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为了三间土砖房屋
1969年8月中旬，由于汉（口）沙（市）公路扩建，我家的老屋被拆迁。老屋是三房头房子，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国家只是补助了近120元的拆迁费。本来，这120元的拆迁费是三家共有，不过二伯伯和幺叔两家考虑到我家建房子的困难，就主动地把属于他们的份额让给了我们。
【 特注：1967年，大武斗波及全国。1968年，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左、支农和军管、军训）的措施，这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有效举措。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由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国家的局面才得以逐步稳定，国家的一切工作才逐步走上了正轨。在这种形势下，汉沙公路才得以扩建。】
二伯伯与幺叔、幺娘商量好了，他们两家合做三间土砖房屋，地基在距离我家老屋只有一条公路之隔并且紧靠着公路南边的一处菜园内。这一处菜园的面积，队里一直没有同意他人做房子，要想在这块地方做房子，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相当关系也是枉费心机。
我家做房子的地基，是在我母亲找过了队里的干部之后才确定在雷家冲墩子上的。屋基确定之后，母亲与我商量做房子的计划：做三间土砖房屋，包括土墙所占的面积，总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母亲认为，我和新庭（今年只有五岁）今后都要成家，如果房子的面积太小，今后既会影响我和新庭成家也会影响家庭的未来。母亲的计划，的确是未雨绸缪，我当然极力赞成。
根据别人做房子的经验，我初步作了预算。做三间土砖房屋，需要添加一倍多的木料和步瓦（黑瓦），需要土砖一万二千多块。我们没有钱买土砖，只能在稻田里碾砖、切砖；而挑砖的活路就非同一般，必须吃大苦耐大劳。我们永安地区有一句俗话：“做新房子，要掉一层皮。”我有了思想准备，准备吃大苦耐大劳。至于经济方面的困难，国家补助的拆迁费肯定不够用，只好难为母亲去借钱了。
父亲不在家里，他住在四公里左右的北河港为大队看湖——永安大队在湖汊里养殖了草鱼并且种植了莲藕，需要人看管。父亲基本上不管家里的事情，除了回来主持三家平分老屋的木料和步瓦之外，拆除老屋和搬运物品以及请人帮忙等等事情，都是母亲和我来料理。在搬运老屋的木料和步瓦等物品的过程中，要经过公路南边的大水沟（王家楼抽水机站到万岭大队供灌溉农田的大水沟），需要搭桥，我只好去队里和其他小队借来木跳板而搭成简易的木桥。装着物品的板车（借来队里的板车）到了雷家冲墩子的下边，必须花费大力气才能够拉上坡。有时候，因为做事而感到很累也很烦的我，就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向母亲发起了牢骚：“为什么在这里做屋呢？如果在二伯伯和幺叔他们那一块地方做屋，就不会这样受罪！”母亲听了之后，没有责怪我，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显得平静地对我说：“伢也，我也不情愿哟……你还年轻，不晓得事理。人家都是国家单位的人，他们有钱有关系，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相比呢？只怪我们太穷了……”也是啊，我们有什么呢？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后悔不该对同样是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发牢骚。从此以后，无论多么劳累多么烦恼，我再也不对母亲发牢骚了。
雷家冲墩子上，只有去年搬迁来的伯婆一家，她家有四儿一女。伯婆为人热情、善良，同意我们住在了她家东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们才有了暂避风雨之处。（伯爹爹曾宪甲是教师，人们称他为“甲老师”或“甲先生”。）我家的屋基前面及东面，是队里的土地并且栽了棉花。（注：后来，这些土地成为社员的自留地。如今，这里成为社员的屋基。）屋基前面五六十米处是稻场及队屋，后面七八米处是大水沟。大水沟北边是永安十队的一小块东、西方向的农田，农田北边是汉沙公路，公路北边是永安九队和永安十队的一片农田。
二伯伯和幺叔两家，在我们的老屋拆除之后不几天就买了土砖并且开始做房子了。也许是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吧，前来帮忙的人比较多，不到半个月就盖起了三间土砖房屋，令队里和街上的一些人很是羡慕。相比之下，没有钱买砖的人家就议论起来：还是有钱买砖好啊，既减少了碾砖、挑砖等活路的辛苦，也很快住上了新房子。甚至还有人问我：“你家的房子，几时做得起来呢？”我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在二伯伯和幺叔两家做屋的时间里，我去帮忙做了十二天的杂工，当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
