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之外的所有的经典都是《易经》的衍生物，都是对《易经》的运用和诠释。运用、诠释什么？就是蕴含于《易经》中的“大道”。
具体来说，蕴含于《易经》中的大道包括两点。一个是天道稳定，一个是人格独立。
一
天道稳定是说，《易经》时代的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世界、宇宙是自然有秩序的，而且这个秩序高度稳定，值得完全信赖。自然的秩序就是天道、天命。
注意，中文“自然”一词的传统意义与现代意义有根本的不同。传统意义是“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而然就是说他自己本来就是那样，不是受任何外力的控制和影响。自然的同义近义词是：本然、天然、天生、天理、天道、无为、善。自然的反义词是：他然、人为、人欲、干预扰民、伪、神、真理。现代的自然一词完全是指物质世界，而且是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些意义来自现代的西方。
《易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里的天和命，就是指《易经》中的自然秩序。
说“自然秩序”只是方面现代人去理解。“自然”并非修饰“秩序”，自然本身就是秩序。自然的，就是有秩序的。所以，“自然”在中国传统中是价值最高的东西。中国人最崇尚的就是“自然”。
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本来是道家思想的最高实体，就是道家的神，而它也只是自然的学生。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易经》不是用文字来描述这种自然秩序，而是用数字。秦汉以来，一般是把八卦符号看成是符号。事实上，八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数字符号，就是数。
考古学已经证实，春秋之前的八卦符号是纯数字，而非后来的用阴阳符号所构成的整齐的八卦符。在文献记载中，中国早期正是用“数”字来指代“道”的。道字本来并无天道之义，这种用法也是春秋后才逐渐形成的。
对春秋之前的《易经》来说，尽管重视自然秩序、天道，自然秩序、天道又蕴含于阴阳变化之中，但是，那时并无专门的词汇去指代天道，也无专门的符号去指代阴阳，而是单纯用数字、数学来表达。
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自然秩序、天道可用阴阳变化来表达，而阴阳的变化则可用数学运算、数字的变化来表达。数字都分单双、奇偶。数学运算会带来数字的变化，而数字的变化会带来奇偶的变化。如果以奇配阳，以偶配阴，奇偶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
所以从技术上而言，《易经》就给自然秩序、天道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用这个数学模型来预测未来。天道是数理的，天道就是一个函数，一个方程式。
这意味着，《易经》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数学。尽管现代数学的计算技术比《易经》复杂很多，但是，其基本原理是本于《易经》的。而且不但没有超越《易经》，反而低于《易经》。这一点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及。
二
尽管，自然秩序、天道非常重要，但是它又是超级稳定的。稳定到什么程度？稳定到它会自然而然地自动运行。既然天道如此地超级稳定，那么对于这个天道，人就无需花精力关心它，人只须关心人自己的事就行了。
这样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秩序之间，人与天道之间，人与天之间的相对分离。天管天的事，人管人的事。天不会干预人的事，人也不要去干预天。这就是“无为”，也是“天人分离”，人获得独立了。
北大的李零教授在《中国方术考》中提到一个说法，说“天人合一”并非中国文化的传统，“天人分离”才是。显然，就这一点来说，李零是敏锐和正确的。
就《易经》本身来说，人与天分离，而获得独立，就体现在对占筮结果的应对上。
在技术上，《易经》是一种占筮术，会对如何应对占筮结果提供建议，好的结果如何应对，坏的结果如何破解。《易经》最核心，甚至唯一的应对建议是“贞”。无论遇到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当事人需要做的都是“贞”。这就是《易经》卦辞中反复出现的“贞吉”、“贞凶”。
《易经》认为，碰到吉的占筮结果，你要“贞”。只要你“贞”了，“吉”的局面就会延续地更长久。碰到“凶”的占筮结果，你还是要“贞”。只要你“贞”了，凶的局面会自动改善、转化，变成吉的局面，即逢凶化吉。
毫无疑问，《易经》之所以最终落脚到“贞”上，是因为《易经》对自然秩序，对天道绝对信任。天道固然是一刻也不停的变化着，但这些变化中，并不存在危及人类根本生存的绝对恶的变化。尽管，泰极否来，但是，在否的局面中，人类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危险，而且，否极泰来。
所以，天道的变化不是无常的变化，而是有常的。而这个“常”对人类而言，就是绝对的善。所以，《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就是天道，天道最大的属性即是生养万物。天道的变化就是生生不息。天道的常就是生，生养孕育万物，当然也包括孕育生养人类。
正因为如此，《易经》不仅对天道的变化不恐惧，反而愉快接受，绝对信任。信任到一点也不去考虑它，而只去考虑人自己的事。
最重要的人事是什么？《易经》认为就是“贞”。所以，“贞”也就成了《易经》的真正核心。
尽管“贞”很重要，但是《易经》，包括《易传》却没有做更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因为“贞”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人本有的东西。“贞”就是按人的本心、本性去做事，按自然之心、自然之性去做事。
