季历，泰伯、仲雍为避让季历，从中原出逃至江南。
从考古文化观察，太伯南奔大概最初是在镇宁地区，泰伯、仲雍和这里的土著“荆蛮”相结合，被拥为首领。今南京熟湖遗址发现的湖熟文化，是一种受中原影响较多的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其时代多认为相当商末周初。这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水田农耕文化。不仅有通常认为是越人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而且器物中还有鬲和鼎。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中国的炊器可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系统。鼎为东南特征，鬲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区的青铜文化中，至今未发现鬲，而熟湖文化却出现了大量的鬲和甗，这是来自西北的炊器。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为中心延伸到江苏、安徽两省长江沿岸，被称之为先吴文化。1954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一件青铜器，从铭文推论，宜侯被封在丹徒及其附近地区，是吴国的最早的祖先，即《史记》所载的仲雍的孙子周章，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30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侯。也有人认为，在丹徒及其附近地区的商周考古中，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由周人统治的宜国存在的迹象。即使是出土宜侯青铜器那个烟墩山大墓，也属南方土著特有的土墩墓，反映这一地区在葬制上未受周文化影响，其墓主人不可能是周人贵族，而应是土著首领或方国之君。
西周至春秋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土墩墓。主要分布于宁镇地区、皖南地区、浙皖交界的新安江流域、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地区。土墩墓大都座落在丘陵岗地上，在平原地带也都是选择地势高爽、视野开阔之处。一般为就地取土培堆而成，在其周围往往有取土留下的水塘，还有的土墩墓四周环水。土墩墓的封土外观呈馒头状，封土一般高3-10米，也有高数十米的。墓葬内部结构可分为有浅坑、有石床、石椁和无坑、无床或平地铺垫草木灰等几种型式。土墩墓多为成群连片构成土墩墓群，数量一般在几十至上百座。在镇江丹徒至大港沿长江的低山丘陵上，分布着一系列大型土墩墓，多沿山脊分布，每个土墩墓都占居山顶位置。面对长江，形势壮观。经发掘都是一墩一墓，内有大批青铜器随葬。这一带应是吴王陵区所在。还有苏州西郊的真山大墓，也属此类。大型墓多为一墩一墓，随葬器物数量多，还常见有青铜器，表明其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属贵族阶层。大部分土墩墓群皆一墩多墓。土墩墓中的多座墓葬按其葬入的时间先后分散于最早起墩墓的四周及上层，这种一墩多墓应是土著荆蛮族人的“家族墓葬”。随葬品基本上不见生产工具，而是以夹砂陶炊器、几何印纹硬陶盛器、原始青瓷食器为主。器物组合为鬲、鼎、釜、坛、罐、瓿、豆、碗等。在大型土墩墓的高等贵族墓葬中有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以及车马器，还有玉器等，器形主要包括鼎、簋、尊、卣、壶、盘、錞于、勾鑃、戈、矛、剑等，如镇江大港母子墩、丹徒背山顶、谏璧青龙山大墓以及苏卅真山大墓等。土墩墓平地掩埋、聚族而葬、封土成墩的三大特征，是与江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可寻的。新石器时代南京北阴阳营、常州圩墩、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中墓葬都为平地掩埋或浅坑埋葬。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良渚文化有60％左右的遗址属所谓的“土墩遗址”，这种土墩一般高约6米，许多土墩上发现有由祭坛和墓葬组合而成的所谓祭坛墓地。浙江余杭的反山遗址，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的人工堆筑的土墩，墩上发掘清理了7座良渚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时期的居民，在当地崧泽文化遗址和墓地的高地上面，专为建造墓地而堆筑起土墩，其上共发现10座墓，在早期文化层内发现3座平地堆土掩埋的墓葬，可能是菘泽文化葬俗的遗风。其余7座墓均发现于晚期人工堆筑土墩之上.由此推测,他们之间可能有承袭、演变关系。土墩墓是适应南方多河流湖、地下水位较浅的条件，这大概因为江南地下水位高，掘坑怕出水淹尸的缘故。吴国自春秋中期寿梦通中原以后，学习中原礼制，在贵族阶层的墓葬营造上，除继续保持土墩墓的高大封土墩，而地下学习中原葬法建竖穴墓室、置棺椁，有的王室大墓还带有斜坡墓道，如背山顶、青龙山大墓、真山大墓等。公元前473年，吴被越所灭，吴国的版图归于越；公元前334年，越被楚所灭，吴越全境隶属于楚。土墩墓这种特殊的葬俗遂被楚国竖穴土坑木椁墓所取代。
