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有闲，到康杰中学高三的文科班看了看。面对就要高考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倍受煎熬的孩子们，我想起了我的高考。多少年了，我羞于谈这些事，也不忍想这些事，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几天来，我恍恍惚惚，神不守舍，一幕幕往事宛如发生在昨天。我终于还是按捺不住，把它写了出来。
1960年我从县初中毕业，学习成绩属于学校前五名。那一年升学并不考试，而是分配，我自然是要被分配上高中的，但我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不行。当时，我家住在县城，八口人，弟兄六人我为长。父亲是售货员，工资三十四元。母亲早就对我说，上完初中就别上了，不然弟妹们就连小学也上不成，能认得钱就行了。我总是说不出话。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把脸贴在县中学的匾牌上，泪流满面。以后，我当过小商贩、小工、装卸工，什么挣钱就干什么，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那时的工作虽然很好找，但学徒工挣的钱太少，我的年龄也太小。
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固定的事，就是拉人力车，主要是从离城十里路的副食加工厂，给县城四个副食商店送货。活少时，就从大沟煤矿拉煤上街卖，一天大概能赚四块多钱。那一年，我十五岁。当时县城的东大街是一条长坡，用砖头和碎石铺的，坑坑洼洼，而第四副食店又在坡顶上。拉车时，我狠低着头，伸长脖子，腰弓得几乎贴住地面；两手紧抓着辕杆，拼力向前，汗水常把眼睛打湿，前路一片迷茫。到最陡的地段，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否还长着腿，不然，怎么麻木得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不管寒暑，不管风雨，我每天都要在这条长坡似的大街上展览一两回自己的狼狈。
一九六一年端午节，我多拉了一百斤，在东大街的最陡处，由于用力过猛，挣断了肩上的拉绳，脸撞向地面，开了红花。失控的平车向后骤滑，穿过路边的人流和小摊，遇阻而翻过来，车上拉的酱油、醋和鸡蛋摔得满街乱流，惊叫声和责骂声混为一片。当我终于糊里糊涂地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承受着被撞伤的行人无情的责骂和拳打脚踢。面对着围观人群中怜悯的目光，看着从脸上抹下的双手鲜血，特别是发现围观的人群里竟然有初中的同学，我脆弱的自尊心终于被撕碎了。穷，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穷，你要忍受痛苦和屈辱；因为穷，一样的胳膊一样的腿，人家就能上高中，你就要天天拉平车。人家上了高中就能考大学，你的青春就只能这样被消磨。那时我虽然根本不知大学是什么样，但在想象里，大学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大学里的人都是那么伟大高尚，前途无量，出来就能当教授、科学家、作家、将军、省长，更别说能让全家吃饱穿暖。大学呵，那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地方，为什么就和我无缘呢？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给澡堂送煤时，认识了高三学生谢俊杰（现临汾文联主席）。他说，高考招生简章中有一句话，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后一类对象大概就是指你这样没有上过高中的人。你可以考文科，文科只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不考数理化。第三天，他拿给我一份去年的招生简章，并告诉我教育局的人说，没有上高中而考大学的，在全县可是没有先例。我惊喜异常，暗暗下决心，我要自修考大学。什么先例不先例，我为什么就不能是先例呢？我心灵的天空透出一丝亮光。
我很快就找齐了文科的全部课本，堆起来像座小山。又把家里放杂物的小房开辟成学习间。我订了个学习计划和时间表，早上六点起床学到八点，吃饭后去干活，下午六点再学习到黑夜十二点。除了拉车就是学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一本书一本书地啃，一段一段地念，一道题一道题地攻，一个词一个词地过。雷打不动，军令如山，三年课程，两年半学完。但没多久我就发现，当初实在太意气用事，可谓不经其事，不知其难。
最难学的是俄语。我以前根本就没接触过任何外语，翻开书一看——哎呀，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古怪的字呢？我咋知道它怎么念，是什么意思呢？我越看越犯愁，越看越沮丧。好几夜，我就对着天书般的俄语课本发愣，听着院里的鸡叫声，看着窗外越来越亮，一筹莫展，心情坏到极点，可顶什么用呢？我越急就越感到绝望。
