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辩诘

[摘要]“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王阳明。长期以来，尧舜一直被作为一个神圣的符号，“为尧舜”成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价值目标。王阳明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即人人皆可通过“致良知”而成就“为尧舜”的人生价值目标。但在现实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等因素，这使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必定存在机会、条件等差别，故能够“为尧舜”者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被视作实现崇高人生价值目标的一种参照、一种教育理念。这一思想对高扬人的主体性、锻造人的优秀品质和追寻人的生命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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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致良知
　　[中图分类号]F270；C9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04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王阳明。千百年来，它已成为仁人志士定位人生价值目标的参照，但尧舜多被放置在高高的圣坛上，成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人物。王阳明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满街人都是圣人”，只要“致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表面上看，王阳明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实际上，他为“为尧舜”目标的实现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墙，从而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了常人难圆的一个梦想。本文拟从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依据入手，对其思想予以反诘，并揭示其现实意义。
　　一、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依据
　　在王阳明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依据是人人皆有良知，且人人皆可致良知。良知是基于“孝”“悌”的人伦亲情而推己及人的情感流露，特别是以己推人的恻隐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P7）凡人都是父母生育给养，基于生命的健康发展，家庭和社会教育会给生命主体灌输社会正义等善的理念，使得生命主体自觉向善并行善。“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1]（P91）也就是说，见亲人蒙难，会不顾自身危险下去营救，是缘于良知本能。“故夫揖让谈笑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心，非人矣。”[1]（P91）良知是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相区别的“几希”，是人存在于世的价值佐证，是维系人类社会绵延流转的精神力量。
　　良知作为人性善的本能表现，具备道德主体的特点，它“自明”“精精明明”“灵昭不�b”“至善之发见”“明德之本体”，能够促使社会主体自觉履行“孝”“悌”“忠”“恕”的人伦规范。“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1]（P56），“人人之所同具者也”[1]（P71）。上至圣人，下至愚夫愚妇，无不自然知良知。而致良知工夫也简易可行。只要秉承良知，事亲、从兄、事君（“孝”“悌”“忠”）三者无非一事，并无本质区别。《传习录中》[1]（P96）中载：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诚恻怛。……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上述话语无异于宣告了一场成圣的革命，完全颠覆了原有人们关于成圣的认识。自古以来，“尧舜”被视作神圣代言，并被涂抹上华丽的政治色彩，一直被置于圣坛之上，平常人只可远远望及，而不敢去触碰。像孔子眼中的圣人指的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并说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语・述而》）。他以古代先王贤相为圣，现世中还未有活的圣人。孟子则认为“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上》），“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他眼中的圣人是道德人格和仁政功绩并举的人。除此之外，成就“为尧舜”之路也被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像程朱理学将“理”作为至善法则，实则将成圣群体指向了精英阶层，常人要成圣，须假借“支节上求”，“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如今，王阳明却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直让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似乎只要秉承良知，“满街人皆是圣人”似乎不是欺言妄语了。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
　　第3期
　　周辉：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辩诘
　　二、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反诘
　　从理论上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可能性，但从现实上来看，只有极少数人能企及，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人的有限性制约着社会主体的发展高度
　　人心作为本体存在，是至善的，“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 [1]（P53）。但人生而接物，无时无刻不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意，“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1]（P6），意有好恶，“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1]（P33）。另外，人心连接主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统摄于心，产生意识反映，“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P122）。客观事物因为被纳入到意识中而具有了为主体而存在的独特意义，但也因为这样，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都难以逃脱主观性的限制。由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以自我为限的认识格局，因此难免会“好好色、恶恶臭”，致使认识偏倚、狭隘。