石室土墩主要分布于环太湖周围和杭州湾沿岸的丘陵山地。以苏南、浙北地区最为密集。石室土墩一般选择50—200米的低山丘陵上，山顶、山坡、山麓皆有分布，以山脊线上最多。大型石室土墩往往占据山顶高处，中小型的排在侧翼较低处。石室平面多为长方形，一般由甬道和内室组成，有的封门。顶部以大石块或条石覆盖。有的在石室周围用石块砌成圆形或长方形的护坡，然后堆土和石块形成椭圆形或圆形封土墩。其建筑规模大小大不一，小者石室长3—4米、宽0、5--1米、高0.5—1米左右。大者如苏州上方山六号墩，其石室高达6.5、长9.6、宽1.84、通道长10米。出土遗物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主，基本不见青铜器。出土遗物的数量多少不等，少则几件，多则近百件，还发现有陶纺轮和陶网坠以及小玉器装饰品。石室土墩的年代，早者为西周，晚的到战国早期。其时空界限都是吴越两国的范畴，对这类遗存性质判断，从《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历史文献中分别有“山有数十石室”、“山有仲雍、齐女冢”、“死必葬我虞山之巅”、“文石为椁”等与石室土墩有关的记载，现大多数学者认同墓葬说的观点。
《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今苏州也。”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大约有5个多世纪。《史记·吴太伯世家》仅纪其世次，纪事极其简略。吴的王名有：周章、熊遂、柯相、疆鸠夷、馀桥疑吾、何卢、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庆忌、季札、蹶由、掩余、烛庸、阖庐、夫差、夫槩、堂溪、终累、姑曹等，皆不类汉语名称。即使吳的王族来自周，也说明吴太伯建国不久，带来的一部分周人就被当地荆蛮人所同化。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 直到寿梦为止，吴人还是自称“夷蛮”的。
吴、越以太湖为界，太湖的古名是“五湖”。《墨子·兼爱中》：“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江汉在荆楚，淮汝属南夷，则五湖在干越（即吴越）。《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郑玄注：“具区、五湖，在吴南。”太史公司马迁曾登姑苏，望五湖。《史记·河渠书》有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其《货殖传》云：“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关于五湖的得名，历来说法不一。张勃《吴录》载：“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余里，故以五湖为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徐天祜注引陆龟蒙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车之气，故一水五名。”或认为是因其包纳五个湖泊，又或共有五条出水通道等等。《川志》云；“太湖有五道口，则谓之五湖。”《史记·夏本纪》正义：“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太湖东岸五湾，为五湖”。谓五湖者，说法也不同，一曰贡湖，二曰游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有谓长塘湖、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而五。有谓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加太湖而五。
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从汉语的角度，围绕“五湖”的字面意义加以解释的。出土文物的铭文中，勾吴又写作句吴、攻吴、攻敔、干吴、工渔、吴等，“五” 、“吴”的声母都是N（疑母）。从吴国之“吴”又作“敔” 来看，确切地说，“五”不仅是一个古越语，它还和“吴”有着同义关系，实际上，“五湖”即“吴湖”，是因吴人居此而得名。
有观点认为吴人和越人同属一个民族，吴越都属水田农耕民族，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如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彭适凡认为，吴越共同来源于三苗。他在考察了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以后，指出：“越和三苗的关系，虽史书未曾载及，但都是南方的古代民族，关系甚为密切。早年，徐松石就曾提出：‘古代三苗领域的土著，在最东的称为于、阳、凤、畎等夷，后来形成吴越民族，其余的则称为荆蛮、扬蛮’，我们也认为，古越族是在古三苗一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
