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生活的迷人魅力在于她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由无数传统积淀而成的不可改变、只可增辉的真谛。这种不可改变性在于她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本法则。在中国古典生活中，这种关系法则展现为人与自然（天），人与人的浑然一体，人与人化自然，自然与自然化人的关系是依附的，而不是独立的，因此，在中国古典生活中，天（人和自然的整体存在）的观念取代了神（人与自然对立的个体存在）的观念，而成为文明理性生活的基点和根本价值标准。在西方古典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分离独立的，作为既独立于（主宰对立）自然，又独立于（主宰对立）人的神构成宗教神性生活的基点和根本价值标准。
由于人（个体存在）对天（人和自然的整体存在）的关系是依附而不独立的，在中国古典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依附而压抑的，表现为人受困于天命（不可知的自然规律）和受制于人事（可知的礼俗法度），因此，中国古典美，表现为烦琐（过度的文明法则），呆板（缺乏活泼的人性），虚幻至于虚伪（没有真实人性作基础），独立的人性人格常常被淹没在神秘的自然和压抑的文明之中。尽管一定的文明理性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秩序约束，但是由于这种秩序约束过于强大而常常走向反面，将人性中的自然性挤压出来，反而造成人面对神秘自然的肆虐不可收拾，无能为力的局面。因此，中国古典的美常常在秩序刻板与散漫萧疏这两个极端之间回摆，缺乏一种理性而有生命活力的动感之美。在西方古典中，人（个体存在）对神（作为自然与人的个体存在）是独立对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自由平等的，表现为人趋向于神性（未知的自然法则）而富于理性（已知的科学法律），因此，西方古典美表现为丰富（适度的科学理性），立体（充满活力的人性），实在而有实质（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独立的人性人格常常舒展显露于神奇的自然和理性的文明之中，虽然某种科学法规给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迫，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压迫并未形成死区，往往突破负面，将人性中的自然性激发出来，从而形成人面对神秘自然的挑战愈发进取，勇往直前的状态。因此，西方古典美往往在制度理性与自由狂放之间冲荡，摆脱了那种神秘但少生命活力的优柔静态之美。在西方古典中，神性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既抒发升华接引了人的自然性，又整合制约激励着人的自由性，他是以个体的威严面目出现的代表人与自然的整体存在。尽管在希腊神性当中，其个体性显得散乱混杂，带有原始血亲色彩（这也是希腊神性不够完美的原因），但在基督神性中，其个体性与整体性却较好地达到了一致（尽管在早期来自东方因素的整体性压倒了个体性而显单调呆板，但后来经希腊神性的补充，至现代达成了二者较好的平衡），因此，西方古典美就显出了人性的圣洁、向上、充满激情欲望和具有一定的理性节制。在中国古典中，脱胎于动物性的人的自然性很快进化为人的文明理性，带有原始色彩的自然神性被文明化的人的心性取代，但个体的心性不能摆脱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天性的拘执而感萎琐、束缚、压抑，一旦突破文明理性的压制，其散乱混杂甚至超过原始自然神性的不健全处，并因道德心性的失崩而更显得虚伪丑恶，将整体的人和自然一并埋葬，其灾难性远超过对单个个体的伤害。因此，在中国古典美中深深地蕴藏着一种自然被文明压抑扭曲，不得舒张的、病态的忧郁，在整体的自然（天）和整体的人之间缺乏一种活泼的个体（神）将他们贯通，使其从一种静态的、凝滞的平面柔滑的美变成一种流动的、有秩序的、有立体质感的美，尽管在某些破除文明越向自然的作品和倾向中鼓荡着一种天然的流韵之美，但由于失去了后天的理性整合与分殊而显得散失逸乱，鸿蒙未开，神秘莫测而为文明败坏，纲常失纪，无法无天的动乱埋下祸根。因此，中国古典的美更多的是一种“无”的自然无序（无须秩序）的美（天），而不是一种“有”的自由秩序的美（神），她在“无”的状态比在“有”的状态更深邃更安然，而保持着生命力，但在世界存在中，“有”并不比“无”逊色，他把无序（无须秩序）变为有序（建立秩序），是通过不断拓展秩序和拓展秩序所需的自由来达到深邃，安然，并充满展示着激昂活泼的生命力，来将“无”的内涵不断良好健康地展现，这就是西方古典和古典美所具有的理性，自由,纯粹,由物质到精神，不抛弃物质也不为物质所役的优良特征。但是，在西方古典的演变过程中，并不总表现为这些优良方面，个体与个体（人与人、神与神）的争斗，个体与以个体面目出现的集体（人与神）的对峙压迫、反抗，一直痛苦地纠缠着古典精神和美，甚至在很多时候压倒正面的古典形象成为黑色、颓废、荒谬荒诞的反面主题，兆症着西方文化的某种没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秩序，理性的不坚固性和无根性，在个体与个体（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没有形成稳定、和谐的关系，而易陷于动荡失衡失序，人（和神）的来自于动物的自然性并没有在活泼个体的自由冲突中完全达成和谐整体的一致是活泼的自然力量成为造成相互的威压，反抗和撕杀伤害的原因，而把不完善的人类文明社会拖向扰攘不安的原始自然世界。