那一天，我在送货的路上碰到曾经教过我化学、那时又教初中俄语的张老师，向他请教。张老师非常同情我，但又说，外语不是其它课，在家自修根本不可能。可他还是答应利用晚自习后在他家教我。然而去了几次后，我就觉得不行。张老师家四口人，房子很小，母亲卧病在床，爱人上班，孩子上学，第三次去时，他爱人脸色就很不好看，学习中间，他爱人还和她吵了起来，使我非常难堪。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走出张老师家的，只是觉得再也不能来了。谁想张老师半路上又追上我赔情道歉，弄得我更加尴尬。她又告诉我，初中已经开了俄语课，不如让我上初中的弟弟在家教我（那时候霍中初中也开了俄语课），学起来方便。根据前几年高考俄语试题的情况，初中俄语知识要占到60%的量，如果俄语能拿到四十分，其它四门课也考得特别好，补上俄语的失分，也许有达线的希望。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很难很难了。
以后，我就以我弟弟为俄语之师了。他现学现卖，我现买现学，虽然他水平有限，他的进度也制约了我的进度，但比以前大有改观。每天早上外出拉车前，我在两上胳膊上各写五个单词，一边拉车一边念，念一遍俄语，再念一遍俄译汉。到第二天早晨再复习一遍，对了就擦掉，再换十个单词写上。好几次念着念着把车撞在人身上，好几次过往汽车几乎撞在我身上。
其它四门课，我除了地理课辅之以划图的方法外，基本上都用中国最传统的学习方法——背课文。在家学习的时候背，拉车时边拉边背，平时走路背，吃饭时在心里背，有时集中一门课来背，有时五门课交叉着背，没人时大声背，有人时小声背，能背下去就继续往下背，背不下去查随身带的书再背，新学的要十遍八遍地背，已经背过的也要反复背。背得人昏头转向，背得人心烦意乱，背得人脑袋好像要爆炸，嘴也快说不出话。古今中外，政史文理，内容那样多，跨度那样大，但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装进那么多东西，还要不间断的一门一门，一层一层，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句一句理清楚，背下来，那种感觉，不亲自经历，决难想象。而一旦经历，便终身难忘。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花开花落，暑来寒往。背书声为我唤来一个又一个太阳，又把我带入一个又一个梦乡。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虽然觉得自己自学的时间还短，按计划还要学一年，学得很不扎实，很不条理，但又觉得还不是一塌糊涂，还是掌握了不少东西，特别是觉得应该体验一下高考的滋味，摸一摸各科试题的深浅，当然又想——也许万一侥幸会有奇迹出现。
报名遇上大麻烦。那一天，带上居委会的介绍信和招生简章，我战战兢兢地到了县招生办。我知道本县高三的应届生和复习班的往届生都是学校统一报名的，而我这种情况只有我一个人，总担心不会顺当。进门后，我恭恭敬敬地每人叫了一声老师，把居委会的证明双手交给那个看起来像个领导的人说，我想报个名。谁想，他看了一眼，笑了笑，一下子就扔在地上。我站着等呀等，真不知该怎么办。等他们打完扑克，我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不知多少好话，还是没人搭理我。我实在忍不住，就说：老师，我给你磕个头，求你行行好，给我报上名，让我试一试吧……
在报名、体检、领上准考证后，高考前一天我就坐火车到了临汾。我是第一次到临汾，四处打听才找到考场。我不敢到外面去住宿，怕睡过头误了考试时间，只好睡在临汾一中的操场上。
两天的考试，使我又生气又悲伤。有些题就没学过，只能看着试卷干瞪眼；有些是学得不扎实，影影绰绰地好像知道，却答不上；有的题是时间没掌握好，本来能答上，但还没答完，时间就到了；特别是心理素质不强，有些题过去明明记得很牢，在考场却怎么也想不起，越想不起就越着急，越着急就越想不起；最糟糕的是，在考我最强项的语文时，竟把作文题“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看成“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一字之差，四十五分全丢啦！至于我费了千辛万苦的俄语，下来和别人一对答案，最多只能得五分。唉，第一次高考就这样收场了。
我吸取第一次高考失败的教训，为自己重新制定了学习计划，调整了其他课的精力投放比例，只学初中外语，放弃高中外语，以达到四十分成绩为目标，用90%的精力和时间是其他四科均分达到85以上，以强补弱，让强项特强。
不就是这三十几本书吗？不就是这两千多道题吗？为了加深记忆，我做到不仅要把它们记住、背会，而且要能基本写出来。历史课要做到，把六本书放在一边，拿两本稿纸，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时间，统统写出。古文要做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地写出来，写不下去就查书。