可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始终互为敌国，伍子胥说：吴、越“仇雠敌战之邦，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范蠡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越绝书》）。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后是越国战胜吴国。李辉说，澳泰语系人群带着M119突变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具有M119突变的族群在民族学上又称为百越民族系统，他们历史上的覆盖范围是从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带。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族、壮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越人各民族的身上有大量的M119突变。吴人则很少有，他们更多的是M7突变，那是从苗瑶语系分化出来的。吴人是东进的三苗和古越人同化后形成，民族心理有差异，当吴人进入了越人的领域，双方由此产生种种纠纷。
“吴”字最原始的意义是什么？有人依据在汉字中的写法，认为其本意为回头、大声喊叫。赵建中说，“‘吴’的名称则来自当地‘句吴’图腾音义。句吴的吴，与鱼古音相同，吴人以渔猎为生，视鱼为通灵之物，以鱼为图腾，并以鱼为姓氏。在古文字里，吴又与‘鱼’相通”（《金陵晚报》
实际上，勾吴作为国名，又写作句吴、攻吴、攻敔、干吴、工渔、吴等，很明显，这是一个古越语或古苗语词。古代吴越属于南蛮。史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司马迁曾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从古音古意上说，“荆蛮”与“句吴”是同一个东西。《说文》：“南蛮，蛇种。”意思是，南蛮人以蛇为图腾，蛮、苗都是“蛇”的意思。吴的上古音为NB，与布依语N?²（蛇）、傣语Nu²（蛇）、苗语na?³³、nen³?（蛇）同音。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吴”就是“苗”。石德富介绍，黔东苗族除自称为mhu³³的之外，还有自称为qa³³n?¹³、qa³³no?¹³、qa³³no?³?、qa³³nao¹³、qa³³nao²³的，他们比邻而居，来源于共同的自称（《苗瑶民族的自称及其演变》）。笔者认为，勾吴、句吴、攻吴、攻敔、干吴、工渔等应该就是苗语qa³³n?¹³、qa³³no?¹³、qa³³no?³?、qa³³nao¹³、qa³³nao²³的音写。
《吴越春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越王勾践降吴后，从大夫文种计谋，“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水梗楠，巧工施校，制以规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以丹青，错画文章，罂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文种献之于吴。”《越绝书•九术》亦载：“于是作为策楯，罂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于吴。”勾践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给吴王献状类龙蛇的大木和栏杆？无非是想讨好吴王。为什么献状类龙蛇的大木、栏杆就可以讨好吴王？原来龙蛇是吴越共同的图腾。《淮南子•脩务训》：“吴为封豨脩蛇。”注：“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贪也。”为什么要把吴国比喻为封豨、脩蛇呢？这是连类而及之词，在这里只是凑一个音节，这种词例古代甚多，其实是说吴国是大蛇。
刘向《说苑•奉使》说：越人“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下》：“（越国）纹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颜注引应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淮南子•原道训》：“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鱗虫。”高诱注：“被，剪也；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龙子即蛇。就是说，越人把头发剪掉，身上画成彩色的鳞片，打扮成蛇状，这样真正的龙就不会伤害越人了。清代屈大均说：“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广东新语·鳞语》）。