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 | 先师林增平与他的学术志业

一

2023年是先师林增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先生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先生离世时还未满七十岁（1923年11月23日—1992年12月27日），给人遗憾之感！在此前后逝世的近代史学界名家有好几位：陈旭麓（1918—1988年）、黎澍（1912—1988年）、胡思庸（1926—1993年）、杨慎之（1924—1994年）、李时岳（1928—1996年）、胡滨（1927—1996年）、刘望龄（1935—1998年）、吴雁南（1929—1999年）、陈胜粦（1937—2003年）……七十岁似乎成了他们的一道坎，这些各地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中坚人物，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渐渐凋谢。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前辈学者病逝的第一波，从此逐渐开启新的换代的过程。

林先生从1979年开始担任研究生导师，历时十三载，指导硕士生15人（六届），我感觉他对前四届（1979、1981、1982、1984）更多用心。1987年先生增补为博士导师后，主要精力似转移到指导博士，经他指导的博士生有4人（1987、1989、1990年三届），1987年招收了同门的郑焱，1988年录取了辽宁大学的一位在职老师，但此生后来变卦，选择放弃就读，先生心情有些落寞。1989年春节我去先生家拜年，听闻此讯，表示自己愿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先生听后很高兴，开春后即给章开沅先生写信，要求给一招生名额。章先生回复表示同意。按照常规，华中师大招收博士生通常在《光明日报》上发布广告，当年没有此举，两位先生可能已内定招收我，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再作此举。对于两位老先生的培育、提携，我终生难忘。

欧阳哲生与导师林增平先生合影

在林先生的弟子中，我是唯一一位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师从先生的学生。与先生相处十余载，形影相随，如沐春风，不敢说得先生之真传，对先生的学术与处世为人确有一些了解。与先生接触最多的可能还是郭汉民、周秋光，看郭汉民的《林增平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周秋光为《林增平辑》编写的《林先生生平大事年表》可知，他俩作为先生的工作助理，私人的接触比我更多一些。

先生可能是当时湖南历史学界唯一被以“先生”称呼的导师。这个称谓在人们习惯还称同志或老师的年份本身就说明他的分量。“先生”这个称谓给我的感觉是只适用于那些在民国接受高等教育、学有专攻的老一辈知识人，当然这个称谓本身又还带有尊重的意味，他是尊贵的象征。

我在本科大二所上的中国近代史课，即是先生讲前半部分。先生讲课虽无慷慨激昂之状，但条理清晰、信息量大、学术含量高。看得出来，他备课认真，专业背景雄厚。他的课颇受同学们欢迎，曾在我们年级的教学评估中，得票率最高。林先生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将自己撰写的论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油印分发给学生作为选修的材料，在这一专题研究中，他颇为推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汪敬虞先生的研究成果，受他的影响，七七级有一位学生毕业时跨专业报考了汪先生的研究生，居然也被录取。硕士期间的课程是王永康老师上中国近代思想史，他刚完成《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书稿，讲课内容基本上是围绕书稿展开。石振刚老师教中国近代史料学，他上课时总是带着一堆卡片，上面抄满了中国近代史文献或史籍，一张一张给我们讲解。林先生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时期先生因担任校长职务，政务繁忙，教课的时间自然受到限制，在读期间，为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先生曾邀请日本学者野泽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汤志钧给我们分别讲授日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近代经学与近代政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只剩下我一人，除了上公共课英语和二外日语，专业课先生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布置参考书目和作业，不定期地约谈，平时我自修，酝酿、写作博士论文。

沈其新、郑焱、欧阳哲生、郑大华、王继平（后排从左至右）与导师林增平、王永康合影

先生对我学业上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他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先生受过传统的史学实证训练，加上1950年代追求思想进步，又得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之精髓，故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我感觉他是将传统的实证与新的史学方法结合得比较好的学者。一是他颇带古典韵味的书写风格，这是他与1950、1960年代接受文史教育学人的不同之处，先生早年显然在中国古典文史上下过相当功夫，文字脱俗，显其特有的功力。每次提交作业或论文给先生审阅时，经先生动笔修改过的学生文字，总是能蓬荜生辉，生发出异样的光彩，使我们感觉到对论文有新的提升，由此也增添了对先生在学问上的敬重。

我与先生单独相处的日子，记忆中只有两段：一次是1984年夏赴邵阳隆回参加当年的湖南省历史学年会。隆回是魏源的家乡，这次会议主题自然是围绕魏源的活动与思想展开。主办方组织与会者参观了魏源的故居，以为将来在湖南主办一次高规格的全国性魏源学术研讨会做准备。先生时任湖南省历史学会会长，这次我全程陪同先生一起赴会，在火车上我们还留下了合影。一次是1989年5月先生赴美国访问，我陪同先生上京办理各种手续和购买机票。在京期间，随先生走访了金冲及先生、龚书铎先生。中央文献研究室地处毛家湾。那里原是林彪住宅。金先生的办公室恰好曾是叶群的卧室，金先生指着室内的书桌和床说，这是叶群用过的家具。我们看后相视大笑。

