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朱杰人
【朱杰人】白鹿讲坛主讲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熹第二十九代孙。主要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经学。作为古典文献学、先秦及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近年来他主要从事朱子及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是该领域的权威。其领衔主编的《朱子全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体系最庞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自诞生起，就成为众多学者专家笔舌所及的对象，至今，已经发展为成体系、有系统的专门之学——“四库学”。可以说，对关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方面的研究，都很难绕得开《四库全书》，因为它几乎将整个中国古代典籍全部囊括，构成了一个宏大而严谨的学问系统。毋庸置疑，《四库全书》在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中，均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四库全书》的修纂及体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下令采访遗书。三十八年二月，安徽学政朱筠上书，建言从《永乐大典》中缀辑散篇成帙，高宗允可，下旨遵行。此当为纂修《四库全书》之肇始，朱筠实具倡导之首功。二月底，四库馆正式开馆。“四库馆的机构分为两大系统：其一为翰林院系统，专司《四库全书》的校阅与编修；其二为武英殿系统，专司《四库全书》的缮写、校对与装印。两者互不统属，但又互相配合，统归于总裁官掌控。”[1]命刘统勋、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任总裁官，纪昀、陆锡熊任总纂官，并诏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同司校勘。
《四库全书》纂修过程可分为四步：征集图书、整理图书、抄写底本、校订底本。图书来源有四：内府本、《永乐大典》辑佚本、地方进呈本以及当时通行本。其中，内府本和通行本较易得到，大典本的辑佚工作如期进行，地方进呈本则在行政命令加以表彰鼓励（包括赐书、题咏、记名，如各赐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各赐吴玉墀、孙仰曾、纪昀等《佩文韵府》一部）之下顺利获得。书得，则别为应抄、应刻、应存、禁毁四项，精择善本，选出应抄3503种，应存6793种，条其部次，汇为总目，并各撰提要，是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应抄书目底本定，则命人（后期多增有各地落第生员）抄写。抄成，为免过多错讹，则一审于分校，再审于总校，最后由总裁阅定。分校发现讹误，或作批于书上，或粘校签作批，总校和总裁复核，确认则据改。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贮于皇宫之文渊阁；下年十一月，第二部抄成，贮于盛京之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第三部抄成，贮于圆明园之文源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第四部抄成，贮于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续缮三分全书告成，分别庋藏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2]然而，至清后期，文源阁《四库全书》毁于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文宗、文汇二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军，文澜阁《四库全书》亦遭太平军毁坏，幸得丁申、丁丙二兄弟奋力抢救，尚有存余，后经抄配，稍近完整，现藏于浙江图书馆。文溯阁、文渊阁《四库全书》几经迁移，前者现藏于甘肃图书馆，后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四库全书》为七阁《四库》中保存最好的一部，对其他诸部之抄补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和电子版已较为普及，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亦全部影印，而文溯阁《四库全书》，甘肃图书馆之前于四部中各选一书加以影印，合称《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四阁《四库全书》的全部或局部影印，无疑为四库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新的路径。可以预见，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全部影印工作势在必行。
至于《四库全书》的体例，其《凡例》交代道：“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3]凡四大部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属。四部各有一篇总叙，每一小类各有一篇小序，每部著作皆撰有提要，形成总叙—小序—提要三级叙录形式。总目中各小类以时间和尊卑（帝王之作冠各代之首）为次，先录应抄书目，后列应存书目，均撰提要，称为总目提要。所抄典籍依总目编排，书前亦有提要，称为书前提要。一书的两种提要多相同，却也有存异的情况。如明代王樵《尚书日记》总目提要为：
《尚书日记》十六卷，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兹编不载经文，惟按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致辟诸条，皆引据详明。前有李维桢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又称樵是书“于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于科举”，尤适得是旨之分量，皆确论云。[4]
书前提要则为：
