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贵比黄金的硬通货，士兵拿他当薪水，现在两块一斤满大街贱卖。古代食盐有多贵？一斤食盐可换一斤黄金
食盐是人们一日三餐中都不可缺少的，市场上的供应量充足，价格也非常便宜，一斤还不到两块钱。但是，在古代，食盐却是非常精贵的紧俏商品，它不仅价格昂贵，有时一斤黄金才能换得一斤食盐，而且一直被政府垄断经营，成为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所以古人曾说，有盐，则国富。
中国最早的食盐是海盐——用海水煮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福建有文物出土，其中有煎盐器具，证明了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古人已学会煎煮海盐。“盐”字本意是“在器皿中煮卤”。《说文》中记述：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
在中国，盐起源的时间远在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传说黄帝时有个叫夙沙的诸侯，以海水煮卤，煎成盐，颜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夙沙氏是海水制盐的鼻祖，所以被后世尊崇为“盐宗”。
除了煮海水以取盐外，中国至少在汉代就开始了井盐与池盐的开发。《蜀王本纪》：“宣帝地节（公元前69年至公元前66年）中始穿盐井数十所。”汉代起，也始利用盐池取盐。王廙（yì）《洛都赋》：“东有盐池，玉洁冰鲜，不劳煮，成之自然。”
由于食盐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所以，从食盐一诞生，就与国家兴衰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时，将外姓的姜尚分封到远离天子之城的齐地，结果，由于齐国靠海，有着丰富的煮盐资源，国家经济依赖制盐得以发展振兴，很快就超越了它的邻居鲁国。尤其是到了齐桓公时代，任用管仲为相，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行食盐专管专卖，设盐官专煮盐，课以重税，以渔盐之利而兴国。
无独有偶，《华阳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虞夏之时，巫国以盐业兴。”巫国，既现在的重庆巫溪县的左近区域。对此，《舆地纪胜》也记载：“宝山咸泉，其地初属袁民，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之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也。”在巫溪县城有一个离盐泉不远的白鹿镇，据说集镇的名称就是因此而来。古人逐白鹿发现盐泉的故事，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
另外，《汉书》也说：“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东吴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崛起于东南一隅，也是因为得益于海水煮盐之利。
正是因为食盐在国计民生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及不可替代性，所以，一直被当成国家战略物资受到管控。从食盐一诞生起，王室就立有盐法。在周朝时，掌盐政之官叫“盐人”。盐人掌管盐政，管理各种用盐的事务。汉武帝始设立盐法，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产私营。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当时谁敢私自制盐，就施以把左脚趾割掉的刑罚。晋代时，私煮盐者百姓判四年刑，官吏判两年。立盐法后，市民食盐也是有规定的，按人分类定量供应。《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
直到现代，我国的食盐仍然实行的是国家专卖制度。
初期食盐的制作，是直接安炉灶架铁锅燃火煮。这种原始的煮盐费工时，耗燃料，产量少，加上流通运输成本，因而盐价昂贵。
地处非洲西部的加纳、马里和桑海，因为地下蕴藏有丰富的金矿而成为西非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几千年来，西非的人们主要依靠出售金子来赚钱。西非人虽然拥有大量黄金，但是，他们却缺少一种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食盐，为了得到食盐，他们只有付出黄金。
西非是个天气炎热的地方，食物在那样的地方没有办法长久保存，所以人们只有通过盐来保存食物。就像午餐牛肉，也是先晒干肉再用盐保存。于是盐就成为了十分贵重的商品。在那里，一斤金子才能换一斤盐。撒哈拉沙漠北边的柏柏尔盛产食盐，通过物物交换，柏柏尔人也因此变得富有。
由于食盐价值的特殊性，它曾经是市场上流行的硬通货，相当于此前的黄金储备一样，可以代替货币，当作工资来发放。比如，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所谓条条大路通向“罗马”，而最著名的便是“盐路”。在这条路上，罗马的远征军开进开出，商人们赶着满载盐块的牛车，从遥远的东方直奔罗马的台伯河。
当时，罗马士兵的军饷中，就包括了一部分食盐，称作“薪水钱”，从这一个词中就引出了沿用至今的英语“薪水”一词（英语中的薪水salary就是由食盐salt演化而来的）。
另外，古希腊人、罗马人常用盐购买奴隶。如奴隶主认为某一奴隶劳动不力，则说：“他不值那么多盐。”此话若用到士兵身上，那就意味着扣他的薪水了。
由于食盐的专营性质，所以其中蕴藏着暴利，因而也引来不少商人的积极参与。中国第一个盐商是春秋时鲁人猗顿，旧有“陶朱、猗顿之富”之说，陶朱是指范蠡。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因为认为越王为人不可共安乐，因此弃官到山东定陶县称“陶朱公”，经商致富。“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子孙经营繁息，遂至巨万。”猗顿在郇国经营河东盐十年，亦成为豪富。
盐业专卖始于春秋时的齐国，始推行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汉初年，盐业专卖实际上是废除了。汉武帝想增强国力征服匈奴，于是采用大盐商东郭威阳的意见，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国实行盐业官卖制度——成品盐由政府定价收购、设官贩运，实行专卖。
唐肃宗宝应六年，盐业进行了“改革”，政府把生产和零售权都交给商人，政府只控制批发这一环节。食盐专卖管控最强的时代，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代中期，唐玄宗开始败家，导致财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但唐中期后的食盐国营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盐法”。
所谓“榷盐法”，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由以前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也就是说，盐民生产食盐，政府低价买来，再高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这样，政府不但控制了食盐的货源，也掌握了食盐的批发环节。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期，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是因为官府的垄断经营，又催生了一个特殊人群——私盐贩子。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历朝历代都不乏私盐贩子。唐朝最著名的盐贩有王仙芝、黄巢等人。
黄巢一家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在唐朝是死罪，但是利润奇高。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里并不缺钱，所以在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造反更是一种借机获取更大利益的策略。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两年之后，他就从皇帝宝座上被赶下台。
而元末更是典型，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可以说，封建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为了化解官商之间的矛盾，让利于“民”，从宋代开始，又实行了“盐引制”——即商人花钱购买盐引。
能有资格取得“盐引”的盐商，都是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大盐商，他们靠向官府纳税——购买盐引（《宋史·食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从而取得了全国盐业的垄断经营权。因为是垄断经营，所以，大盐商们都是朝野巨富。比如苏州，许多私家园林的建造者，都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
到了清代，盐引成为满清大肆套财的手段之一。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清王朝的户部，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乾隆六下江南，就接见过当时的“八大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
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据《清朝野史大观》:“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百万家产还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又修葺大虹园（今称瘦西湖），供其玩赏。一日乾隆游湖，曾对“边上的人”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被乾隆表扬过后仅仅3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纪晓岚给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亲家卢见增写了一封特殊的信，里面只有一包盐和茶叶，暗示老大要查盐了）等知名“要员”。纪晓岚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
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两淮盐引案”后，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新式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票盐制”实行以后，盐价“暴跌”，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罚没”;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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