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理性提出的挑战，尼采提出了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强力意志”说。他期望强力意志以激情、欲望、狂放、活跃和争斗之态，取代“上帝”（信仰）的地位，肯定生命，肯定人生。
正是凭借这种强力意志，尼采超越了传统的真、善、美，建立起他的强力美学。
尼采认为，理性主义者凭借理性的力量，确实掌握了自然界的部分规律。但他们只能用一种单纯的二元论，把能理解的事物视为真的、可信的，把不可理解的事物看成是假的、虚伪的，即用纯粹逻辑性的东西代替了存在的一切。
然而，就本质来说，存在不等于理解了的存在，理解只是对存在的部分把握。一些乐观理性，如“知识就是力量”就在对人自身存在的追问中显露出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尴尬（人的知识在阻止战争的发生上似乎毫无作用？）。尼采也正是从理性的失落之处提出了对理性的疑虑。
尼采坚称世界是变化莫测、与时偕行的，借助理性的逻辑推理来掌管丰富的个性化世界犹如通过有限来把握无限。借助理性所把握的真是有限的，真理是虚幻的，真只体现在对真的追问中。没有终极的真，真只表现为一个追问过程。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真理只是关于真理的知识，而不是真理本身。就像智商检测，检测的并非是智商本身，而只是人受教育的程度。
同时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也应摒弃理性的绝对权威，站在公正的“酒神”面前，借助酒神的语言来体悟真的真实性和虚幻性。
由此看来，尼采对于真的真实性的怀疑是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上的。“语言给生存打上印记”，真理的传达也需借助语言才能进行，而语言本身是一种人为的符号，因此借助语言传达真理就是借助人为的符号来表达真理的永恒。
但是，语言是不断演进的，语言只能不断地靠近真理，但语言永远也不会是真理本身，那种认为有关真理的知识就是真理的理性主义者所把握的真理是虚幻的。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国家”，尼采把对真的大胆质疑追溯到语言，他敲碎了人类的最后一个“夜郎之梦”，置人类于赤裸裸的荒园之中。试图用语言来把握真理终究只能处于真理与谎言之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一种生存境地，尼采又飞身于强力意志，希望人们像面对人生悲剧的审美态度来面对语言的谎言性。也就是审美地看待语言，通过隐喻战胜谎言，通过隐喻战胜真的局限，隐喻是走向真实的唯一途径，隐喻属于酒神的语言，它能寓意万物。通过隐喻来审美地对待人生，语言的谎言性才得以忍受。
其实，语言即便拥有误读、误解、变迁的谎言性，它仍就是使意识得以呈的媒介之一。离开了语言，人类的推演、人类的存在简直不知道何以为凭证，语言是人类的身份证。
尼采，一名天才的语言学教长、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当然对于语言的深层意味是绝不会视而不见的。事实上，尼采是深切地关注人生意义和目的的生命哲学家。面对时代的困惑，他寄希望于唤醒人们沉睡的酒神精神，要求人们用一种审美的态度、“形而上的慰藉”来对待现实的丑陋和迷惘。他坚信，真理的标准在于“强力感的提高”。
尼采对真的追问，对语言谎言性的探析，表明他意识到语言也是“勇敢面对人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他要“变语言为人们勇敢面对人生的手段”，用“虚幻战胜虚幻”，即用虚幻的语言来把握和忍受真理的虚幻性与现实的虚幻性。
面对奴性道德的肆虐，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
“真的，我的朋友，我漫步在人中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
善的虚幻性和现实的萎缩促使尼采狂呼：“我们必须摆脱道德，以便能够道德地生活”。为了摆脱虚伪的道德，还原道德的元典精神，尼采对道德范畴的一个核心命题——美德进行了现实的分析。什么是美德？牧羊式的驯服，还是上帝的“悯怜”？
在古希腊道德元典中，是没有“怜悯”的，也没有驯服，被摆在美德首位的是前进。在古希腊，没有温顺的英雄，也没有怜悯的英雄。在他们看来怜悯阻碍了发展律，也就是阻碍了淘汰律，它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它为那些被剥夺了继续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作辩护，而由于他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生存，因而赋生命本身以黯淡和可疑的一面。由此，基督教道德是对道德元典的反叛，它否定了道德元典中所肯定的内容。
通过对道德元典的追溯，融合自己的强力美学，尼采阐发了他的美德观。何为美德？它必定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自我表现和自卫。仅仅由于一种尊重“美德”概念的情感所促成的美德。
于是尼采着手剔除否定生命。扼杀激情的基督教道德，把自然和生命树立为自己的道德原则。用酒神文化来对抗基督教文化，用酒神精神来拯救人的本性。在酒神精神里他树起了自己的道德观：什么是善？勇敢谓之善；什么是恶？懦弱谓之恶。屈服于上帝，贬抑个性谓之恶，生命力高涨、创造力飞扬谓之善。