《尚书日记》十六卷，明王樵撰。樵，字明逸，金坛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谥恭简。是编不载经文，惟按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有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氏《通鉴前编》一书有关于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致辟诸条，皆考据详明，折衷精当。其书乃樵自山东乞归时所作，又有《书帷日记》一书互相参证。晚年复手自增删，以《别记》附入，合为一书。明代以《蔡传》立学官，著于令甲，于是解《书》者遂有古义、时义之分。自《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是为时义。樵是书虽为举业而设，而于经旨实多所发明，可谓斟酌于古今之间而得其通者，固非剽剟疏浅诸家所能及也。[5]
总的来看，该书书前提要较总目提要多作者和《日记》成书情况的介绍，并化用李维桢序。二者差别明显。就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区别，陈垣先生认为“现行《总目》，本撷取各书提要而成，后经文达笔削以归一贯，其间排列次第，与阁中所庋，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差太甚”[6]，则可知总目提要当是纪昀根据书前提要修改整理而成，是以存在不同之处。
二《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历朝有盛世修典之传统，如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康熙之《古今图书集成》等。政治经济之发展为修大型典籍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及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盛世需要总结前代文化以彰其时文盛，并以此为强化统治秩序之辅弼。乾隆朝修《四库全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7]，就其编纂活动本身便意义重大，又得益于当时一大批学力深湛的纂修人员的精心熔铸，《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及文化价值更为彰显。具体来说，则包括作为大型古籍资料库的价值，作为古典文献整理的价值，作为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作为宏观学术史耙梳的价值。
1.作为大型古籍资料库的价值
《四库全书》的纂修实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大的文化工程，充分吸收了前代官方和私人修书的宝贵经验。与私人修书相比，它无疑规模更大，典籍涵括更多；与前代官方修书相比，清帝的要求更高，获得的成果更多。《四库全书》的纂修实具有自先秦至清初典籍综合及学术总结的意义。这是古代史上任何一次修书运动都无可比拟的。
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所言，“《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搜访图书。短短的几年时间，征集图书总数达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内二百七十二种重本），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8]可见这次修书规模之大。更为珍贵的是，在修纂《四库全书》时，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校勘辑佚，顾力仁先生谓“四库辑大典本著录都三九十种，凡近五千卷，故在部数上，大典逾四库总数十分之一；在卷数上，大典亦占四库总数十五分之一，其比重不可谓不大”[9]。如《旧五代史》、《续通鉴长编》正是借助这一次丛书编修才有可能流传至今。后世虽有非议四库馆臣所录大典辑本有罅漏者，然“当时清查《大典》之结果，翰林院所储之嘉隆副本，原书含目录本位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内含目录六十册），至是只有二万五百一十五卷，九千余册”[10]，而今日《大典》只剩残篇断简，《四库》于保存珍贵资料可谓厥功至伟。当时的民间藏书家们进献了不少举世鲜见之珍贵善本，如马裕进献685种、鲍士恭进献626种、范懋柱进献602种等。这些珍典因《四库全书》就由一人所执而变为世所遍观，于弘扬文化意义深远。流散民间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散佚，《四库全书》集散为整，辅以官方权威，极有利于文化保存。此外，广集典籍于四库全书馆不仅是对民间藏书和官方藏书之整合，更是满汉两种文化载体大范围上的合流和融合，有益于思想上的统一。当然，不可否认，在修纂丛书时，不少书籍也遭到禁毁，有的甚至可能从此亡佚，但就《四库全书》所收录的3000余种与存目的6000余种而言，其保存之功实大于禁毁之过。
而且，就当时来看，《四库全书》的修纂有不少附带产品，如乾隆皇帝命于敏中、王际华等提前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荟要》二部（一部藏于皇宫之摛藻堂，今存；一部藏于圆明园之味腴书屋，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又如以木活字刊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各处官书局照式翻雕，又刻成外聚珍本行于世。甚至到现当代，《四库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整理亦可以说是承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而来。没有《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就无从谈起。
《四库全书》包含了清乾隆时期存世的绝大多数古代典籍。《四库全书》的修纂及置书七阁的举措，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传起了重要作用。第一部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成后陆续抄成六部，藏于南北大都会之七阁，纵不幸疏失，亦有多部副本可观。乾隆又定阅读规则，“北四阁”之书大臣可阅，而翰林院所存底本及“南三阁”之书，则士子皆可览，又令“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11]，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意外毁书。清末兵灾相续，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及文宗阁本尽毁，文澜阁则去其四分之三，仅文渊阁、文溯阁和文津阁三部幸以全存。正是因多部分藏，《四库》方赖以留存于世，始终发挥其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之功用。作为文化瑰宝，其存毁于华夏文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都有重大意义。
