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湖北省西部的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其地正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中间。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间颇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则湖泊连绵，地势低洼。北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对。南有岘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襄阳在历史上被称为“水路之冲，御寇要害”。从这里出发，西北溯汉江而上经均、房二州可通川陕，与四川相连接；北出“南襄隘道”可进入中原，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县东）即可抵达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同时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七里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从水路，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
由于这个原因，襄阳自从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汇，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论荆襄形势时比较了这里的几个中心城市：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就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襄阳在事关南北军事战略全局（“天下”）中的价值。
襄阳另一个为历代兵家所重的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以至流传出了“铁打的襄阳”这一说法。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襄阳，险要也。”
诚哉斯言。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两城夹江而峙,互为唇齿。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砚山，周围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则为险峻的荆山山脉，构成了四边的屏障，便于设防而不利于车骑与大军的行动。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曲折，从两旁的山岭之间穿行而过，顺流东南而下，至石门（今湖北钟祥）进入江汉平原。襄阳正当其河谷通道的北口，正可以利用临城的汉水与周围的群山来封锁敌军的来路；加上汉水水流湍急，更是难以泅渡。此外，襄阳所处的襄宜平原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军粮能够就地生产自给，史称“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历史上屡见在当地驻军屯田而大获成功者（如西晋名将羊祜）。
实际上，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末期楚国向汉水流域扩张开始，襄阳便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几千年来战事频仍。众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故事，就是在这一地区发生的。
大体而言，在南北对峙时期，襄阳对于南方军事政治势力的地位更加重要。古来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三吴（太湖流域及其周边）者。相对而言，东南政权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荆襄，则不可以立国。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具体而言，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恰好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在南北政权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襄阳所扮演的良好区位角色，在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在古代围绕襄阳而进行的众多战争当中，持续的时间最久，对战争全局乃至王朝更替影响最为重要者，莫过于蒙古灭宋之役。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生活在晚清时期的吴庆焘在《襄阳四略》里就说，“元之图宋，举全国之力，围攻襄樊者七年，仅乃克之。襄克，而汉南以下无留行，不数稔亡宋，非形胜之验欤？”
南宋又何尝是没有人懂这个道理！联蒙灭金的名将孟珙就曾上奏宋廷，“襄、樊为朝廷根本。”据此，宋人锐意经营襄阳（樊城），所谓“襄阳一城，周围余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夹汉而垒”，诚为汉上雄镇。守将吕文焕拥兵数万，又储藏了大量兵械粮草，号称兵储可支十年；又在襄、樊两城之间的汉水中，打了许多巨大的木桩，用铁索锁住，上造浮桥，使两城可以互相救应，防守的准备工作做得应该说是非常充分了。
襄阳古城
公元1267年秋天，阿术率领蒙古大军南攻襄阳，漫长的襄樊会战正式展开。直到第二年九月，蒙古军完成了对襄阳（樊城）的包围，环绕两城，筑成了连绵的土垒及壕沟。这样就一下子抓住了襄樊守军的命门。襄阳城虽然为战略要地，但作为被动防守的要塞，毕竟存在一系列的不足。与长江相比，汉水江面狭窄，河道曲折，水流量偏小，宋朝大型战舰难以进入汉水作战，宋军要往襄阳运送物资，因逆流而上，行运艰难，只有吃水浅的运粮船才能上行，如无纤夫拉纤，只能撑篙前进，速度缓慢。蒙古军如果夹江布防，很容易就能使用炮石封锁江面，断绝襄阳的外援。
即使是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襄阳孤城仍然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数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蒙古（元）军十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靡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个天文数字。按照胡祇遹在《寄张平章书》里的说法，仅仅一个襄樊战场，竟然耗费了元朝岁入的一半（“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
直到战役的最后，其实襄阳也没有被“攻克”。元军利用中亚传入的攻城利器“回回炮”（一种大型投石机）攻破樊城后才迫使襄阳城守将吕文焕献出城池。1273年2月，襄阳城终于被蒙古军占领，长达六年的襄樊之战遂以元军胜利而南宋失败为结局。
回回炮是一种配重投石机
襄阳一得一失，于宋、元双方有冰火两重天之势。这边厢，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南宋的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权臣贾似道听到襄樊陷落的消息后，“战眩颠沛，几于无生”，宋度宗也下诏表示，“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那边厢，元朝方面则有“襄阳破，则临安摇”之喜。大将阿里海牙进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全国动员，征募十万新军，征伐南宋。20万元军正是从襄阳出发，以南宋降人为向导，顺江而下最终攻陷了南宋“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
宋元之战标志着襄阳的军事地理价值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此后，便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原本襄阳除了自身具备的山川形势方面的优势之外，更主要的一点是与中原的传统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这两座都城的距离不近不远。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近了，就会被京都的光辉所掩盖；远了，在逐鹿中原的大棋局中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但正是从元代开始，地处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成为三代帝都。地缘政治的变迁造成了襄阳作为交通枢纽功能的弱化。原本从秦汉时期开始，从江汉之间途径襄阳通往中原的道路，不仅成为荆楚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而且成为了全国交通的大动脉之一。在唐诗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途经商山的这条南北交通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白居易曾赋诗曰：“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时人则谓“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
但是新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位置，较之长安（西安）、洛阳远远东移、北上。如此一来，经过鄂北一带的交通线路固然仍在发挥作用，但与京杭大运河的地位相比，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自从途径襄阳的南北交通线失去全国范围主干线的地位后，襄阳也再不是京都通向南方的必经之地了。在这样的交通形势下，襄阳势必随之衰落下去。
大运河交通线远离襄阳
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都曾夺占襄阳，却未对战争形势造成根本变化的原因。张献忠一度袭取襄阳，诛杀明宗室襄王朱翊铭，迫使负责围剿起义军的督师杨嗣昌急病而亡（有说法系自杀）。这固然在政治上给了崇祯朝廷一个极大的打击，但张献忠在占领襄阳后只驻了一天就撤出了部队，这本身就表明在他看来，襄阳无足轻重。相比之下，李自成占据襄阳后则将其改为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建立政权机构。尽管摆出一副长久经营的模样，但李自成起义军真正显示出取明朝而代之的面貌，仍然是在其击败孙传庭部进取西安之后的事情了。实际上，就连明朝廷也并不太过看重襄阳的价值，此地守军不过数千人就是一个例证。与之情况相似的是清代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王聪儿先于襄阳发难，又夺取樊城。但只是在嘉庆二年（1797）突破清军包围，从河南经过陕西进入四川与当地起义军合流之后，方才声势大振的。
正是由于偏离了主要的交通干线，襄阳在全“天下”范围内的战略地位逐渐为武汉所取代。以大运河为主动脉的水路交通系统旺盛之后，长江一带交通勃兴。武昌地处江汉之汇，居数省之冲，其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渐渐变得举足轻重。晚清之后铁路大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局面。京汉铁路修通了武胜关附近的隧道，使南北交通干线走向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从广东、湖南北上，都要经过襄阳；或绕洞庭湖南岸，途经常德到江陵，借道襄阳、南阳，出方城进入中原；或者出湘江到武汉，经过随枣走廊或溯汉水而上，到襄阳转道北上。现在则由武汉经花园、广水，出武胜关，经信阳进入中原，路途不再经过襄阳，比之前近多了。这样一来，作为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近代更是一度成为了能够辐射大半个中国的巨型城市，以至于有了与“大上海”齐名的“大武汉”这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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