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在《布衣天子：江湖不只是人情世故》中曾谈到，陈胜初起之后，泗川郡南部诸县迅速糜烂，义军挥师拓地所向披靡，而偏偏漏过了刘邦所居的砀郡、泗川郡、薛郡交界的区域，极有可能是泗川郡和砀郡兵的主力掐住了“泗水”和“睢水”两条主干交通线的咽喉，阻止了起义的蔓延。
同样，秦朝郡县兵的力量也不足以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义军进行主动讨伐，就形成了秦吏“坐困愁城”等待义军来杀的奇异状态。
以至于很多人提出了“百万秦军去哪儿了”的疑问。
一
在《秦二世为什么对陈胜吴广起义“视而不见”？》一文中，三解解释了这个问题的前半段，就是“主观意愿”，秦二世为什么“不信”。
这里，谈谈他“不得不信”之后。
周文数十万大军至“戏”，秦二世终于认清现实，不再掩耳盗铃，按照章邯的建议，发“骊山徒”为军讨伐反叛，也就是说，至此时，各个郡的“长吏”才终于拿到了动员辖区兵力，也就是“发卒”、“兴卒”的诏书许可。
这也是整个秦末大起义的分水岭。
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至九月的两个月间，完全看不到“秦吏”讨伐和进攻“关东盗”的记载，反倒有“东海郡守庆”被包围在郯县，陈胜大兵至陈县，郡守、县令全都不在，只有郡丞出战战败的记录，另外就是各种“郡县长吏”绸缪叛秦响应陈胜，比如会稽假守殷通、沛县县令，至于在义军兵临城下改旗易帜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秦二世二年十月之后，才看到秦朝的郡守、郡尉、郡监的讨伐出战，比如“泗川守壮”、“泗水监平”、“三川守李由”、“少府章邯”、“南阳守齮”这些职名对应的人物，乃至于东郡尉、圉都尉、左右都尉等人，以及司马王离、杨熊、赵贲等有名无职务的“秦将”。
为什么？
对照秦汉的发兵制度，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无诏不得发兵”，而郡县权限范围内的屯卒、县卒、奔警卒的规模，自守尚且不足，更遑论出征。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为广大读者描述了秦始皇对“秦制”的改造以加强其为中心的君主集权，其中，郡分“三府”——郡守、郡尉、郡监，县之上另有“属所执法（御史）”，形成层层牵制的权力结构。
在实际军政权利上，拥有法定“发兵”权力的“长吏”就是“郡守”，而“御史”系统作为“宦皇帝者”外派，无论是“监郡御史”还是“属所执法（御史）”，都可以通过独立的信息上报系统从皇帝手中直接领受“发兵”授权，也就是说，都得有皇帝的明确命令，才可以“发兵”。
这个制度安排就决定了，秦朝的四十多个郡、数百个县，虽然理论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兵员，在无皇帝诏书的情况下，地方可以动用的兵力，只有“县卒”即“乘城卒”和各都尉的“屯卒”，以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提及的“奔警卒”，后者的记载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陈松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12月）：
1252：奔敬（警）律曰：先遴黔首當奔敬（警）者，為五寸符，人一，右在【县官】，左在黔首。黔首佩之。節（即）奔敬（警），諸挾符者皆奔敬（警）故。
1253：徼外盗彻所，合符焉，以譔（选）伍之。黔首老弱及𤵸（癃）病，不可令奔敬（警）者，牒书署其故，勿予符。其故徼縣道
1369：各令，令守城邑害所，豫先分善署之，財（裁）爲置將吏，而皆令先智（知）所主。節（即）奔敬（警），各亟走所主，將吏善辦治
1383：之。老弱𤵸（癃）病不足以守，豫遺重卒期足，以益守，令先智（知）所主。
解读者已将上述连读，翻译过来就是，“奔警律”规定：遴选黔首百姓担任“奔警”（也称奔警卒、奔命）的，都给予每人一支五寸的木符，右符在官府留底，左符在本人处佩戴，然后奔赴“故徼外”，也就是秦国旧地“故边塞”之外的镇压“盗匪”的地方，合符之后，即进行编伍的军事编制，百姓里的老弱病残，不能担当相应任务的，要以文牒申报，不要给予五寸符，选派为“奔命”。
而旧边塞县道的主官要部署这些“奔警卒”到各个城邑交通要隘进行防守，并为其派遣“将吏”主管，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官和职责，一旦需要奔赴“警报”所在地，要由长官快速组队，老弱病残不足担当守卫任务的，要预先准备好替换的预备人员以增援，要先告知其长官。