《四库》之修纂是中华文明史上之大事，亦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于其时而言，政治因素之外，清朝中期正值乾嘉考据学兴盛，类书“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原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处”[12]，已然不合于当时之学风，丛书修纂顺势而成，此为朝廷顺文势而治之表现。《四库》之修纂作为举世无双的官方文化工程，是对中华文化最大范围且最为有力之总结。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四库全书》作为一个大型的资料数据库，在学术研究中给众多学者提供了无可代替的便利。
2.作为古典文献整理的价值
《四库全书》的纂修绝不止于对古代典籍的收集与抄录。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四库馆臣对古典文献整理主要成果的展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学术史上成果最丰硕、意义最重大的一部著作，论对后世学术的影响，几乎无有出其右者。司马朝军在《〈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一书中即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多个方面探讨《总目》的学术内涵，至于校勘学方面，则云“《总目》中有关校勘学的内容比较庞杂，且需与《四库全书》结合起来研究才能说明问题”，[13]则可见仅仅通过《总目》来窥观《四库全书》古籍整理的价值都有可能有所遗漏。此外，众多纂修官如邵晋涵、翁方纲、姚鼐、余集等人的分纂稿以及较简略的校勘记——《四库全书考证》等材料亦均可视作《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古典文献整理的成果。
目录应包括两方面：目次及叙录。因此，所谓分类或许也可以归入目录学中。《四库全书》在目次分类上既有承前，如“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等等。[14]也有独创，如“兼诂群经者，《唐志》题曰'经解’，则不见其为群经。朱彝尊《经义考》题曰'群经’，又不见其为经解。徐乾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总经解’，何焯又讥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15]在叙录上，上承刘向“每篇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之式，又取《遂初堂书目》“兼言版本”之法，一篇提要中往往涉及多项内容，而四部总序、四十四类小序之撰作又受《汉志》之影响，总之，在充分吸取前人经验的前提下，《四库全书》形成了总叙—小序—提要三层模式。
图书获得后，常常出现一部书版本不明或拥有多个版本的情况，这个时候，自然就需要加以鉴定以及选择其中的善本作为四库底本。四库馆臣在鉴定版本时，多能借助序跋、牌记、避讳、字体、纸张、藏书印等。如《资暇集》：“此本前有虞山钱遵王氏藏书印，盖也是园旧物。中间贞字、徵字、完字皆缺笔，盖南宋所刊。殷字亦尚缺笔，则犹刻于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时，较近本为善。”[16]《桐江续集》：“此本犹元时旧刻，有玉兰堂印，又有季沧苇藏书印，盖文徵明所藏，复归泰兴季振宜者。”[17]在选择善本时，又必然要涉及版本之间的校勘以及文本的考证价值。如《江文通集》：“今旧本散佚，行于世者惟歙县汪士贤、太仓张溥二本。此本乃乾隆戊寅淹乡人梁宾以汪本、张本参核异同，又益以睢州汤斌家抄本，参互成编。汪本缺《知己赋》一篇，《井赋》四语，《铜剑赞》一篇，《咏美人春游》一篇，《征怨》一篇。张本缺《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一篇。此皆补完。他如《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张本无题首四字。《尚书符》张本题下缺夹注'起都宫车军局兰台’八字。《为萧重让扬州表》中'任钧符负图之重’句，张本误脱'符’字。《为萧让太傅相国十郡九锡表》首张本无'备九锡之礼’五字。《上建平王书》末汪本脱'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亦均校正。其余字句，皆备录异同。若《杂拟诗序》中'芳草宁共气’句，此本讹'气’为'弃’之类，小小疏舛，间或不免，然终较他本为善也。”[18]
关于辨伪，《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十八条云：“《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慨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经圣鉴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不使滥登。”[19]从“一一详核”可知《四库全书》对古书辨伪之重视，从“斥而存目，不使滥登”可知其对伪书之批判。如《太清神鉴》：“旧本题后周王朴撰。乃专论相法之书也。考朴事周世宗为枢密使。世宗用兵，所向克捷，朴之筹划为多，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朴为人明敏，多材质，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法，莫不通焉。薛居正《旧五代史》亦谓朴多所该综，星纬声律，莫不毕殚。然皆不言其善于相法。且此书前有自序，称离林屋洞下山三载，遍搜古今，集成此书。考朴家世东平，入仕中朝，游迹未尝一至江左，安得有隐居林屋山事？其为依托无疑。盖朴以精通术数知名，故世所传奇异诡怪之事，往往皆归之于朴。”通过对史书记载和生平耙梳考证出《太清神鉴》为伪书，本只应存目，“然其间所引各书篇目，大都皆宋以前本。其综核数理，剖晰义蕴，亦多微中，疑亦出自宋人，非后来术士之妄谈也”，所以仍抄入四库，只是将王朴之名“削而不题，以袪其伪焉”。[20]
