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继承，是历代王朝的一件大事。
虽然皇帝乃九五之尊，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天子，但总不能伸长脖子管天叫爹。
于是乎，“皇帝管谁叫爹”，“谁管皇帝叫爹”就成为历朝历代最重大的事情之一。
根据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极富洞察力的观点，周取代商的革命性措施之一，就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以此来保证权力的平稳传递。殷商的“兄终弟及”制度引发了“九世之乱”，每每遇到权力的更迭就会酿成大地震，非常不利于江山稳固。“立子立嫡”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数千年的中国政治演化史上，确定了一个有广泛共识的框架。
多少人因为《人间词话》忽视了王国维学问的磅礴气象
事实上，即便是在有明确嫡长子继承的情况下，为了皇位而闹出的争端也不少见。不过，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皇帝子嗣多，会为了皇位大打出手，乃至于上演康熙朝“九子夺嫡”的纷争。但如果皇帝没有儿子，又将是另一个困境——储位空悬，国本未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无子嗣时，往往会从宗室的旁支中，挑选一个血缘相对比较接近的来继承。近期热播剧《清平乐》中的主角宋仁宗，就是一位儿子屡次夭折的苦主。因此，他曾抱养同宗的赵宗实作为养子，死后由养子继承皇位，即是宋英宗。
然而，宋英宗即位后，却决定追尊自己的生父，对于养父宋仁宗，只称呼为“皇伯考”。这立刻引发了诸多台谏大臣群起反对。
追崇养父是礼法，追崇亲爹是人情。在礼法与人情的矛盾中，“濮议”爆发了。
一、 鸡飞狗跳的“濮议”
之所以叫“濮议”，是因为宋英宗的生父封号为濮王。按理说，英宗曾被认作养子，又继承了仁宗的皇位，这时候却改口不认养父，属实有点吃饭砸锅的意思。但追认生父，从人伦天性的角度来说也很合理。况且英宗才当了几年养子，就又被送出了宫。因此，对于“认爹”这个问题，朝中大臣们分成两派，意见无法统一。
这场讨论的正反双方都是名人，大家耳熟能详——韩琦与欧阳修主动提出，应当追尊生父，只称宋仁宗为伯父。而司马光等大臣则认为，应该奉宋仁宗为皇考。双方争执不下，各自翻阅儒家经典，找出许多理论依据。
英宗与欧阳修等人的意图，遭到了大批臣子抵制。司马光甚至自请辞去谏官之职，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最终打破这一僵局的，是仁宗之妻曹太后的旨意。治平三年正月，曹太后送来一封手书，表示同意英宗追尊生父。
曹太后为什么会支持英宗追尊生父，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不少人都觉得这并非太后本意，而是力争之后的妥协。朱熹甚至认为，曹太后是喝醉了酒被蒙骗，才会签署文书。（《三朝名臣言行录》：“太后酒未解，不知书所言何事，遂从之”）但覆水难收，有太后拍板定调子，反对英宗的大臣也只能接受现实。
濮议结束后，曾经反对英宗的大臣们或降职、或转迁，吕诲等数名谏官被贬出朝。而欧阳修因为支持英宗，也挨了不少骂。两派大臣，都觉得对方是“奸邪小人”，口沫横飞，你来我往，欧阳修甚至在文集中专门开了《濮议》一栏，收集自己当时写下的札子，以保留证据。但当宋朝的大臣们为了濮议吵得不可开交时，可能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争论，将会给几百年后的明朝人带来新的灵感。
二、“大礼议”中的焦点议题
大明朝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死在豹房。因为朱厚照既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经过一番讨论，最终选择由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即位后，以杨廷和为首的老臣们突然发难，要求嘉靖追尊弘治皇帝为皇考。爹当然是不能随便乱认的，嘉靖皇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杨廷和不屈不挠，一定要把这个换爹方案实施下去，很快，六七十名大臣纷纷上疏，支持杨廷和的观点。
大臣们按头让嘉靖认爹，而嘉靖死活不认，你来我往几次下来，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濮议”的2.0版本，来了。
为什么说“大礼议”是“濮议”的2.0版本？因为嘉靖皇帝的情况，远比宋英宗复杂得多。
首先，宋仁宗与英宗之间，有法理明确的养父子关系，英宗在皇宫中呆了好几年，仁宗对他有养育之恩，这一点，英宗千真万确是否认不了的。但弘治和嘉靖没有这层关系。嘉靖即位之前，和弘治皇帝可能都没见过面，所以他不认这个爹，比宋英宗更多了几分底气。
其次，弘治皇帝与嘉靖皇帝中间还夹着一个正德皇帝朱厚照。
正德皇帝其人，即便是在明朝臣子眼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奇葩。明代史学家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吐槽说，这个正德，简直根本不能算是皇帝，只不过是个“佻荡”之人，偶然坐在了龙椅上。
如此不着调的皇帝，并没有像宋仁宗那样，针对没儿子的问题作出预案，既然他没指示，等他死后，大臣们也没有资格替他做主，再帮他认一个亲弟弟出来。
情况复杂也不怕，读书人最擅长的就是讲道理。杨廷和很快发挥自己的特长，引经据典，给嘉靖上了一封奏疏。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舜不追崇瞽瞍，汉世祖（刘秀）不追崇南顿君”。意思就是，舜和汉光武帝那么伟大的人物，当了天下共主，也没有追崇他们的爸爸，皇上您掂量掂量您自己，是不是该学学他们呢？