他们去干嘛呢？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1018：廿六年正月丙申以来，新地吏为官未盈六岁节有反盗，若有敬（警），其吏自佐史以上去徭使，私谒之。
1014：它郡县官，事已行，皆以彼（被）陈（阵）去敌律论之。吏遣许者，与同辠。以反盗敬（警）故徭使，不用。
1015：此令。十八。
这里的意思是，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正月丙申日以来，在新征服的六国旧地做官不到六年就发生“反盗”事件的，等同于边徼有“警”，官吏自佐史级别以上的，无论是参与“徭使”还是私自离岗的理由离开职责地，都要以“被阵去敌律”论处，也就是“临阵脱逃”的罪行，允许犯罪吏离开的，与其同罪。如果是因为抓捕盗贼或“奔警”的理由“徭使”，则不用此令。
也就是说，秦朝在并吞六国之后，面对六国百姓层出不穷的“盗贼”早有预案，在“旧地”之外的“新地”的官员，也就是“新地吏”至少六年的时间里，以“临战”的方式防备“盗贼”，而“警”的本意本是“边境有警”，而上述简文表明，秦朝在统一后，对当地采取的仍是“占领区”、“战区”的另眼相看，所以，才有“被阵去敌律论之”的说法。
而上文中“奔警卒”的去向，就是“故塞”之外的“盗彻所”，也就是说，默认的敌人就是“新地”的“群盗”，不过，他们的任务在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属于“守”，也就是临时点派黔首担任的“守兵”，而非出征的“屯军”，更不是常态徭役的“戍卒”。
综合一下，就说明秦朝并不是没有对“关东盗”有预案，甚至为应付这些“小规模”的反叛预备了兵员，“奔警卒”或称“奔命”，在秦汉简牍中确有随同“亭校长”捕盗的记录，但是注意要点——小规模。
几人、几十人、数十百人，“秦制”的原子化社会预期中的“有组织反对者”的规模也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它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
所以，不仅是秦二世不会相信，旬月之间自己的“太平治下”竟然会有几万人、骑千余、战车六七百乘的“大盗”出现，哪怕是秦始皇活着，也不会相信自己“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的伟大帝国竟然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盗贼”，而且每过一天，就有成千上万人“从贼”，仅仅两个月就有数十万黔首武装起来，攻入了关中腹心。
简言之，大秦帝国的制度机器“懵”了，“宕机”了！
二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事实”，秦国和秦朝没有“职业军人”，它的军事机器是在“爵位身份”体系下的多种临时动员手段的集合，见《一篇文章戳穿<大秦帝国>里的“假大秦帝国”》，当然也可以看看三解即将上架的新书《秦砖》，那里面分说得更细致：
真正与最广大的“秦民”有关的，实质上是“入屯”为兵，秦军没有什么“军团”的概念，“县卒”或称“乘城卒”就是驻地在县中的“屯兵”（里耶秦简所见，兵源或为邻县异地），“都尉屯”就是在郡中的“屯兵”，在上郡的“屯军”就是今人一般理解的“长城军团”，实际上是“屯兵”与“徭戍”的综合体，而并非一支三十万人的野战军。
也正因为如此，这支武装的人数在《史记》中时而是三十万，时而是十万，今人所谓的“南征军团”则自始至终是以“郡县”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只有“徭戍”、“罚戍”、“谪戍”，而并无“屯军”，也就是说，在平定岭南之后，这支军队已经解散。
刘三解，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一篇文章戳穿《大秦帝国》里的“假大秦帝国” | 刘三解
这之中，征岭南的人员性质，其实最为清晰，很多高谈阔论的人，连《史记》原文都不看，实在让人无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尝逋亡人”其实就是“曾经的逃亡者”，在秦简中，此类人群屡见不鲜，甚至有抓捕逃亡者的“卒”带着武器逃亡，不过随着秦国不断扩张，原本逃亡“邦外”的百姓又进入秦国治下，这些“逃人”很不幸要为短暂的“自由”付出代价了……
而“赘婿”和“贾人”，肯定不是“老秦人”，否则“老秦人”的阶层成分就太搞笑了，一群买卖人喊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想想就有喜感。