总的来看，《四库全书》的编纂实是一次古籍整理工作，具体包含了古籍的版本校勘、鉴定和文本的辨伪与辑佚，进而汇集这些整理成果，编排目录，撰写提要。这还只是具体实践的一个层面。另外，在实践的过程中，四库馆臣结合前人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和集大成地总结出许多古籍整理方法。因此，如果说前者为古籍更完整、更准确地呈现与流传提供了坚实的根据，那么后者则为之后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与进益提供了完善的方法论和丰富的学术案例。这两点，也许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作为古籍文献整理的最大价值。
3.作为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包含了纂修《四库全书》之成就的精华。它不仅体现了四库馆臣整理古籍的功绩，同时也蕴含了四库馆臣对四库所收古籍学术价值的认识。换言之，《总目提要》其实也涵盖了四库馆臣对四库所收古籍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最主要反映在馆臣对同类书的学术价值比较和评判结论中。以下从四部各择几例以作说明。
经部如宋严粲《诗缉》：“是书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而杂采诸说以发明之。旧说有未安者，则断以己意。如论大小雅之别，特以其体不同，较《诗序》'政有大小’之说，于理为近。又如《邶》之《柏舟》，旧谓贤人自比，粲则以'柏舟’为喻国，以'泛泛’为喻无维持之人。《干旄》之'良马四之’、'良马五之’，旧以为良马之数，粲则以为乘良马者四五辈，见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蓷》，旧以蓷之暵干喻夫妇相弃，粲则以岁旱草枯，由此而致离散。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良不诬矣。”[21]该提要点出严粲论《诗》高于时人之四五条，认为宋代研究《诗经》的只有《诗缉》与《读诗记》为善本。这种评论自然可以看作文献研究的结果。再如《钦定仪礼义疏》：“《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骋辨。故宋儒多避之不讲，即偶有论述，亦多不传。惟元敖继公《仪礼集说》疏通郑《注》而正其失，号为善本。”[22]认为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宋元以来说《仪礼》之善本。
史部如元代于钦《齐乘》：“是书专记三齐舆地，凡分八类，曰《沿革》、曰《分野》、曰《山川》、曰《郡邑》、曰《古迹》、曰《亭馆》、曰《风土》、曰《人物》。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其中间有舛误者，如宋建隆三年改潍州置北海军，以昌邑县隶之；乾德三年复升潍州，又增昌乐隶之，均见《宋地理志》，而是书独遗。又寿光为古纪国，亦不详及。其他如以华不注为靡笄山，以台城为在济南东北十三里，顾炎武《山东考古录》皆尝辨之。然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来推为善本。”[23]分别指出《齐乘》的优缺点，并强调地理著作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子部如《农桑辑要》：“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书凡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采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24]
集部如《古诗镜》：“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25]《沧海遗珠》：“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26]
显而易见，以上诸例中之“善本”并非指版本意义上的“善本”，而为文本意义上的“善本”。换言之，这里关注的不是一部书不同版本的优劣比较，而是一部书在某一学科或学问中的价值。它更强调文本的意涵而非物质状态。四库馆臣通过对所收书目的审读，发觉各书中的意涵及其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些内容的揭橥，即是《四库全书》作为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
4.作为宏观学术史耙梳的价值
自刘向、刘歆整理典籍，纂成《别录》《七略》始，图书分类即涉及对知识门类的根本认识，传统通行的四部分类法源于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四库》承前代以经、史、子、集为大类，而各类所系小目则据实损益，如《文献通考》以诏令、奏议属集部，《四库》因其关乎国政而诏令从《唐志》、奏议从《隋志》均入史部；旧志以香谱、竹谱等附于农家，《四库》从《遂初堂书目》新立“谱录”一门；历代著录纵横家、名家、墨家之作少而难以成帙，《四库》并其为“杂家”；兼诂群经之书，《汉志》名为“五经杂议”附“孝经类”下，《隋志》称“五经杂议”附“论语类”下，《唐志》称“经解”而不见群经，《经义考》题为“群经”而不见经解，《四库》遂损益而立“五经总义”等。由此纲举目张，学人谓其“斟酌去取之际，信为周备”[27]，实为确论。《四库》用四部分类法既是文化传承，同时因其修改完善，四部分类法至此可谓集大成，后之编排书目者，鲜有越出此范例者，《四库全书》及其《总目》作为对中国传统典籍一次集大成的梳理与总结，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且不少目录学家因以之为楷模并加以仿效，如《天一阁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楼藏书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皆为此类。《四库》承续遗规，复有所弘扬，实有继往开来之功，且《四库》之目录编排于后之目录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承类别传统并有出新者，即著录总叙、小序及专书提要以附于部首或书前，以“第其高下，评其得失，而归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8]。《四库全书总目》附总序于部首并小序于小类之前，对各部及其小类作总括性说明，所谓“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29]。