　　人们自身意识的反映机制，是制约人的认识高度的因素之一。意生好恶是每个人认知难逃的天然缺陷，主观性是人们认知过程中难免的语境结果。即使时常反求诸己，在意识中知恶而去、知善意为，仍难免受到物欲、情气的干扰和蒙蔽，“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做去，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1]（P135-P136）。更何况，人们原本是能够祛除良知蒙蔽的。《孟子・梁惠王上》：“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情愿受恶性牵引，甘愿沦为情欲俘虏，只受躯壳左右，任物欲横流，作奸犯科，沦为罪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1]（P56）。 　　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都会制约人的发展高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制约人的有限性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处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社会分配还有待公正化的情况下，势必会出现贫富差距、阶级差异等不平等现象。为了保障自身优势资源的持续传递，优势阶级（阶层）必定制定利己的考核标准，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将不符合标准的人挡在体系之外。而那些意欲争夺优势资源的人必定会违逆本心，“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1]（P63），从而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功利又涂毒。为实现功利化的价值目标，有的人不是将个人的潜质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是根据社会上的功利化标准去择业、从业，甚至会为了解决迫切的生存问题，违逆良知，畸形发展。
　　2.致良知的严苛要求使人的层次自然分别
　　人人都具备良知本体，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现实成圣呢？当然不是。王阳明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绝非简易成圣论，反倒是严苛成圣论。要成为如尧舜般的圣人，必须建立在“致良知”的严苛工夫上。
　　王阳明认为，不论是常人还是尧舜，都是自身“致良知”的结果。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资质，只不过有的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有的则放纵自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至作奸犯科，沦为罪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己掌控的，但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多人自动舍弃了这宝贵的资质，更有多数人知难而退，不愿接受或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从而沦为常人。
　　“致良知”的严苛性首先表现在对自身人生价值的定位上。要成圣，先要立成圣之志：“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1]（P1073）纵观历史，士人多立为己、为家之志，而立为国、为民之志者鲜矣。立为己、为家之志只需通过某个功利化的目标即可完成，一旦取得功名利禄，满足了“为亲”需求，便多以“事亲”为由，碌碌无为。对此，王阳明说：“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 [1]（P114）更重要的是，践行成圣志向，往往需要超越功名利禄，甚至生死忧患，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于那些耽于一己之利的常人来说，是自然要逃避和面对的。例如，王阳明少年便立下成圣志向，但其一生多次濒临生死边缘，遭遇的险恶处境非常人所能承受；虽多次建功立业，却屡遭诬陷与攻讦，可谓命途多舛，但他心怀天下，忠于职守，早将荣誉、生死置之度外。
　　“致良知”的严苛性还表现在，对“行”的严格要求上，仅“知”不“行”，只能是“知”，不能是“致良知”，虽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但即使像“孝”这类最为简易的事务，践行起来也非易事。《传习录中》[1]（P55）载：
　　知如何而为温清之节者，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步运动胜过十打纲领，再美的善言说辞也抵不了躬行实践的一小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1]（P56）。只有通过行动检验的“知”才能称为“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1]（P47）。“致知”不分大小、轻重、缓急，不管是事亲、从兄还是事君，不管是意识中的“致（至）知”还是行动中的“致知”，都是“致知”工夫的体现。这就要求人们时刻秉承良知意志，将当下事务作为磨练心性的修行锻炼。但人们往往本末倒置：一是总以为离却外物，仅在静处涵养，即可致得良知，对于此种做法，王阳明认为“反养成个骄惰之气”；二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1]（P96），看不起、做不来孝亲、事兄之类的简易之事，好高骛远，心浮气躁。
　　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资源，但有的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有的则放纵自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至作奸犯科，沦为罪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个儿掌控的，但由于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多人自动舍弃这宝贵的资源，更有多数人知难而退，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
　　“致良知”工夫之所以由低到高、先易后难，正因为人固有的有限性及各人“致良知”工夫的程度不一，使得人自然分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则一。”[1]（P32）显然，从人数上来说，具备自觉成圣的“中人以上”者，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的人属于“中人以下”；从“致良知”的效果上来说，“中人以上”者，“生知安行”，知行自觉合一，不须教化，而“中人以下”者，“学知利行”，必须经过严格的教化，才可能成圣。
　　3.社会的现实性使极少数人能“为尧舜”
　　人性中的“恶”时常牵绊着人的认知视野，社会生产力制约着人的成就高度，而政治生态的残暴性更使得生命的威迫无处不在，基于生命的生存底线，自动放弃“为尧舜”的价值目标，甚至沦为恶的附属，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致良知”与人的责任明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继通过事亲、从兄、事君而依次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担当上。“致良知”工夫由低到高、由易到难，责任担当也由低到高、由轻到重，越往后，对人的责任明觉意识要求越高。显然，主体的责任意识发觉得越明显，其成就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严酷的政治环境使社会主体的良知面临极大的考验。许多人基于自身生命的保存，而沦为了专制政体的附庸；大多数人以一己、一家之责为借口，放弃自身修为，得过且过。而圣贤则正是在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而成就的。