1985年7月欧阳哲生与林先生在火车上合影

二

林先生一生追求学术，可谓心无旁骛、鞠躬尽瘁，梳理他的学术事业，主要是在三个方面颇有建树，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一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

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关于此书的写作过程及影响，先生在《治史琐言》一文中已有详细交代，我不再赘述。此书是根据邵循正先生主持制订、教育部颁布高等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出版社高等教育1957年）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教材。当时大家都在按照新的教学大纲赶写教材，林先生的这部教材可以说是按照大纲要求最先编撰完成，并达到出版要求的。它的出版自然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先生也因此崭露头角。“文革”以前出版的几种中国近代史教材或著作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像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只出了上册，始终没有完璧；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中国近代史部分所占篇幅较少，明显给人单薄之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来又启动编撰《中国近代史稿》，大概也是想弥补这一缺憾。林先生编撰的《中国近代史》从体例到内容，从文字表述到篇幅分量，都很适合作为教材使用，因此受到学界的欢迎，不少高校甚至一些综合性大学历史系采用其作为教材。

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

先生并没有止步于此，1980年代继续前行。“文革”后期他从农场“解放”出来就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史话》（人民出版社1977年初版，1983年修订版）。这是“文革”后极少存活下来的中国近代史书籍之一。关于《近代中国史话》一书的约稿和写作，编辑林言椒有一段回忆颇为传神，可以见出先生当年写作此著时的艰难情形：

1973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编辑室响应周总理提出关于编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教育青少年的号召,分头物色作者。我想到中国近代史的写作非林增平先生莫属,于是专程到长沙,没有想到林先生这时尚未全部解放,依然在“黑洞”之中受审查,经过上下各层多方磋商，总算同意由林增平先生出来参加编定中国近代史的工作,我实在喜出望外。记得1973年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天气,我在湖南宾馆与林先生第一次见面。林先生身穿中式服装,戴一顶呢的解放帽，一条围巾绕在脖子上，一位忠厚质朴的长者,实际上林先生当时还仅仅是五十刚出头的中年人。经过两次长谈,我非常敬佩林先生驾驭中国近代史的才识以及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作风,双方就如何编写通俗的中国近代史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林先生和湖南师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经过近两年时间,《近代中国史话》终于完成。想不到以写专著而闻名史学界的林先生编写通俗的中国近代史话,居然也如此得心应手。结构新颖、节题生动、内容创新、文字流畅,以致一版再版,印十余万册。这本书虽然在内容上存在时代的烙印,但在表现形式上仍有较多可取之处。（《林增平先生纪念集》第210页）

我上大学时曾从参编者之一的刘湘雅老师处获得此书。以后，因是书受到学界欢迎，再版时林先生又亲自修订，“将原五十三节删为四十节”，剔除了初版时遗留“文革”学风的一些痕迹，显示了先生与时俱进的精神。

1980年代先生还与与龚书铎、章开沅合作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史卷。关于林先生参与这项工作的情形，龚书铎先生也有很高的评价：“他参与主持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近代史卷的编撰工作，在制订大纲、修改稿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认真负责。”（《林增平先生纪念集》第113页）短短几句话，可以见出先生在这项工作中的分量。

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应是他与林言椒合作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是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所做的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一书的写作，该书《后记》略有简述：

本书是1984年由林增平、林言椒共同拟订提纲，开始着手进行编撰的。次年，邀请李喜所、潘振平参加工作，组成编写组，分别承担书稿撰写任务……

全书各章书稿于1987年春完成，由林增平统稿，打印成“讨论稿”上、下册，特敦聘戴逸、李文海、苑书义、罗明、孔祥吉等同志组成审稿组，于该年8月举行审稿会，逐章进行审议，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并建议酌量介绍日本、美、英、苏联等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简况。随后，各章撰稿人又分别增删修改，汇齐由林增平最后定稿。由编写组约请北京大学王晓秋同志撰写的《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诗浩、陶文钊同志撰写的《美英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 B.尼基福罗夫的一篇介绍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译文作为附录，编入本书。在此，一并对以上几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参与此书撰写的另外三位作者都出现在《林增平先生纪念文集》中，林言椒略微提及此事：“1987年以来，承蒙先生提挈，邀我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林先生始终谆谆教导，稿成后，由林先生亲自润饰定稿，才得以出版。”（第212页）潘振平较为谦恭，对先生的主编工作做了高度评价：“另一件事是我参加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入门》一书的写作工作，写的是资料,我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偷懒的办法，就是把建国后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排列了一下,因为前面那些东西很难找到,更难作出评价。后来林先生得知后,说这样恐怕不好吧,希望把有关专题和人物的研究资料作一些介绍,现在这本书就是按林先生的要求写的,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林先生亲笔加上去的。从这件事上我感到很多年长的学者那种扎实的学风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现在学术界有些地方学术空气很浮躁,急于出成果,这种急于求成的倾向值得注意。”（第94页）李喜所的回忆未提此事。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一本较为重要的书，诚如《后记》中提到“由于指导研究入门一类著述在国内还属草创，无所借鉴”，因此这本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不仅具有特殊的功用，而且确有开创的作用。如果将此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作一比较，不难看出，此书在编写体例、材料聚集、观点提炼、学术视野方面都明显高一个层次，这与先生的悉心把握、规划和最后的统稿显然是分不开的。