既然越人视龙蛇为己类，他们把龙蛇奉为祖宗，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吴人是否也以龙蛇为图腾，史籍未有明确记载。但《左传·哀公七年》说吴国太伯时也“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奔荆蛮，文身断发”，说明吴人也与越人一样，视龙蛇为己类，把龙蛇奉为祖宗。《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绕，以象龙角。越在巳位，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吴自称龙，称越为蛇，这是来自楚国的伍子胥的说法，是在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基础上加以改造的结果，龙、蛇是一个东西，是吴越共同的图腾，伍子胥为了适应吴王称霸的野心，才故意将吴称为龙，而把越称为蛇。《越绝书》卷7载；“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什么叫地户？古代阴阳家把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与四面八方相配，子鼠属北，丑牛属北偏东，寅虎属东偏北等等，《论衡·言毒》认为“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越在巳地，蛇位；吴欲制越，乃以制蛇之法为厌胜之术。今苏州西南隅仍存著名古建筑“盘门”。始建于吴王阖闾元年（前514），传初名“蟠门”，以门上刻有蟠龙而得名。有人认为这就是蛇门。
而越国也针锋相对。史载越都山阴大城有雷门，即今之五云门附近，传为勾践旧门，有重阙二层。系因吴立有蛇门，故越作此门以胜之，表明越人也认为吴国是蛇图腾。《太平寰宇记》云：“（雷门）句践所立，以吴有蛇门得雷而发，以表事吴之意”，这就把意思说反了。《吴越春秋》卷8记载范蠡作城动机是：“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 句践事吴是假，灭吴是真，“蛇得雷而发”，发者，灭之讹也；表明越人是雷，吴人是蛇，越必战胜吴。
“吴”是蛇的意思还有以下证据：
一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叫天吴。《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虹虹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黄。”《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所谓水神天吴，可能是数蛇纠结在一起的形象。古人看到水中蜿蜒游动的水蛇感到惊异，就把蛇当作水神了。试比较苗语ta¹nen¹（蛇）或壮语tu²N?²（蛇）。苗语ta¹、壮语tu²是构词成分，无意义。所以，“吴”在古苗语、古越语中，就是蛇的意思。
二是鲧入羽渊化为黄能。《国语•晋语》：“昔有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殛鲧于羽山，鲧投于水，化为黄能，因为羽渊之神。”入羽渊化为黄能，黄能必为水神，但是有些典籍却讹为黄熊。熊为陆生动物，如何能入羽渊？《左传•昭公七年》“黄熊”释文：“亦作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三足鳖也。解者云：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一曰：既为神，何妨是兽？”将“能”释作熊或三足鳖，皆属臆改或臆测。“能”字不见于甲骨文，在金文中是一个蛇躯、巨口、有脚之动物，与小篆中“龙”的繁写“龍”的结构极其相似。所以，“能”的本义必为“龍”属，也就是蛇。此处的“能”读“耐”，也写作“能”下加三点，读音相同。这个“能”与黔东苗语naN¹、川黔滇苗语naN¹有对音关系。鲧投于羽渊，化为黄能，就是说他变成了一条蛇，或一条龙。
古代印度人称水神为“那伽”（naga），本义就是蛇。它们平时住在水中，有着富丽的宫殿和无数财宝。它们与河流、湖泊、海洋的源泉有关，能兴云布雨，生命之源的象征。可以变成人形，与陆地上的人类通婚。从语音上看，印度“那伽”与中国苗族的naN¹最为近似。苗族认为naN¹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每逢家道不盛、五谷不丰时，便认为是naN¹神它迁，必须到水塘、水井边举行祭祀活动，将其接回。他们所说的naN¹，与印度所说的naga毫无二致。由此我们推断，中国古代水神“能”是经由苗族的中介从印度传入的。另外，利用季风和洋流进行远洋活动，一直被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视为商业秘密；其实百越人是最早掌握这一诀窍的人群之一。每年10月，长江口以南吹东北季风，洋流也随之而行，这时百越人航船张满风帆，从东南沿海出发，渡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等到来年夏天，季风和洋流倒转方向，变成西南风，洋流也随之而变，这倒转的季风正好吹送百越人返航。即使不是去贸易，或根本不想去那里，但季风和洋流也会把百越人吹来、漂去。因此，吴越先民同古印度人有着天然而深远的联系。