为了锻炼思维敏捷和临场应变能力，我将各门功课的试题，分别写在纸条上，卷成捻子，大题是长捻子，小题是短捻子，放在五个小盆里。每次先摆好闹钟，抽出五道大题，二十道小题，在两个小时做完，做完后对照课本阅卷打分。为了把握作文的时间，就自己出了各种体裁和类别的五十道作文题，随时抽出一道，练习在50分钟内完成。各科试题都要如此反复进行。我想尽了所有能想出的办法，做到了扎扎实实，步步为营，我实在不敢拿自己的未来去赌博，去侥幸。
然而，人还是无法预料命运。一九六四年六月，居民小组通知我上山下乡到西张，这意味着我将丧失自学的条件，使考大学成为泡影，我只能改变再学一年明年高考的计划，第二次仓促上阵。这时，距高考只有二十七天。我又一次来到县招办。他们说，县城的报名体检已经结束，地区也只有明天一天时间。我已经没有了选择。我赶忙回家拿了钱，背上书，换了证明，跑到火车站，想坐三点半的车到临汾报名。
到售票口一看，只见贴着一张公告，沿铁路轨道被洪水冲断，列车暂停，预计两天。没有火车我还有两条腿。我沿着铁路线一直朝南走，一百五十华里走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五点到达临汾。报名和体检结束，又由临汾顺铁路跑回县城。回家倒头便睡，睡了整整一天。
醒来后，两腿肿得水桶一般，脚底像撕烂的红布片。我一切都无从顾及 了，除了不敢停止拉车，怕大学考不上又丢了饭碗，学习已近于疯狂。除了试题，除了答卷，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进行“头悬梁、锥刺股”的实践。我不知道西汉的孙敬和战国的苏秦当年是如何用这种办法战胜疲劳的。但当我把头发扎紧用绳子吊在屋顶上，不一会仍然又沉沉入睡，那种轻度的疼痛根本无法战胜那昏迷似的疲倦。锥刺股吧。轻了，刺不出血就不疼，等于不刺，刺得厉害了倒是有效，三四个小时内再也不会睡着，一边捂着出血的地方一边学习。但刺不上几次，伤口便发生了感染、溃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起了我妈。
我妈是个伟大而严厉的人。记得小时候逃学被发现，父亲把我吊到树上，拿一根木棍，训斥声和动作虽然很大，但棍子落在身上并不疼，于是我仍然继续逃学。第二次，父亲又打我时，我妈在一边看着，并不说话，拿一把钳子在腿上狠狠一拧，转身就走。我大叫一声，腿上虽然没有流血，却再也不敢逃学。我最爱我妈，也最怕我妈，一见我妈手里拿起钳子腿就发抖。我需要我妈的钳子，就把这想法告诉我妈。我妈问我，咱不考就不行吗？我说，不考不行，让我再试一回。我妈点了点头。那一夜，我又瞌睡了，当我猛然被大腿的剧痛唤醒时，看见我妈手里拿着钳子，却满脸泪水，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妈就守着我学习，虽然她再没有用过手里的钳子，但我再也没有学得瞌睡过，坚持每天学到凌晨三点。那一段，是我生命力的极限。那一段，是我妈对我的再生。
高考终于来到了，考试终于结束了。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日如年，渐渐地，听说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又听说县中学文科班三十七个人只有一个人考上“山西大学”，就觉得这一次又完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号，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中午，我正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装货，忽见邮递员拿着一封信打听我的名字，突发的预感使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接过信，我的手颤抖了好长时间却不敢去拆，我简直没有勇气去聆听命运对我的宣判。当我终于咬着牙打开它时，一张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出现在眼前：安永全同学，你被录取为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请于九月十日前来报到。
“妈，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当我亟不可待地冲回家中，“扑通”一声跪在妈妈面前，呈上录取通知书时，妈妈深情地怜爱地望着我，眼眶里满含了热泪……
我高兴得近乎疯狂，竟像范进中举似的在大街上高喊着：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终于站在了一个新的地平线上。
四十年前的高考经历，虽然引发了我对高考的思考。是啊，少年花季，却没有了消闲，没有了欢畅，看到的就是那些冰冷的公式，单词，试题，它充塞着你，折磨着你，而且不是一天，一月，一年，两年，你可以诅咒它是残酷的，但它却是为你提供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高考其实就是在考你的决心和意志。既然选择了高考，你就应该面对现实，战胜自己；回报亲人，回报社会。
作者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