写作《中国近代史》教材，是先生为教学需要而赶写的第一部著作。后面三种或是编辑找上门来约请，或是同行的邀约，或是有关部门下达的任务，可见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地位已较为稳固地确立。1980年代湖南省内曾有一位新锐筹划新编《中国近代史记》，先生对此举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刘大年这样身份的人出面组织才有资格。

二是不断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为将这一领域的研究集成化、规模化做出了特有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林先生与章开沅先生合作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此外，林先生还主编《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与章开沅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辛亥革命》（与郭汉民、李育民合编，巴西蜀书社1989年）、《黄兴研究》（与杨慎之合作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与郭汉民、饶怀民合作主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作为自己在辛亥革命与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面的总结，先生推出了论文集《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通过这一系列图书的出版，先生不断拓展、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并牢固地确立了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我认为先生学术成功的经验之一，是专攻一域，在群雄竞争的学术园地，打阵地战，咬住青山不放松，不断强化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优势地位，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

一般认为林先生是从1960年代初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收缩到辛亥革命。不过1958年先生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兴》，也许这时他心中已酝酿研究辛亥革命史。1961年他受邀参加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时应中华书局约请，为“知识丛书”编撰《辛亥革命》。这些已显现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欲有所作为的迹象。这一工作进程不幸因“文革”的发生而中断。1975年人民出版社规划出版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的专题研究著作。章开沅与林先生共同担任《辛亥革命史》主编。有关林先生在这一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多位参与编写组的同人均有回忆和评价。“林先生为《辛亥革命史》全书呕心沥血，历时六年，以团结为重，从不争名，不争利，高风亮节，薄海同钦”（《林增平先生纪念文集》第211页）。林言椒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每一句话可能都需加注说明，据传包含着不少的故事，这应是时人的共同感受。里面的内涵，只能让将来研究学术史的人去索隐发微了。

孙中山基金会第一次评选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优秀成果，章、林主编《辛亥革命史》被评为二等奖。黄彦的解释是：“《辛亥革命史》得了二等奖，限于'四人帮’刚垮台，出版较早，免不了许多问题不很妥帖，加编写的人太多，这也不是主编的问题。据我所知，这套书的出版，林先生花了最大力气，据说每字他都看过。特别是章开沅先生在国外，他独自承担主编的责任，是非常难得的。”（《林增平先生纪念文集》第85—86页）这样解释当然没有问题。我曾私下问及先生此事，我说您们的书出版在先，具有开拓之功，而且影响也很大。先生平静地表示，书中还是有些问题，后来者居上。他完全没有不服评审结果的表示。由此也可看出先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学术境界。

为了扶植青年学者，鼓励他们加入到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队伍中来，林先生在1980年发起举办纪念辛亥革命的青年学术研讨会，以与武汉的纪念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配套进行。从1981年起在长沙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后成为定规，每十年一次。这是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培植后进的一个重要举措。作为第一届的参会者，李喜所等第一届与会者对参会的情形做了详细、深情回忆，林先生悉心关怀年青学者、令他们感动的情景跃然纸上。

三是为湖南地方史与湖湘文化研究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贡献。先生长期担任湖南历史学会会长、湖南省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湖南文史馆馆长等职，任上为谋划、规划、组织湖南学术界同人展开地方史研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湖南是近代崛起的省份，研究中国近代史，湖南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先生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点，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掘地方资源，以此获取在国内学术界甚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先生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率先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先生大力推动或主持的与近代湖湘名人有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有：左宗棠研究学术研讨会（1985年11月）、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1987年12月）、黄兴学术研讨会（1988年12月）。这三次会议颇具规模，规格较高，我有幸参会，亲眼目睹先生操办会务，对他迎来送往的辛苦深有体会。在1980年代，这些学术活动对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中国近代史及其相关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7月在张家界同门弟子五人与林增平、章开沅合影

先生并不是死啃书本的冬烘，他有强烈的时代感，对学术的新的生长点或前沿具有敏锐的眼光。从他对近代资产阶级实事求是的研究，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拓，对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评价，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历史作用的估价，都可以看出他与时俱进的学术追求和锐意创新。先生主编《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颇为典型地表现了他对“文革”遗存的左倾思潮的反感和为知识分子历史作用正名的勇气。

先生广结善缘，理顺人脉，从而顺理成章地获得各种应属自己的学术资源。先生颇讲人情，从刘望龄、黄彦、李喜所回忆先生亲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这些晚辈学者的故事，从学界广泛流传五虎上将喝酒共叙情谊的佳话，可以说先生不仅颇得人缘，而且注意把握与同行结交的细节。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宝贵经验。

先生走得过早，这当然与他长期过劳，身体消耗太大，以致积劳成疾有关，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如果回想一下，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为先生的学术成就而感到骄傲！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而继续努力奋斗，以我们耕耘所获取的成果，遥祭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