在生气灌注的新道德里，尼采致力于弘扬为奴隶道德此前所鄙视的，所淹没的生命意识。针对基督教基本观念“原罪说”，尼采独辟“创造说”。他认为罪恶感与性欲无关，人的性欲是人类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手段，它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它是人类永恒轮回的强力证明。凭借它，人类得以存在；凭借它，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了不可屈从的力量。
同样，尼采从奴隶道德的“爱邻人”中挖掘出了鲜为人知的深层意味。“爱邻人”不是真正的善而是“病态的”善，它是弱者的道德。真正的爱应当激发人自尊自强、发挥人独特的个性、促使人产生“健康的自私”。
而“健康的自私”是从强力的灵魂流出来的洁净的自私，它是源于力量和丰裕，它强纳万物于自己，再使它们从自己退涌，作为爱的赠礼。
尼采热切地赞扬这种“健康的自私”，认为它是一种健康的生命本能，是高尚的自我保护的力量。而弱者的道德借助“爱邻人”的无我反对“健康的自私”，实际上是压抑生命力旺盛与热爱生活的人。而鼓励这样的人就是奖劣惩优，因为这种人不把他的全部力量和智力用在他的保存、发展、超越、前进，强力之扩展上，而是对自己卑谦、无头脑或许淡漠或冷嘲地生活着。
尼采信仰斯巴达式的纪律，赞赏拿破仑的刚毅，他在辖扬和抨击之时爱以悖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为了他心中的“强力”，他宁愿肯定“越轨的”恶而否定懦弱的善。
也就是说尼采孜孜以求的始终是强力意志和作为其载体的人，是那种个性的独特和优异。他的善，是他强力美学中流出来的健康的善，也是他强力美学的再次显现。
无疑，他的强力之论，他的“健康的自私”之说在泯灭个性的基督教道德面前发挥了积极的批判作用，他用一种生命力充溢的善代替了萎缩的“病态的善”，目的在于剔除人的奴性，弘扬人的生命意识。
因此，尼采的善与他的强力美学所追求的“强力感”的提升是不可分的。他所赋予善的每一层含义无不与他的强力意志的显现有关，强力的善是他实践审美人生的一个环节、也是他强力美学现实化的具体内容。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具有贵族主义倾向的尼采把“健康的自私”视为少数天生强者的特权，终于败坏了他原本合理的思想、损害了他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
从希腊人的生存境地中，尼采看到美不过是“外观的幻觉”，它起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因为对于一个附着于个体化的、有组织的现象世界的个人来说，发现真实世界，亦即自然的矛盾的本质，将会引起恐惧、恶心、厌恶。
换言之，这种发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叔本华所提及的某种形式的弃世。只有通过日神阿波罗给现实加上审美的面纱，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世界和人生才有存在的理由。
在尼采看来，人之所以能创设出一个日神世界，是因为人拥有强力意志。人之所以延存至今，是因为人拥有强力意志，因为人及人的强力意志，人生才显出美来，世界才显得可爱。因此，美的存在是以强力的存在为前提的。美的存在也是以强力感的提高为目的的。美是人强力意志的产物，是强力使外界变形的一种结果，它不是一种客观现象，人的强力意志才是它之为美的根源。
强力意志不仅成为尼采面向人生悲剧铁锤，而且成为尼采美学的轴心，同时也成为他美丑判断的标准。在他看来，面对人生的悲剧性，意识到存在的虚假，意识到人生的必然毁灭，就此消沉下去，表现出生命力的衰退，这就是丑的；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仍然毫不气馁地面对眼前的一切，表现出生命本质的那种奋发向上的倾向，这就是美的。
根据这种美丑判断的标准，尼采得出“有人是美的”，人是美的原因的结论。他认为世上本没有美，只因有了人，有了人的强力意志，世界上才拥有了美。不难看出，尼采的美形式上是现实的虚幻，是日神的世界，“美存在于虚幻中”；其美内在的精神、标准则深藏于酒神之中。
他把强力感作为美的判断和依据，认为“美”的判断是否成立和缘何成立，这是个力量问题。当然这也再次显示了他的力量美与强力美学的内在一致性。在尼采的强力美学中，在他的真、善、美的论述中，一切肯定的东西都源于强力和强力感的提高，一切否定的都源于强力的匮乏。
“没有带来欢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虚伪的”，尼采将真理从庄严的神位扯下凡尘，让“真”服从人的欢笑，一扫人在真理面前的被动性。这是尼采美学中强力的真对认识的真的压服，也是强力压倒现实真的再次显现。
在对善的论述中，他从批判到首肯，这也得益于善的内容、原则的替换，得益于强力意志的再次贯彻。正是由于强力意志成为善的核心，善再次成为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善，尼采才愿将这种对现实把握的“健康的善”纳人到他强力美学体系中。
同样，美在尼采那里是强力意志的最直接宣泄。因此在尼采看来，人类正是依靠强力意志，才征服了真、利用了善，获得了美，赢得了人生。
显然，强力意志是尼采心中的偶像，也是他批驳基督教文化的武器，更是贯穿于他美学思想的灵魂。可以说，没有强力，就没有真、善、美，就没有于人有益的强力美学。
对于尼采来说，只有在强力意志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真、善、美的统一，凡是表达了强力意志即生命之高涨的，就是真、善、美；凡是表达了强力意志即生命之衰弱的，就是伪、恶、丑……
凡此，尼采将强力倾注于传统美学，突破了旧美学的判断标准，将美学与人生紧密联系起来，为现代美学关注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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