而“以谪遣戍”也指明了后续戍守的人员增补来源，就是“谪戍”，这个概念也早就谈过，属于有惩罚性质的“戍守”任务派发，人力来源也有记载，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治狱吏不直者”是“犯法吏”，也列入了“谪戍”，可知，“谪戍”开始时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并不是什么“老秦人”南下北上。
既然提到了“筑长城”，就涉及到了蒙恬的“军团”，这也是另外一个巨大的“误读”，其人数有几个：
（秦始皇三十三年）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
（秦始皇三十七年）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元年）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史记·蒙恬列传》）
归结起来，就是“十万”、“三十万”俩数据，学术界一般从文本分析，认为“三十万”是蒙恬部的军力，朱绍侯先生的《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史学月刊》1958年4月号）和张传玺先生的《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史学月刊》1958年11月号）两篇文章早在60年前已经对相关记载进行了分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个甲子之前的相关认识是建立在当时的史料基础上的，对于秦朝的“戍”、“徭”、“屯”制度并未有新出简牍资料基础上的区分。
而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逐匈奴”至秦二世元年“被囚”的数年间，蒙恬督管的工作任务，并不只是“作战”、“戍守”，而是多元的，见《史记·蒙恬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这是司马迁本人对蒙恬功业的评价，其间点到了两条汉初仍旧存世的工程——“长城亭鄣”和“直道”。
这两项实有先后，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注意，其中的“战”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为“城河上为塞”、“筑亭鄣”，这都是修城、修亭鄣的工程任务；一为“置县”、“实之初县”，也就是建置“县”的区划并迁徙“谪戍”为县民。
那么问题来了，“谪戍”或者说“谪”，到底是“移民实边”，还是“军人”呢？
里耶秦简的记录表明，至少在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启陵乡是“屯戍卒”和“谪戍卒”都有的，“屯戍卒”可以算作有军事组织的“军人”，而“谪戍卒”则是因为特殊身份而“罚戍”的“戍卒”，恐怕是算不上“军人”的。
当然，无论是睡虎地秦墓竹简还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戍律》，都表明，“戍卒”在任务期内有修城池、亭鄣的义务，所以，这部分人力，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实际上不需区分，但是，还要注意上文中的另一个细节：
以为(三)［四］十四县……徙谪，实之初县。
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
也就是说，这些迁徙来的“谪戍”，是分属四十四县的，而非某一支“屯军”。
他们的工作状态，可以参考里耶秦简中迁陵县所属三个乡的“戍卒”，“谪戍”、“屯戍”、“更（徭）戍”，实则分布在“县”级建制下的各处，也并非以“屯”的形式存在，在“县”中，只有“乘城卒”，即“县卒”是“屯”，其他的“戍卒”配属于各个“署”，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我们脑海里想象的“军营”中“军人”，甚至不是“哨所”中的“军人”，而是在“县、乡”散居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三
以上面的数字简单推测一下，每“县”分配1万戍卒，就需要44万人，如果是平均分30万人，那就是一个县6818人，看起来不少，但是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因为“筑长城”不只是“河上四十四县”的功课，见《史记·蒙恬列传》：