天道、人心都是自然。因为中国传统对自然拥有绝对信心，所以，对天道和人心都应有绝对信心，都绝对乐观。孟子对人性的绝对乐观和绝对信心就是秉承《易经》，他说“性善”。
也就是说，《易经》认为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重要，最总要的是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你自己是否“贞”，是否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事，这才是决定未来吉凶的根本。
这样人的心性就成了真正决定性的东西，真正独立的东西。心性独立，唯有心性独立才是人格独立。
所以，《易经》的要义不是别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心性独立，要人格独立，要好好做人。
中国文明就是《易经》文明，《易经》文明就是心性文明，心性文明就是心性独立和自由的文明。所以，从《易经》产生以来，心性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学术的核心。
所以，《易经》是人格独立的源头，是自由和独立的源头。
三
纵览全球文明史，人类历史上就一部《易经》，她出现在中国。而且《易经》的出现时间早的惊人，应该在20000年前-10000年前之间，更可能在20000年-16000年之间（论证从略，可参看以前的文章）。这意味着，天道稳定、人格独立也唯一地在中国出现，也当然和《易经》一样古老。
同时，自《易经》产生以来，中国文明也一直是心性文明。尽管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中国文明因周期性地遭遇反心性文化的冲击，而偏离心性独立和自由，但是又最终会消除异种文化的影响，回归心性传统。
与中国的非常明确不同，整个西方文明史在这方面表现出严重的含混和矛盾。
一方面，他们完全没有中国自然的概念，也当然缺乏中国对自然的绝对信心。从而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天道稳定和人格独立的概念，更不可能有对天道和人性的绝对信心。
但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从一开始起，就包含着天道稳定和人格独立的元素。而且这些元素随着历史的演进，呈现周期性地增强。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天道稳定和人格独立的元素不断提升的历史，就是朝向天道稳定和人格独立不断进步的历史，就是对天道和人性的信心不断增强的历史。但至今，他们都没有真正达到《易经》的高度，包括所谓的现代文明。
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神教，主要体现在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多神教中，隐约存在一种世界秩序，一种天道。但是，这个世界秩序不是象中国一样自然存在，而是被认为由神创造和掌控的，而且也是超级不稳定的。为保障和增强世界秩序的稳定，必须对神做繁杂的祭祀仪式。
《易经》认为，《易经》的知识，当然包括天道和人性的只是，来源于对经验观察。即《易传》所说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这是很合理的记载。
西方文明对天道稳定严重恐惧和怀疑，而不得不求助神。这意味着西方不具备产生天道稳定的环境，但是他们却明确地知道有一个稳定的天道。而且他们认为天道不是产生于经验和历史，而是神的创造。这两方面都说明，天道的概念是从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传入西方的。那么这个地方只可能是中国。
这意味着，从文明一开始，西方就可能受到《易经》的影响。西方文明更多地是《易经》西传的结果，是《易经》文明的异化。
公元前1500年左右。西方文明是发生重大变化，一神教产生，以《犹太教》为代表。
和多神教相比，一神教的不同并不在于神的数量的多少，而是神的功能的不同。在犹太教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它能够绝对保障天道的稳定。上帝给人类约定，只要人绝对信仰它，它就会保障天道稳定，让人类无限地繁衍生息。这就上帝给人类签的合约，上帝之约，也是基督教的《旧约》。
在当时的世界，对天道稳定拥有绝对信心的只有中国。所以，一神教的核心思想，上帝之约只可能来自中国，来自《易经》。
公元1600年之后，西方文明再次发生大变化。这次是开始否定神，否定宗教。而认为天道的稳定是自然现象，无需靠神来保障。知识也不是来源于神，而是来源于经验观察，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这就是所谓的欧洲近代哲学。
欧洲近代哲学所追求的新方向，事实上不是别的，也天道稳定和心性独立。欧洲近代哲学的出现，以及欧洲现代化的出现，也只可能是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果。
但是，欧洲的现代文明依然没有达到《易经》的高度。
因为他们还是没有能够认识到天道是自然秩序，是自然的，而是认为天道是一种客观规律，是科学真理，决定着世界。这样以来，世界就不是自然的，而是他然的，被决定的。只是这个决定者由神换成了真理、规律。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人的心性也是自然的，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而是认为人象整个世界一样，也要服从客观规律，服从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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