四库馆臣在序中往往以敏锐的卓识，或高屋建瓴地“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揭示“道术精微，群言得失”[30]，并言简意赅地作评，如《经部》总叙俯瞰经学千年以来之流变，品评历代治经得失，归结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简明扼要地点明经学发展之内在脉络；而“拘”“杂”“悍”“党”“肆”五字[31]，则直指汉以降之治经流弊，如“拘”指汉代经学守师法家法的拘隘之弊，“杂”写魏晋至唐宋经学穿凿琐碎的泛杂之弊，“党”指朱子之后学界一以朱子之学为准，曲为维护；《集部》总叙则点明别集自六朝齐张融自编其文为《玉海集》始，及其发展至于唐末印刷便宜而导致驳杂等。或挈其要者论之以观其发展得失，如《史部》总叙篇首即援《春秋》及《左传》为例说明史书之经、传互为表里，以深斥唐宋以来经生空言说经之非，又采司马光《资治通鉴》经《长编》《考异》而成，为著史卓越者之惯例等；《集部总叙》谓“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32]论其时为文之门户以观一代文苑之得失。
又陈划分小类或去取图书之标准，如经部“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33]，史部分类以正史为大纲，传记、史抄等参考纪传而分等；“经史乃学问根底，儒家固可与经史互参，其他诸家亦各有所长，不能尽废”[34]，故子部博收而慎取诸家著述以录之，力求使“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35]；集部则“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扬其长而不避其短，以作淑世之用。概言之，四库馆臣以深邃锐利的眼光，以总序和小序为纵向坐标，简明扼要地阐明了经、史、子、集四部及其下各小类之学术递嬗，此亦文明演进之方向所在，囊括古代典籍之中华文化大框架由此形成。
如果我们认真审阅《总目》中各类小序，会发现它们其实就是各类的一部袖珍学术史。如以经部《书》类为例：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36]
小序先说明《书》之主旨，然后精练概括学术史上《尚书》研究最核心的四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学史总结和观点陈述均见功力，亦颇允当，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若从更加宏观的学术视野来看，其《总目》的四部总叙，更可见历史各时期的学术脉络。尤其是《经部总叙》，以极简练的语言概括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概貌、代表人物及其优缺点，虽然或有武断之嫌，却是大醇小疵：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缺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37]
《经部总叙》将汉代以来之经学史分为六段：汉代、魏晋至宋初、宋中期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中期至明末、清初，并精简概括各时期经学研究之利弊，创造性地提出汉、宋学分野的问题，极具慧眼地洞察出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根本脉络及基本特征。这一深刻的总结，直至今日，仍然被学界广为引述，实在影响深远。此外，如果稍微了解清中后期的经学乃至整个学术史，就会发现它们依然在汉、宋之学的角逐中曲折发展。由此来看，如果说《四库全书》的纂修、《四库总目》的编撰是一次对前代学术的大梳理大总结，那么由于参与的学者们自身对传统学问的深刻体会与洞见，它又成为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理路和发展规律的一次学术实验，以至于囊括了之后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这一点说，《四库全书》通过政治权力的推动和当时顶尖的一批学术精英的努力，几乎将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材料与案例尽收眼底，视野之广阔较前代之修书运动远甚，见识之精醇较前贤亦远甚，于是宏观的学术史遂被成功抽绎出来，并直接作用于之后的学术发展。
5.民族自身学术体系建构的价值
自《别录》《七略》纂修以来以至四部分类法的定型，图书分类就成为对知识系统建构的重要工作，是一个民族对已有文明成果系统化的认知。当西学逐渐成为主导后，我们固有的知识系统已不再为人所知，以至于有的学问无法纳入现有的分类体系，比如作为主流文化的经学没有现行的知识门类可以摄入，在中西文化碰撞的今天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固有的文明成果。《四库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总纲，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计四十四小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如经部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史部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子部术数类又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属；集部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凡四大部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属，形成结构谨严的知识系统。这一知识体系充分反映了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有着鲜明的价值倾向。经部为四部之首，昭示着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经学如何与时俱进地影响着士子的精神气质、时代思潮，史学对历代政治治理的鉴戒意义重大，经史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于建构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国家认同有重要贡献，保障了文化的绵延未绝及大一统民族的形成和稳固。科技一类列入子部、集部殿后，这一知识体系明示了民族文化中重道轻技、重义轻利、尚实学而轻浮华的价值取向。