2003年3月至2004年12月，考古队对苏州附近的无锡鸿山开发区内的土墩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丘承墩是一个特大型贵族墓葬，封土为长方形覆斗状，长
玉覆面1件，长7.8、宽5.8、厚0.2厘米，青白玉，大部分白化，夹有花斑，整体长圆形，两耳略外X，各有两穿，正面以条带分为四区，各雕一浅浮雕龙纹，周边间以云纹、斜线纹和细方格纹，背面光洁内弧，雕刻手法有减地、浅浮雕、阴刻、钻孔等。只有诸侯才能用玉覆面，龙蚊玉覆面标明墓主的身份与诸侯相当或略低于诸侯。
玉带钩1件，长5.8、宽3.6、厚1厘米，青白玉、局部受黄褐色沁，正面四条长蛇，蛇身饰细鳞纹，穿过中心的圆环并盘绕四周，钩作蛇首状，饰鳞形纹和线纹，间以谷纹和斜方格纹，背面光洁，有一圆扣。整个器物应用了圆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微雕、阴刻、减地等各种工艺，带钩未见使用痕迹。
青瓷鼓座是首次发现的青瓷乐器部件，即悬鼓的座基，因同时出土４件，并与钟、鎛、铎、錞于、丁宁、句鑃共出，故将其定为鼓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鼓座上部有６条堆塑的双头蛇，蛇身饰鳞纹，弯曲作游动状，头向上昂，两蛇相交，栩栩如生。
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4件，底径6.5、高6.1 6.3厘米，泥质陶，低温琉璃釉，以8条蛇盘成圆圈状，一蛇口衔另一蛇尾部而组成玲珑球形，以点状的蓝色琉璃釉绘成蛇头和蛇身的纹饰。玲珑球是首次发现的最高规格的随葬器物，其用途可能为象征王权或神权的神器。
这些精美绝伦的玉器都彰显了墓主的的显赫身份。而“四龙四蛇”更是最高级别的纹饰组合，只有最高的贵族才能使用。丘承墩的随葬器物中出现了大量蛇的造型，在玉器纹饰、乐器的耳等细节普遍使用，说明墓主是最高等级的贵族。有历史记载的越国大夫有范蠡、文种、计然、诸嵇郢、冯同、石买等人。据载，越王勾践复国后杀功臣，赐死后又厚葬，据此推测丘承墩的墓主可能是某一个功高权重的大夫。也有人认为，墓主就是越王，或者是王室成员。由于没有出土带文字的随葬品，丘承墩墓主之争尚难有定论。鸿山贵族墓的大致年代，考古队专家认定为战国早期越国最强盛的勾践时期。发掘简报写道：“尤其明显的是均随葬陶、瓷礼器和乐器，而以蛇为器物纹样也是越人图腾崇拜的体现。可见鸿山贵族墓地具有明显的越国特征”；而且“绝大多数玉器的造型和纹饰都呈现战国早期的特征，因此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年代可定为战国早期，即越国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
但这里似乎还有一个可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就是此墓为什么非是越人而不会是吴人的？越国墓葬仅有少量发现于浙江绍兴、安吉、海盐、长兴等地，鸿山贵族墓葬的特征，与浙江诸越墓相同，这是判断的依据。太湖流域自然环境优越，吴国、越国、楚国先后统治太湖流域，都是百余年的光景。这种百余年的历史，不会在文化和文明上产生突变，估计是吴、越、楚３种文化的传承和交融。这里不仅仅只有越国墓，还可能有吴国墓、楚国墓。越国诸王都难以理清，可知越国史文献的匮乏。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绝书?地传》“（句践）而灭吴，徙治姑胥台”，这是否为徙都姑苏的证明，还存在争论。越灭吴后，勾践即以兵北渡淮，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命为伯。公元前468年，勾践由会嵇迁都瑯琊。即使越曾定都姑苏，前后也不过只有6载，当时战事频繁，越不可能大规模营造如鸿山贵族墓这样的大墓，这个大墓可能是灭亡前的吴王墓。
图腾源于原始部落，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信仰崇拜物标志。吴、越两地都“断发文身”，就是明证。泰伯奔吴，入乡随俗，于是断发文身，被蛮人推为君长。断发文身，是水乡泽国的先民们不约而同的文化选择。断发，有利于入水捕鱼，避免长发遮脸而看不清，免除与水草相缠的危险。文身，用来压邪避险，其纹样极有可能就是蛇纹。水乡泽国最怕被蛇咬着，所以，从思辨的角度分析，蛇图腾很难说是越人的专属图腾，不能说吴人就不用蛇纹饰。吴、越同土同俗，两地都“断发文身”，蛇图腾不是越人的专属图腾，从语源上说，吴就是“蛇”。不能先入为主地把出土的蛇纹器物统统归属为越人器物。即使此墓是越墓，其中的蛇图腾物件也可作如下解释：越灭吴后，吴国王室贵族的礼器悉数被抄没，成了越国的战利品，然后被带入越墓。吴王、越王青铜剑在楚墓同时出土便是明证。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古代中国》之一部分。遗憾的是，网络页面在显示国际音标时，会出现乱码。这个问题将待此书正式出版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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