　　例如，王阳明所处的明王朝时期，朝纲混乱，宦官当道，社会动荡。身处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许多人明哲保身，而王阳明则直面当时的社会危机，多次力挽狂澜。如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当时，王阳明刚刚完成朝廷交派的政治任务，成功平定南赣汀漳处（今湘赣闽粤四省交界地区）的匪患。当他得知宁王谋反时，本可坐视不理或待命而动，但他未等朝廷命令，以忠君之心先斩后奏，用41天平定了这场叛变。其后又于嘉靖六年（1527年），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纷争。事后，他不仅没受朝廷嘉奖，反遭受奸臣诋毁，被剥夺爵位，所倡导的“心学”被定为“伪学”，直至其死后近四十年，才被恢复应有的声誉。 　　时势造英雄，英雄乘时势，在同样的客观环境面前，有的人放弃机遇，自动退却，而有的人则勇往直前，实现其人生价值。单就一个成就尧舜的“学”字，不知难倒了多少士人学子。“为尧舜”，从时间角度来说，是以人的一生为参照度量的；从功业角度来看，是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的，如此严苛的成圣之路，当然会将大部分人阻拦在圣贤门外。
　　三、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现实意义综观当前学者对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研究，多侧重研究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上。笔者认为，应把它理解为一种教育效果的理想化表达，毕竟，只有先认可人性本善并相信人性向善，才可去“孺子可教”也，这也是王阳明发展孟子这一教育命题的初衷。“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精华体现，探寻这一思想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一）信仰人性本善，为常人成圣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较之于人性恶论者来言，心学所坚持的人性本善对于完善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生命质量更具有现实意义。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难免生恶，但王阳明心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认为恶只不过是善的暂时失去罢了，善的本体永远根植于人心，只要不断地施以浇灌，善的种子必定会发芽、成长。所以，有学者从比较论角度研究王阳明成圣观的作用，认为它对生命的发展意义不亚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说路德是‘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了僧侣’，那么类似地，我们可以说，王阳明把圣人变成了常人，又把常人变成了圣人”[2]。更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掺杂了道教的修行方法，将原先枯燥无味而又繁琐的以理成圣之路给剔除掉了，使得常人可以并且能够去实验成圣之道。
　　王阳明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无异于宣布了普通人成圣时代的到来，显然，圣人无非是制度、特权塑造的光环而已，将这一光环剥除下来，圣人也就恢复了平凡身份，圣人来自于常人，常人中出圣人，圣人与常人之间的鸿沟不再，从而将人成就自身价值之路从制度和阶级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为常人成圣铺就了一条现实可能性之路。
　　（二）简化成圣工夫，为常人成就人生价值提供方便法门
　　自孔子开创圣人学说以来，士人多走智性成圣之路，及至南宋朱熹时期，宣扬理气二分，以理为本，更以“存天理，灭人欲”将智性成圣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成圣必须得经过“为之不已”的繁冗的方法和手段。“理学家在打开‘学以至圣’大门、破坏圣凡不平等观念的同时，却把由凡至圣的通道弄得相当狭窄，手段繁难至极，不要说普通人，就是读书人也会望而却步，实际上，还是在‘圣凡同等’的貌似平等的观念中埋下了因人天生智商的高低而导致的人有差等的不平等种子”[3]。显然，这会把绝大多数人挡在圣人的高墙之外。
　　但这种唯理至上、格物致知的成圣之道随着北宋社会阶级的分化而发生着变化。伴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一批庶人出身的士族阶层跻身政治舞台，开始主导道德话语权。原先仅以等级来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德性成为衡量人们人格高下的标准。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应运而生出简易可行的成圣工夫，天理变为心理，道问学变为尊德性，向客观事物的向外求索变为了反求诸己的内省自察，常人可以轻易地掌握成圣的方便法门。农工商贾、愚夫愚妇都具备成圣潜质，横亘在圣人与常人之间的高墙不再，圣人自有、常有，人人都是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和主宰者。
　　（三） 激发生命潜能，激励常人不断实现人生至善境界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圣人的地位认识有一个渐进放下的过程。“孔子的圣人观主要是指能够治理天下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格，它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圣人神圣化了，他赋予圣人以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使得原本圣人只是聪明人的涵义演变成了圣人乃是完美道德人格之象征的涵义。”[4]到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成圣思想，才真正揭示了成圣的切实之路。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成就单建立在功名利禄的衡量标准上，那只会引发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于己、于社会都将不利。要想探寻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的价值，必须从激发自身的内在潜能着手，惟此才有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可能性。
　　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生命放归于无限的社会事业中，才能彰显人生价值；生命又与“恶”时刻相随，祛恶扬善是生命完善必然要面对的宿命，人却可以以此拓展生命的高度，激发自身的潜能，为人类社会事业作出贡献。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浪潮中，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许多仁人志士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正是这种将个人生命放置于社会事业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与恶执着斗争的牺牲精神，才显示出生命的伟大和崇高。作为人心灵明的良知，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几希”，是人的成圣依托，是生命发展完善的存在依据。发觉人的灵明本性，自觉拓展自身潜力，实现应有的人生价值，这对于当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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