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所以，对于“河上四十四县”的“徙適戍以充之”与上面引文中提及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增加“治狱吏不直者”为“适（谪）”，“筑长城及南越地”，属于部分重合的“两回事”。
“筑长城”是从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亭鄣烽燧工程，绝不可能只从“四十四县”中出人，但是这个工程所需的“谪戍”，实则与“徙谪实县”的“谪戍”同源，只是去向不同，但肯定都要算在“三十万众”里面。
此外，蒙恬还有一个重任，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修筑直道，“云阳”是终点，也被秦始皇“特殊照顾”：
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享受“复”的待遇的移民，肯定是“良民”，不计入“谪戍”移民的范围，且有明确的“不事”，蒙恬肯定也不敢用这些“大爷”来修直道，也就是说，修筑“直道”的工程，一样是由蒙恬本人“将”之，自然也用那“三十万众”中的一部分人。
更重要的是这个工程一直在进行，因为《史记·蒙恬列传》显示：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没建成，那自然要一直建设，另见《史记·李斯列传》：
（二世元年）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
也就是说，在将蒙恬免职下狱后，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代替公子扶苏为“监”，以“裨将”王离代替蒙恬掌兵，秦二世并没有终止“直道”工程，而是一直持续到了秦二世元年陈胜起兵时。
综上所述，按照地理范围来看，蒙恬所统帅的“三十万众”，应该分为三大块：
（1）河上塞和附近四十四县的“戍卒”；
（2）修筑长城万余里亭鄣、烽燧的“戍卒”；
（3）修筑一千八百里“直道”的“戍卒”。
这里面，（1）和（3）至少有一部分人力是必然要“复用”的，因为就是从“河上塞”一直向南的，而（1）和（2）也就只有小部分可“复用”，毕竟长城太长，燕、赵长城也需连接，人力不可能只集中在西部。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哪怕这44个县，每个县只安排1000人，以帝国南方并不靠近边境的迁陵县人口规模来看，数字比较合理，也就意味着，有4.4万人要在“河上塞”附近分散居守，也就是“河南地”的“新秦中”区域。
一直在继续的“直道”工程也并非“屯军”的军营编制，而是“建设兵团”，类似于“作徒”，当然，数量也未知。
而长城线上的亭鄣、烽燧的守兵规模反倒不会很大，因为至汉宣帝时赵充国上奏见《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窃见北边自燉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
这是当时掌兵大将给皇帝的奏疏，绝不可能是信口开河，也就是说，比秦朝长城还长的汉代长城烽燧线，总共只有“数千人”戍守，这和我们想象中以“明长城”的列守长墙的巨大人力规模完全不同。
道理很简单，秦、汉“长城”实际上是以烽燧、亭鄣为主的堡垒群，也就是“警戒”工事，并非阻挡骑兵冲突的巨大城墙，而且边境区域地广人稀，承担防守和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实际上是“边郡”集结起来的“屯军”，在获悉敌军入寇的路线后，杀出城邑居民点与对手对攻野战。
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开始修筑长城，至秦二世元年，已经有5年左右，长城亭鄣工程理论上已经完工，但是从陈胜、吴广的经历来看，内陆郡县的屯戍轮换并未终止，但其屯所已经是“渔阳”东北，也就意味着这种长城线上郡县的“轮戍”，可能并不属于蒙恬的管辖，毕竟距离太遥远了。
通俗地说，并没有什么纵横东西的“长城军团”，之前的蒙恬只是“长城建筑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工程结束，秦始皇会允许他以“內史”的职务把持所有北方边郡的兵权？那还要郡守干嘛？
蒙恬交给王离的“三十万众”，应该只是“河南地”的移民谪戍，以及“直道”工程的徭徒、戍卒，前者的去向，在《史记·匈奴列传》有记载：
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
在蒙恬死后，秦朝的统治秩序崩溃，秦所迁徙的谪戍卒都跑了，也就意味着并非跟随“王离军团”南下、东进，而是“复去”，想来也合乎逻辑。
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二年时将相劝谏：
