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梅兰芳合摄《西厢记》剧装照
二、演出的烦恼
上海的戏院争斗真是一部三国演义，商业竞争从内而外，各具势力、各有手段。剧院经营者不断根据对手的情况做出策略调整，目的就是赢得最大化的市场。八年抗战胜利之后最为炙手可热的当然就是八年没有登台的梅兰芳。梅兰芳从1934年移居上海，十多年住下来，对于上海戏院的套路也是非常熟悉，所以他处理戏院业务也比较轻松；加之梅兰芳向来性格平和，秉性忠厚，所以戏院尊重他的意见，他也不驳戏院的面子，尽量是有钱大家赚的态度。
当时上海社会局对于戏院演出限最高票价8500元，戏院还须按4/14的比例缴纳演出税，但是当梅兰芳在南京、皇后两院登台时，特例允许梅兰芳突破原有限价。原因当然是因为原来限的是一流演员以下，遇到梅兰芳这样的超一流演员登台自然不能按老规矩，还有就是社会局的局长吴开先与梅关系不一般，他甚至说梅先生登台，票价定一万八也没问题。但是梅先生向来并不主张高票价，反对戏院方面为了营业收入定高价，最后戏院还是尊重梅先生的意见，定价一万二。社会局公开的理由是：对梅兰芳八年抗战忠贞的奖励。就这一条，就种下了与程砚秋演出冲突的根。
1946年5月15日《申报》
梅兰芳首次登台演出京剧是在南京大戏院唱了五天，然后在皇后大戏院出演，中国大戏院没有吃到头口水，自然不肯甘心，千方百计要扎回这个“台型”（上海话“扎台型”，即 有面子）
。中国的经理孙兰亭等就动脑筋，要扳回这一局。恰好有个机会，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希望筹集一个基金，孙兰亭把这个活揽过来了，策划搞一个义演。基于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的主持人宋庆龄的声望，孙兰亭马上就拟定了邀请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6月1日开始先后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六场义务戏的方案。当时梅兰芳和马连良都在上海，而程砚秋则是孙兰亭瞄准的对象。借着义演的名义将复出之后还没有在北平、上海唱过营业戏的程砚秋请到上海，顺便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一期，也算是一手妙棋，当然这也是程砚秋的愿望。
程砚秋、储金鹏《春闺梦》（1946年6月1日上海中国大戏院）
梅兰芳在皇后原定演到5月31日，程砚秋6月1日、2日两天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登台义演两场《春闺梦》，（距离程砚秋上一次在上海演出过去了三年半时间。）但是梅兰芳又续了8天（5日、6日两天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义务戏《霸王别姬》），到10日结束。实际上要说打对台，这里已经对上两天。但是因为不是营业戏，算不上直接的争夺。接下来的三天，梅兰芳、程砚秋师徒二人还各率徒杨畹农和赵荣琛，饶有兴致地合作了两场《四五花洞》和一场《龙凤呈祥》义务戏。事情到这里，一切都很圆满，皆大欢喜。
然而，谈到程砚秋准备在中国大戏院唱营业戏，出问题了。
程砚秋与中国方面就营业戏演出进行商谈，提出一个要求，票价必须与梅兰芳一样，最高价一万二。程的要求自然有他的理由，虽然他与梅兰芳有师生之谊，但是市场竞争就是这样，艺术上程自认有抗衡梅先生的实力和号召力，何况“四大名旦”中唯有程堪与梅比肩，已经是剧界共识。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梅兰芳是抗战坚贞之士，那程砚秋禾锄西山也堪堪可比。中国大戏院找社会局申请，却被局长吴开先驳回，他认为程砚秋虽然可以突破限价，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与梅王相提并论，最多只能卖一万。此事虽然通过不同层面的关系进行疏通，甚至于宋庆龄也出面为之说项，吴开先态度有所松动，允许最高价一万一。他的理由是程砚秋在沦陷时还唱过戏，梅兰芳可是八年守节不唱。据当时上海报纸报道说，程砚秋非常恼怒，说了一句：既然因为梅先生抗战忠贞，那么演出税怎么不给免了？因此得罪当局，失去转圜余地。
程砚秋
票价为当局所限制，营业戏演不成，程砚秋自掏腰包，将全部场面、傍角都送回北平（有部分另行搭班），自己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期间，根据赵荣琛的记载，于1946年6月25日在湖社补行赵荣琛拜师之礼。7月19日程砚秋回到北平，但是他的二十几个箱子行头并没有随行，都放在上海老朋友家中。
关于限价的事情，也确实有些蹊跷。当时社会金融比较混乱，物价很不稳定。就在程砚秋申请一万二未果，时隔三个月之后，谭富英应皇后戏院之邀出演，最高卖到一万八，所谓限价之说说没就没了，可见限价并不是那么死板的规定，那么难道对程砚秋就偏偏不可网开一面？程砚秋卖一万二不是照样交演出税？可能还比限价一万一的税还要交得多。况且程要是定了高价却不能卖座，也是自己打脸，与社会局没有什么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局作为管理机构根本没有非要限制程砚秋票价的充分理由。程砚秋当时对中国大戏院经理方面也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尽力疏通，以孙兰亭的办事能力是不会搞不定的。那么中国大戏院方面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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