但是这个原始自然世界又不是那个未经脱胎的“无”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脱胎的，但不能回去（死）的“有”的、充满争斗和纷乱的可怕世界，它失去了文明理性整合的秩序，又不能返回（死）找到它的动物性的痛苦扰乱所由来自的原因（根），就处于生不如死的失根、飘零、败落、颓废、腐朽、绝望的状态，要走出这种状态，必须推进，而不是抛弃，拒绝、撒出他并不坚固完善的文明理性和自由秩序，在对为自己从黑暗、死寂世界开辟光明道路的科学真理的探索中，不断从那个“无”的世界（死）中发现自己的根，发现自己活泼、健康、有序、和谐、快乐，由个体与整体交融的生命力的来源。这样，中国古典中的两种气质作为整体的人的文明理性秩序（儒）和作为整体的自然的浑然自由无序（道），就分别卸去它们的沉重负担露出神秘面目，通过活泼的西方个体，展示出其整合和谐秩序的魅力和诞生科学生命的神奇。这样，文明理性产生的黑暗负性和自然神性衍生的粗野物性就通过个体的活泼的、有节制有制约的自由和谐活动在整体内得到消除和升华，成为一种文明神性，使人成为端庄，完美，活泼的人，具有理性节制、激情自由和谐并存的神圣之美，从而将那些因为人的不完善的动物性而造成的贪婪、腐败、放荡、仇杀、邪僻、懦弱、忧郁、萎琐病态扫除净尽，并在活泼的自然和谨严的科学理性提拱的世界中无尽地延伸充满神秘魅力的生命。
这生命是从“无”的自然中创造出来的，他不是消极等待，无为无进取的死寂状态，也不是岌岌求取，功利主义的威压奴役方式，而是在满怀美好希望和信心的坚韧的创造中，以自身力量的意志焕发出一个热情、绚烂、自由、流畅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来自一个人的内心心灵深处，当这个人与自然世界（无）与他人世界（整体的人）浑然融为一体时，他就成为一种原本的、自然的、静态的、“无”的，而又充满所有一切（大有）的美，这就是中国古典美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包容，构成人的天然心性，使人感到一种轻松无压力清疏谈雅，自由自在，飘逸自如，对于文明理性造成的过度紧张压力有消解祛毒的作用，不断恢复和保持着人的自然灵性。但是这种美不能总是停留在静止状态，当它开始活动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与他人分离时，他就要面对自然，他人，自身的挑战而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保持发扬原来的自由，这就是文明理性秩序提拱给他的天地，在这之中，他与自然，他人应该是朋友式的平等相爱，而不是主子与奴隶式的相互役使和欺压，并在适度压力和紧张中互相竞进，在充满热烈激情的欢快愉悦中不断开辟新天地，就是西方古典美在人从自然整体的人变为自然与文明的个体的人后开创的世界。
从境界上来说，已有的中国古典美是建立在无数文明理性的阶梯、血汗、尸骨之上的文明与自然的交融，是人纵横自由，挥洒自如，随心所欲，飘然若仙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天地境界），但是这种仙风道骨的意境是建立在大量文明的黑暗负性产生的痛苦代价之上的，没有这些痛苦代价的付出和奠基积淀，这种境界就是虚幻缥缈，无根无本、无缘无识、无法无天，荒诞颓唐险恶欺诈之术，是对文明的彻底否定、侮辱、和对自然的极大亵读、滥用，很容易被现实的挑战击破，将自身和自然文明一齐埋葬，成为无情无趣，无理无道，无生无命，死寂无聊，悲剧的虚无。而已有的西方古典美是正在建造着的文明理性的阶梯，他力图展示着人在脱离自然后以他的精神智慧、创造、发现、探索他原来拥有的自然世界的奥秘时发出的光辉，并努力消除着这种光辉造成的阴暗面，这就是以人美好的文明理性，神性克服改造着他邪恶的自然野性、兽性、魔性，在这之中达到文明与自然的交融，而这交融的光芒辉映着他的自由和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梯，在这顶端矗立着他所达到的神的境界（宗教境界），他用光芒照亮从前大量文明黑暗负性造成的阴暗面，消除着那些痛苦代阶，将它们换来的欢乐、幸福、自由、秩序不断升华为自然的、充实的、和谐的生命，使个体的人与整体的自然和整体的人达到和谐的统一。
因此，中国古典美更多地表现为自然天性的圆融无碍，柔滑通达，流畅飘逸，而西方古典美则更多展示出文明理性的立体质感，凹凸有致，璀璨辉煌。二者相较，前者在没有达到其最高境界以前会显出平面、呆板、虚浮、散漫、机诈的陋点，犹如一个人的心灵缺乏一种崇高、神圣、严谨、自由的品质规范、引导、充实，就需要外在于己的神性来教化指导，而后者在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则会显出威压、刻板、功利、拘束、教条的弊病，犹如一个人的生活缺乏一种宽松、平易、随和、自然的气质调节、疏松、解压、生力，就需要内在于己的心性来生化自力。两者交融，就使自然与文明达到了最高境界，自然就实现了它静态的，自我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生自力的，无须求助但又得到欣赏赞颂的美，文明则达到了动态的，独立自主而相互依存，相互激发，相互帮助但又自力生发的美。二者的实现都是以对方的实现为条件时，他们的最高境界是互相补充，并互相变换的。这样，在文明宗教的自然天地中就出现了两个并立的美丽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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