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秦二世的答复仍是：
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
也就是说，秦二世到“二年”时，仍然抱着秦始皇的功业“不容玷污”的心思，那么，北边的长城之戍，南边的岭南之戍，还有阿房宫，那就是政治标志，你要“砍旗”，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对皇帝父子不忠。
自然，边境戍兵不能抽光，甚至连轮换的都不能“减省”，那么，蒙恬留给王离的30万人，又怎么可能“成建制”地投入到平叛大业中？更何况这支队伍，本来就没什么“军队建制”，自然也就无所谓“成建制”了。
所以，王离的出关，只能是在定陶之战前，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
翻译过来就是，秦朝把全部的兵力都增援给章邯，进攻楚军，大破项梁于定陶，把他杀掉。王离应该就包含在这个“悉起兵”的增援部队里，事实上，他在定陶之战后，也出现在了黄河南岸的战场，并被刘邦部击败，见《汉书·萧何曹参传》：
击王离军成阳南，又攻杠里，大破之。
成阳即城阳，地在东郡，济水之北、巨野泽之西，鄄城和定陶之间，也就是说，王离部就在定陶战场范围内，而其与章邯的关系，在巨鹿之战中也很清楚，见《史记·项羽本纪》：
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栗。
能“令”，自然是有指挥权，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并立的方面军，可见，王离的“长城军团”南下平叛，本就是个虚妄的故事，就算是他带来的“兵”，也并不是什么“超级武士”，只是一群几天前还在抡大锤夯土修路的“谪戍卒、徭徒”罢了。
四
既然提到了“兵员”，就不得不掰掰章邯的平叛主力的“骊山徒”，这也是个在通俗说史的渲染下谬种流传无数的“网红题目”。
“骊山徒”到底是不是“刑徒兵”？
其实这问题，苏诚鑑先生早在80年代发表的《“骊山徒”的成员结构和社会属性》（《安徽史学》1987年04期）一文中已讨论过，基于当时的基础史料可以很清楚地理解，“骊山徒”并不完全是“刑徒”，而应该是一个人群复合体。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简出土之后，“隐宫”为“隐官”之讹误基本算是个常识了，见万荣《秦汉简牍所见“隐官”探析》（《楚学论丛》第五辑），“隐官”属于一种特殊的身份，与司寇略同，为曾经受过肉刑的男性放免者，介乎于平民与刑徒之间，而“徒”不应该连读“徒刑者”，而是“徭徒”与“刑徒”并列，也就是说，包括“刑徒”、“放免刑徒”和“徭徒”，“徭徒”即编户民服徭役而来，正好是三个“身份层次”。
这也正好配套《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的：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
这里说的70余万人和上面细分的70余万人其实是一个概念，只是并称为“天下徒”，并为“送诣”，也就是由外郡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律中“刑徒”调遣用“输”字，见《史记·黥布列传》：
布已论输丽山。
“徭徒”才当用“送”字，也就是“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的“徒”不是刑徒，对此，东汉应劭的注释是：
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士往作。
“徭徒”兴作，不能视同刑徒，则其有“送”，自然有“还”，故而在《史记·黥布列传》中才会提及“徒长”、“豪杰”，一群刑徒搞出豪强大哥来，就很奇怪了。
但是，在上面提及的苏诚鑑先生的论文中，对于《史记·陈涉世家》中的一句话解释却是有误的，即：
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
“人奴产子”（《汉书·陈胜传》无“生”字）在秦汉法律概念下，不属于“刑徒”，但也并非“黔首”，应该属于“徒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汉代所称的官、私奴婢之子，他们与上述提及的“刑者”，也就是受“肉刑”后仍在输作的刑徒，比如被黥面后的英布，自然需要二世皇帝的“大赦天下”才能被“发”。
也就是说，章邯统帅的这支“大军”，在“大赦”之后，已经不算是“刑徒军”，他们的“罪”和“世代奴婢身份”已经被免除，与“骊山徒”中的自由民出身的“徭徒”一样，都是黔首从军。