但嘉靖读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很高兴，因为众所周知，舜的爸爸是个瞎子。
不过对比起来，杨廷和写的已经算相当温和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一帮大臣紧接着又给嘉靖上疏写道：“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
嘉靖看到这句，简直气的七窍冒烟。这啥意思？父道？武宗明明是自己的堂哥，怎么还变爹了？眼皮一眨，自己又莫名其妙矮了一辈？
话糙理不糙，大臣们这句话说到了争论的焦点。所谓“神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性。到底认哪个爹，除了关系到人伦天性之外，还牵涉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嘉靖即位的合法性问题。
嘉靖的合法性来源于谁？来源于朱元璋吗？这当然是句笼统的废话。如果仅简单地如此解释，岂不是说只要是老朱的子孙都有机会？这无疑会给朱家其他藩王一个造反的口实（虽然，朱棣本身也是造反上位）。这种危险性，是嘉靖和大臣都不愿看到的。
但对嘉靖来说，如果在争论中被迫认弘治为父，就等于承认他的合法性直接来源于弘治皇帝，这意味着，之后一辈子，他都将笼罩在弘治的阴影之下。
幸好，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里有一条“兄终弟及”，被写进了武宗遗诏。这四个字可以理解为，嘉靖之父兴献王是弘治最年长的弟弟，弘治绝嗣，按照兄终弟及的条款，兴献王这一支最有资格继承，兴献王已死，那当然就是嘉靖了。如此一来，合法性是先传到兴献王身上，再传给嘉靖，嘉靖认亲爹就有理有据了。
▲《皇祖明训》内页
但老臣们毕竟身经百战，迅速跟嘉靖玩起了文字游戏。礼部尚书汪俊表示，所谓“兄终弟及”指的是陛下你和正德兄弟俩，但你俩现在是堂兄弟，关系还不够近，所以，陛下只有认弘治当爹，成为正德的亲弟弟，才有资格继承皇位。
“兄弟”到底指谁，遗诏没有写清楚，这个疏漏，给了双方辩论的巨大空间。
在这场规格高、规模大的嘴仗中，无论是儒家经典《礼记》、《公羊春秋》，还是宋朝“濮议”的相关资料，都被反复引用，句句考辩，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大宗还是小宗，继嗣还是继统，双方立场泾渭分明，从即位之初一直磨到嘉靖三年，认爹与否还是没有定论。
当然，除了绕来绕去，和大臣搞理论研究、玩文字游戏，皇帝还有更直接的手段。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带领群臣，在左顺门跪谏力争，反对嘉靖认亲爹。嘉靖皇帝勃然大怒，派锦衣卫直接抓人，五品以下官员全部廷杖。事后统计，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挨了打，其中，有十七人伤情严重，最终死亡。
经此一役，“继嗣派”（反对嘉靖认亲爹的大臣）气势大沮，嘉靖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献皇帝”，亲爹危机告一段落，嘉靖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追尊生父，张璁、桂萼等支持嘉靖的大臣纷纷登上高位，反对派大臣们死的死、贬的贬、退休的退休，无法再提出意见了。
三、议礼之争的背后
宋朝的“濮议”，经过一年多的争论才落下帷幕。而明朝“大礼议”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是第一阶段就争论了三年，如果把之后的“袝庙”之议算上，前后竟长达二十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两个以外藩入继大统的皇帝，同样面对有爹不能认的局面，也同样采取了颇为强硬的态度。这其中的是非曲折，难道仅仅是一个“孝”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吗？
其实，当大臣们启动追尊先皇的提议，年轻的皇帝便已感觉到了威胁。大臣们希望新君追崇先皇，也就是希望新君能萧规曹随，遵循先帝成法，这其中隐含的深意，是任何一个打算政从己出、乾纲独断的皇帝都无法接受的。
宋英宗当然希望尽快摆脱仁宗的影响，收回部分失落的皇权。亲政之初，因为钱公辅不肯起草诏令，他大为恼火，不顾百官的反对，执意要将钱公辅降职为滁州团练使，甚至责罚了其他说情的官员。
嘉靖也绝不会甘心做个傀儡，大臣们曾为他拟定了一个年号 “绍治”。所谓“绍”，是继承的意思。这个年号便暗含着继承弘治之意。嘉靖皇帝立刻否决了这个选项，最终自己从《尚书》中选择了“嘉靖”两个字。
按照正常血缘关系的新君，面对前朝老臣，尚且会产生危机感，而以旁支继统的新君，则更迫切地需要确立天子权威。确立权威的第一步，就是捋清自己在帝王世系中的位置。只有在宗法统序上取得独立的地位，才能在政治上获得自主的基础。
如何自主？礼仪之争给了皇帝们绝佳的机会。一方面，抬高生父的地位，也就间接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统序更替之际，“新君”与“旧臣”的冲突凸显，皇帝正好可以追认亲生父亲为由，展开一次对大臣的梳理。宋明两朝的两次礼仪之争，也都伴随着规模不小的人事变动，一批持不同意见的官员被放逐，而新的更加符合皇帝心意的大臣登上政治舞台。在这个过程中，皇权便顺理成章地得以进一步加强。
宋英宗即位没几年便撒手人寰，但“濮议”对北宋政治环境的影响依然不小。而命长的嘉靖皇帝，最终成功为生父上了庙号，尊为“明睿宗”，将乃父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大为巩固了自身的权威。追崇生父这一政治姿态，在“亲亲之义”的粉饰背后，其实终究与“权力”二字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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