乾隆借修纂《四库全书》作弘扬文化之用，也有笼络广大知识分子之用心，四库全书馆聚时之名儒大家，如周永年、戴震、庄存与、王念孙等，此虽为充分发挥诸家之学识，以为总结中华千年文化贡献学力，然此亦令其耗精弊神于《四库》之修纂，而无暇他顾。其次，乾隆更借此集天下书于一堂之机，禁毁不利于统治的文字记录。此次禁书之范围、数量均十分惊人，实为书厄。禁毁书目试图控制思想以消弭汉民族之反抗意识，以期在意识形态上获得认同。汉人之对抗来自朝代变更对其原有民族和文化认同之冲击，因此禁毁不利于其时之典籍，而修《四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和文化认同之修补和塑造，亦是为平复其思想冲突。类此统治阶级强制性排斥异端以达到思想控制目的之事例，史不绝书。然此次禁书并非一味以思想统治为目的，其禁毁时考量严格，不乏以学术价值并益世与否等衡量典籍之处。郭伯恭谓“人类交往的结果，必然产生融合彼此文化的结果”[38]，满族以少数民族入关，被汉化是必然结果，《四库》又是顺此而来的产物，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载体，于意识形态具有导向性。且此与伴之而生的文字狱虽皆是流毒不浅，然却反向促进了考据学发展，广大士子远离政治以避风险，聚精会神于纯学术研究以明哲保身，此又为考据学发展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土壤。
三《四库全书》及其纂修对当下学术的启示
关于《四库全书》对之后学术发展的具体作用，前贤多有论述，如《四库全书》的古籍整理方法对当下文献学研究的影响，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对当下文本研究的启示，等等。本文所欲论及者只有两点：一是它对当今学术人才培养的启示，二是它对当下大型学术课题及项目研究的启示。
翻开《四库全书》，其中所收书目之著者往往不单单究学于一部之中，兼涉或经、史，或经、子，或史、集，甚至博通四部而无遗。自20世纪前期西方学科分类进入中国，逐渐占领学术圈并发挥指导教育及学术研究的作用后，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方法迅速被湮没。诚然，更加精细化的西方分类法在学科界域和知识体系的确定上，比传统分类法具有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混融特征和学者身份的复杂性，越是精确的学术属性划分可能越具有混沌凿窍的隐患。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接受与反思下，西方学术分类法的局限性日益为学者所认识。文史哲互通，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联络，绘画、雕塑与文学作品的内涵互证，等等，无不昭示着学术研究的整体联系。更为具体的实例，即是当下许多院校在设置国学院系时遇到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既有的西方学科分类法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易除；另一方面，国学作为传统中国学术的泛称，又具有自己的一套独特体系。二者的冲突与矛盾显而易见——如西方学科分类中文学、哲学、历史三科，往往是传统国学一体的三面；再如前者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的界域分明，而后者只以小学一类就可归总之。凡此种种，在落入具体的决策实践中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对于学科分属的形式问题，对学术人才培养思维与方法的调整更值得重视，尤其是在涉及中国古代的学科领域。如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应当接触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应当掌握基本的文字、语言、训诂等方面知识，同样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不应当只是寻找、堆积以及考证材料，还应当借助以上这些手段理解史料和发掘史料价值，尽可能多视角、多层次地把握所研究时期的方方面面。对通识学术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日益精密化和交叉化的内在要求。
人才缺乏通识，则学术研究虽显精微与专门，却也可能只是极其有限的局部真理，因为研究者始终无法站到一个更高点来观察全局，盲人摸象，几同于闭门造车。然而，短时间内的众多通识精英人才的出现比较困难，而对于一些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又亟须广阔的视野和宏观的认知。面对这一困境，《四库全书》的纂修无疑能够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以政府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汇聚当时最杰出的人才，正是《四库全书》得以纂修成功并且成果显著的主要原因。如学者何宗美所提及的：
当下我国正处于学术大繁荣的新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被纳入文化强国的整体构想和发展步骤之中。国家重大项目和其他大型文化工程层出不穷，一些重大成果随之产生。恰是这种学术大繁荣局面的到来，对国家社科规划与运作提出了难度更大、水平更高的历史性要求。这样一来历史成功经验的借鉴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对照《四库全书》工程，我们今天的称为“重大项目”的研究有一个总特点就是基本属于个人化特征的，研究队伍规模较小且结构松散、参差不齐，搭建的临时性、随意性较强，通常是非学派的，甚至学缘关系也不紧密，整体性、组织性都不足，研究的完成也没有催生学术流派，这都是与参加修纂《四库全书》的庞大而专精的馆臣阵容无法相提并论的。同时规划管理内容又多属外部型的，即通常只涉及申报、进展、结项以及经费使用等，而缺乏对学术内在机制的设计、规划与引导等。科研经费则零零散散且总体投入明显不足，科研过程亦多有涣散、随意之弊。这些问题，随着国家整体发展与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会越来越得到重视。我们终有一天也需要诞生像《四库全书》一样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伟大标志的文化工程，借鉴《四库全书》的经验，当然也包括避免它的失误，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39]