但是必须指出今人经常遗漏的一点是，这支“大军”并没有七十万人。
原因很简单，秦二世在秦始皇下葬之后，做了一个决定：
“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前述引文已经说明，截至冯去疾、冯劫、李斯劝谏二世皇帝时，阿房宫工程仍在继续，而李斯死于秦二世二年七月，哪怕说李斯下狱挺了六个月（当然不可能，时间也对不上），劝谏时间在秦二世元年二月，上距周文大军攻入关中，也已经半年有余。
这就意味着，秦始皇时代的七十余万“天下徒”在秦二世元年四月之后，已有很大一部分被调去营建阿房宫，所以，章邯放免武装的“骊山徒”绝不可能是七十万人，否则，秦二世又拿什么人力去继续营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呢？
这一点，也可以与章邯投降项羽后剩余的军队相印证，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至“新安阬卒”时，“秦卒”还剩20余万人，而这部分“秦卒”的“父母妻子”明显是在关中，也就是说，关东出身的“秦卒”，如“徭徒”、“刑徒”可能已经各自归国收编，而章邯部下所余的“纯秦人”还有20余万人。
那么，是不是章邯在之前的战争中损失了50万人呢？
见《史记·项羽本纪》记录的陈余劝降章邯的书信：
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
为秦将三年间损失兵力“以十万数”，可不等于“数十万”，而是10万上下，也就是说，章邯所统帅的军队加起来也就是30万左右，当然，诸侯收编的“关东人”不在其列。
而从记载来看，章邯在“骊山徒”、“人奴产子”为兵出征后，得到的大规模增援应该是两次，第一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
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
此事发于秦二世二年七月之前，而第二次，即上文中提到的“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在破定陶之前，时间为秦二世二年九月，王离所部也被投入了章邯的麾下，自然也应该归属于30余万“秦卒”的行列。
综上所述，不但章邯统帅击败周文的大军根本没有70万人，就算是加上两次增援的“关中卒”，也根本凑不出70万人，很有可能自始至终，章邯所统帅的秦军平叛力量就没有超过40万人（加上10万关东“徒”的余量），他的部队更是以常规“秦制”兴发的“关中卒”为主。
什么意思呢？
结合上文中“奔警卒”的制度规定，可见秦朝对于“盗寇”、“边警”的镇压，自有制度，并以关外“故徼”作为一条制度性的“警戒线”，则“关中卒”实际上是作为“旧地”的“可信力量”被抽调参与“城守”的。
在大规模的平叛之中，又有“关中卒发东击盗者”之语，且章邯所余的二十多万“秦卒”尽为关中人，全都说明，秦二世的平叛策略依旧如他对待“先帝所为”的态度一样，严格遵照秦始皇划定的“道道”行进，现代作者们想象的70万天下刑徒为了“赎罪”爆发出的“惊天一击”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根本不属于秦始皇、秦二世立场上的“政治正确”。
当然，这个想象在操作层面也是虚妄的，如果章邯真的武装起70万关东人为主的“刑徒军”，他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部队的“士气”，而应该是自己的脑袋。
试想，一群大秦帝国的“士”和“黔首”都敢于杀死长吏反叛，另一群一无所有的“刑徒”又有什么理由在大兵压境之际，畏惧军中数量有限的“秦吏”呢？秦法的威严，本就来自于暴力的垄断，当暴力被授予还没有被驯化成“植物”的关东人时，他们会对秦二世、章邯客气吗？
对此，秦始皇、秦二世清楚得很，他们当然宁可使用“父母妻子”被押为人质的“关中人”去镇压另外一部分人，相当于再打一次“统一战争”。
不过，正如《死于货币危机的大秦帝国：毁灭信用者终将为之陪葬》一文中展示的，秦二世对秦始皇的“亦步亦趋”，一步步毁灭关中的经济根基，而秦二世对于“政权纯洁性”的无比苛求，又将帝国的合作者一个个地踹下船去，最后留下的，只能是“最可信”的群体，“最服从”的臣民，然而，当这数量极为有限的“自己人”在蚂蚁啃树的反抗中一步步消耗，支撑权力“幻梦”的柱子只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脆，直到外力一推，轰然垮塌，散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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