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本文主要谈关于读书的一些记忆。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后来季羡林先生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不过，他们只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却没说读好书的重要性。虽然人各有所好、不可强求，但真正的好书还是有公认价值，是之谓经典。尤其在书籍遍地、泥沙俱下的当下，真正的好书更须沙里淘金。事实上，读“好书”才能“读好”书，读好的书才能为真正的学问打基础、积学养、做指引。本文首发2018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现在依然不过时，所以“必记本”重新编发并改文章原标题“求学途中的路标”为“我的人生四书：治学要读一流的书”，特此分享。
书中有很多“也许……也许”这样的推测之言，它不严谨，但充满灵气与感悟，给人以想象与启迪。这本不足二十万字的书，从中华文明的源头一直讲到清代，涉及哲学、艺术、美学、文学等诸多问题。你可以说它是蜻蜓点水，也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现在重读此书，觉得它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许多评点，仍是不可移易的。比如李泽厚把“杜诗颜字韩文”作为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它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这种总结相当有见地和功力。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美的历程》并不是李泽厚的代表作。奇怪的是，此后他出版了不少思想精深的著作，读起来却没有了当年的感动。细细一想并不奇怪，《美的历程》刚好是年轻作者、年轻读者相聚在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现在，李先生老矣（“必记本”注：李先生已于2021年11月2日过世），他的读者也在慢慢老去。提起李泽厚和他的书，不少年轻人茫然如闻开天遗事。
我上大学之后，最早接触到的经典学术论文，就是钱锺书先生（1910年-1998年）的《旧文四篇》。这是一册书页极薄而分量厚重的学术著作，全书共6万字，收入钱先生三十年间所写的四篇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首次阅读就被其神奇的学术魔力所震撼了，后来又读到他的《诗可以怨》（1981年）、《也是集》（1984）、《七缀集》（1985）等以及《谈艺录》《管锥编》等论著，对其愈发敬佩。《旧文四篇》可以说是我走向学术研究上的导师，读研究生时，我反复阅读、揣摩《旧文四篇》，乃至像学书临帖那样模仿。我最早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江山之助》《生命之喻》等文章之选题、立意与行文，深受其影响，后来才慢慢形成自己的特点。
钱先生学术论文的写作，可谓远超凡俗，达到极致。把义理与文章、智慧与美感完美结合起来，是其论文写作的显著特点：深刻精当，闪耀着学术智慧，而且文采斐然、可读可品，迥异于学院派的高头讲章。他善于把古今中外许多零散材料，经过不断淘洗、选择与提炼，将之串成学术的珍珠之链。他写论文讲究章法结构、用语修辞，喜欢用机智而令人解颐的博喻妙喻，语言轻松风趣。有时不免博炫才学，但实在让人喜欢和佩服。钱先生在学术上精益求精，我注意到钱先生论著的一个细节，就是每次再版，必有许多改动之处。《谈艺录》《管锥编》如此，论文也是如此。
钱先生积数十年所写的学术论文，寥寥数篇而已，而皆为可传世之作。经常听到一些人批评其学术零碎没有体系云云，我就想起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的，许多学者出版了一大套甚至一大柜的书，价值却远不如钱先生的一篇论文，甚至不如《谈艺录》《管锥编》中的寥寥几句断语。漫山砂砾，难比半颗钻石；满车鱼目，不如一粒珍珠。在这个学术GDP不断创新高的年代，令人长忆钱锺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读王运熙先生（1926-2014）的书，开始并没能领略其妙处，但越读越有味道，慢慢体会到有一种叫返朴归真的学术境界。后来随王先生读书，益发体会到这不但是当代学术中的清流，也是古人所倡的高尚人品与文品合一的典范。 陈尚君先生（“必记本”注：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撰《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一文以纪念王先生，其文甚佳。我接着这句话：好学问应该是聪慧之人所做的老实之事。王先生天分极高，二十多岁时，就以汉魏六朝乐府研究蜚声学界，一举奠定了学术地位，至今难以超越。此后他在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和中国批评史的研究，也都成为高峰与经典。
王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境界，而非方法。其治学方法倒是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从文献出发，细读文本，将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文体体制中去考虑，从而得出独到之见。比如，历来认为六朝孔稚圭《北山移文》是讽刺“假名士作伪君子”的作品，王先生则通过对周颙与孔稚圭所处的时代、交游关系及其生活方式的考据，认为“《北山移文》只是文人故弄笔墨、发挥风趣、对朋友开开玩笑、谑而不虐的文章”。他把原先的“讽刺说”变为“调侃说”，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降低了《北山移文》的批判性，却还原其真实面目。结合六朝盛行的游戏文学，更觉此说之有理。又如陈寅恪先生说过，唐传奇兴起是受古文运动影响所致的。王先生《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则认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同时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并非是古文运动的产物。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王先生的结论更为真实可信。我经常在思考，王先生之难及之处，就在于他坚守学术良知与学术理性。其研究不预设立场、不为理论所羁缚，不受时势所影响。他有极强的学术分寸感，对历史的把握总能那么不偏不倚，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其文章平和却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耐读，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就像一块宝玉，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王先生的观点仍显得准确而精当。读他的论著，可以领略到好的学术确实具有超越性。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是“不朽之盛事”，所以古之作者把生命寄托在翰墨书籍之中：“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每读王先生的著作，我就想起这句话。王先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一位无权无势的布衣教授，但他的文章足以使其“声名自传于后”。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我不敢妄评饶宗颐先生，不仅因为他离我们太近，光芒过于耀眼，更是因为像我们这些按分科培养的现代学者，只能理解饶公某一方面，这种瞎子摸象式的片面研究，对饶公这样的通人难以作整体把握和准确评价。我只谈在读饶公著作过程中的一点强烈感受：那就是饶公“命好”。有人说，做学问，拼命不如长命。这是有道理的。饶公62岁退休，那时成果虽不错，但如果没有后来四十年的工作和滚雪球式的名誉积聚，肯定没有那么大的成就，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影响。饶公自己说：“龚自珍只活到四十九岁，王国维五十岁。以他们五十岁的成绩，和我八九十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饶公的寿命，比龚自珍和王国维两人合起来都要长。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长寿的确重要，但“命好”比长寿更重要。饶公“命好”，首先是他的天分极高，天生做学问的命。饶公学术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博”，其研究范围基本上覆盖了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他有一种远远超乎常人的极强求知欲，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显得很“任性”。这也是他的天性，是“命”。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名誉教授，西泠印社社长饶先生打通专业和学科的“博”，不是刻意去追求的，而是率性而为，跟着兴趣走的。比如，喜欢诗文写作，所以研究楚辞学、文选学、赋学、诗学、词学。其次，就是他遇到治学的好时代，这是天时。饶公说：“上天不仅给我高寿，而且我这辈子，亦特别幸运。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当代学术之显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皆有幸参与其事。”第三，得治学之地利。饶公学术的崛起是在1950年代以后，他恰好在香港，这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最为方便、频繁的地方，且经济发达，生活宁静，没有什么动荡和干扰，所以他在治学上显得特别从容和自由。这是饶公的幸运。对于学者而言，天时、地利、人和很不容易兼备，而饶公兼备了，这些综合因素成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每个时代人类的智力水平都是类似的，但能否出现大人物，就不仅靠个体的努力，还要看时代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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