队里安排我家在铁罗贝水塘南边塘埂下的稻田里碾砖，母亲和我也只好同意了。起初，我们要求在塘西头的稻田里碾砖，以便挑砖的距离更近一些；然而，队长却不同意，说是队里有统一的安排，我们也无话可说了。【特注：雷家冲的西边有一个水塘，名为“铁罗贝”，面积大约四亩。雷家冲的南边也有一个水塘，面积有六亩左右，名为“雷家大塘”。从2007年开始，这些水塘的面积被开发商逐步开发为商品房。】
1969年秋收开始后，母亲和我割除了我们碾砖的稻田里较长的谷蔸子，然后利用早晨和晚上的时间来碾砖——白天，队里要安排耕牛去耕田以利于冬播，母亲和我也只好出工了。母亲牵来了耕牛，我清理了磙档等用具，套好了石磙和磙档之后，再把轭头套在耕牛的颈上，牵着耕牛开始碾砖——无休止地密密扎扎地转圆圈。别人碾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把土砖碾好，必须牵着耕牛密密扎扎地转圆圈，达到每块土砖的表面有一个到两个牛脚印子，这样的土砖才结实。
在农村，做房子既是家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所以母亲和我都不敢马虎。在碾砖的过程中，母亲和我轮换着转圆圈，牵着耕牛，眼睛盯着石磙转动的轨迹，唯恐漏碾了哪怕是一小块地方。在月光，眼睛盯着石磙转动的轨迹，转啊，转啊，转得我头昏脑胀，转得我眼冒金星！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三间土砖房屋，也为了争气做人，我必须耐着性子碾下去，哪怕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20岁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与母亲一道，盖起三间土砖房屋！
在碾砖的过程中，母亲体谅我，她时常让我坐在田埂上多休息一会儿。看到母亲牵着耕牛转圆圈时那疲惫的神情和瘦弱的身影，就想到了父亲不管家里的事情，不禁在心里埋怨他。当我换下了母亲转圆圈的时候，看到她因为疲劳而倒在田埂上休息的情景，心里就难受，甚至禁不住默默地流泪！
碾砖的事情结束以后，我赶忙去邻近的凡家冲请来了切砖的师傅，还在队里请来了帮忙拉砖和做杂工的人。拉砖，是强体力活，一个班子由三个强壮的男将组成，两个拉砖的班子需要六个强壮的男将，只有如此才能够在一天之内切出一万二千多块土砖。做杂工，就是用特制的铁耙子划出长方形格子（长30CM、宽21CM），以及用特制的铁锹用力地踩出长方形格子的印迹，以利于切砖的师傅按照10CM的厚度切出土砖。 凡是请来的人，都由我们招待生活（一日三餐，包括烟、酒等开支），并且支付报酬。切砖师傅的报酬，按照通常的价格支付现金，另外还要以现金支付铁锹等用具的磨损费。队里帮忙的人，则支付工分——这是队里的惯例，支付的工分当然要比在队里出工的报酬高一些。（注：在我们永安地区，“土砖”不等同于机制红砖。在其他地区或在大多数书面语言中，“土砖”与机制红砖则是同一个概念。）
切砖的事情结束以后，就要晒砖、码砖了。晒砖，就是把切砖时侧立的土砖在大半干时竖立起来，让未见到日晒和风吹的那一面利于晒干和风干。晒砖，要低着头弯着腰并且用力气把每块15斤以上的土砖竖立起来，没有人帮忙，因而累得母亲和我直不起腰来！晒砖几天之后，开始码砖，也就是把土砖码成一小堆一小堆。码砖的目的，一是利于进一步晒干和风干，二是利于防避雨淋。把一万二千多块土砖分堆码起来，依然没有人帮忙，累得母亲和我的腰部、背部、腿部及胳膊疼痛了好几天！我家的一万二千多块土砖码堆以后，在田内遭遇了两次小雨和一次大雨天气，我们用稻草遮盖在砖堆的上面防避雨淋。
接下来，开始挑砖了。在清理了准备堆砖的场地之后，母亲和我利用早、晚的时间挑砖，因为白天要出工。起初，我们每担都是挑8块砖，重量在120斤以上；大约10天之后，每担只能挑6块砖了。毕竟体力有限啊，何况白天还要坚持出工。有时候，累得我赖在床上只想多睡一会儿；然而，当我看到母亲拿起挑砖的工具出了门，我也只得咬着牙坚持挑下去。有时候，看到母亲憔悴的面容和瘦弱的身体，我就想哭：因为担心母亲听见我的哭声而难过，我不敢哭出声来，只好背着母亲默默地流泪！
正式做屋（砌墙）已经是1969年12月中下旬了，气温在零度以下，需要烧开水和泥巴以供瓦工师傅砌墙。母亲操持家务，请来的瓦工、木工和小工由我们招待生活（一日三餐），母亲要操持烧火做饭、洗衣服等等家务。砌墙的事项安排，以及去请瓦工、木工和小工等事情，都由我操持。有时候，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请不到小工，我只好顶上去甩泥巴、甩土砖。我们永安地区做房子，绝大多数是“人”字形的土砖房屋，在砌墙的过程中没有搭脚手架，而是瓦工师傅站在所砌的墙头上由小工从地面上把泥巴和土砖甩到他手上，以此慢慢地砌墙。渐渐地，眼看着母亲和我挑回的9000多块土砖供不上瓦工师傅砌墙了，母亲才不得不请来了幺舅舅、秋仿舅舅、金仿舅舅以及老表祖学哥、祖鹏哥等人帮忙挑砖。
1970年1月中旬，母亲和我历尽艰辛，终于盖起了三间土砖房屋。伯婆建议办几桌上梁酒以示庆贺，母亲却无奈地摇了摇头——做屋欠下了130多元的债务，没有钱置办上梁酒啊！（年终分配时，队里的工值为0.50 元。）
三间土砖房屋建成以后，在向集供销社工作的二伯伯特地来看了看，听说欠下了130多元债务， 就当着母亲和我以及在场的几个人说道：“你们，几时能够伸头哟！”
我在心里说：也是啊，穷是无底洞，谁愿意帮助我们呢！
【自拍图片 】
“人”字形的三间土砖房屋
“人”字形三间土砖房屋“四大壁山”中的一面墙壁
土砖：长宽高为30、21、10CM，每块的重量15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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