与纂修《四库全书》这一文化工程相比，当下许多国家重大项目的操作实施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群体规模与质量的不足。无论是为功利性的学术“占山头”，还是因为自身的能力无法承担重大项目，所造成的结果无疑都是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双重浪费。因此，为了真正实现学术的繁荣，创造合格乃至优秀的大型文化成果，一个全方位、多视角、唯真理是求的学术群体就必须真正地建立起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云：“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40]就当下的学术研究而言，在良性竞争中展开广泛而又真切的合作，应是大势所趋，应该成为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求真心、有远大学术抱负的学者的强烈共识。
参考文献
[1]张升：《〈四库全书〉馆的机构与运作——以〈四库全书〉职名表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87～91页。
[2]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51～153页。
[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第16页。
[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第99～100页。
[5]王樵：《尚书日记》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总第64册，1986，第21～22页。
[6]陈垣等：《景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缘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7年第3卷第3期，第20～21页。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6页。
[8]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35、36页。
[9]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第312页。
[10]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第292页。
[1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3页。
[1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页。
[13]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引言”第6页。
[1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7页。
[1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7页。
[1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18，第1016页。
[1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第1423页。
[1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第1275页。
[1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9页。
[2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9，第929页。
[2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5，第125页。
[2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0，第162页。
[2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第601页。
[2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2，第853页。
[2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9，第1723页。
[2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9，第1715页。
[27]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学生书局，2002，第121页。
[28]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第2页。
[2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8页。
[30]（清）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王重民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页。
[3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第1页。
[3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第1267页。
[3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第1页。
[34]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第123页。
[35]（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卷首，第17页。
[3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1，第1页。
[3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第89页。
[38]郭伯恭：《四库全书修纂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第255页。
[39]何宗美：《四库学建构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72～181页。
[4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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