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10月10日
这是“馒头说”第 298 篇文章
熟悉“馒头说”的都知道
每期的推送，我都会找一个小切入点来写
或一个人，或一件事
但这次，一口气写了10个
1
1911年10月10日，武汉。
晚上7点的时候，熊秉坤听到营房里传来一声枪响。
那一枪，是武汉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二排的程正瀛开的，击中的，是二排排长陶启胜。
程正瀛之所以要开枪，是因为排长陶启胜发现他和班长金兆龙正在擦枪装子弹——在这几天，风传武汉城内的革命党人联络了部分新军士兵准备造反，所以枪和子弹是不准放在一起的。
陶启胜转身要跑出去告发，程正瀛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陶启胜的腰部。
不光熊秉坤听到了枪响，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闻声就冲了进去，结果被程正瀛和其他赶来准备起事的士兵全部击毙。
但是击毙了这批长官之后，士兵们就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了。
新军的这批士兵，确实收到了要“起事”的事先通知，但是前一天因为“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药时走了火，爆炸声引来了巡捕，起义计划被全盘泄露。
虽然革命党人将起义时间临时调整到了10月10日，却没有人给新兵营送去具体的起义时间——根本就没人打发令枪。
这时候，班长熊秉坤站了出来。
熊秉坤不是普通的班长，他是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在这天早餐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串联好了准备参加革命的弟兄：“起义名册已经被收去了，反正是一死，晚上听到枪响，就动手！”
结果，这一枪却不是熊秉坤先开的。
但无论如何，这一枪已经打响了。熊秉坤索性就吹起了哨子要求全员集合——
动手了，开干！
随着这声枪响，武昌城内各个军营都开始骚动起来。各路起义军很快会合，占领了军火库，炮轰了总督府，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全城。
一天后，汉阳起义成功。
两天后，汉口起义成功。
四十八天后，清朝内陆十八个省，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
八十一天后，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
一百二十四天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严格说，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事，并不能算进民国史，但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必须前奏。
作为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中国人发现，他们第一次开始要有自己的总统了。
1961年10月13日，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熊秉坤（右）和溥仪、鹿钟麟（左）三人合影。鹿钟麟在1924年是北京警备司令，他奉冯玉祥之命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2
1913年10月10日，紫禁城的太和殿。
一大早，久经江湖如袁世凯，也感到有点紧张。
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他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
尽管袁世凯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实力上看，确实是当时中国最适合当大总统的人选，但登上这个总统之位，却远非袁世凯当初想得那么简单。
就在四天前，关于大总统人选的选举就惊出袁世凯一身冷汗。
那一天，第一轮投票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才结束，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11票，汪精卫2票，还有一票投给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梅兰芳。
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连饭都没吃的议员们只能继续投票。第二轮，袁世凯得了497票，还是没过到三分之二，还得投第三轮。
这时候，被袁世凯手下组织来包围投票现场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2万人，一直在呼喊选袁世凯当选的口号。主持人宣布第三轮不许再写其他乱七八糟的名字，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选一人。
结果，历经饥饿煎熬的12小时，议员们最终给袁世凯投出了509票，袁世凯终于当选。
紧接着就是10月10日的这场总统就职典礼。
举办典礼的地点，放在的故宫的太和殿。
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那天给参加典礼的所有人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当时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
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
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站北朝南，面对空气，宣读了誓词。
第二个印象，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而作为破除帝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做了一个意外的动作：下跪谢恩。
当然，当上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很快收起了下跪的温情：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
两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共和国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
这是以“辛亥革命”功臣自居的国民党党员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袁世凯接见外国使节
3
1919年10月10日，上海的法租界。
孙中山在慷慨激昂地做一个发言。
在这份发言中，孙中山正式宣布：将原先的“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
事实上，这已经是孙中山将这个政党第四次改组了。
这个政党的成立，自然要追溯到1894年。那时候，孙中山创立的这个组织，叫做“兴中会”，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但是，这个组织的总部远在檀香山，对中国影响力可以说近乎于无。即便后来孙中山将总部搬到香港，但依旧影响力甚微——整个组织的名望加起来，还不如孙中山一个人有名。
在不痛不痒了十年之后，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联合了在日本的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等大小革命团体，完成了第一次改组——联合成立了“同盟会”。相对于“兴中会”，“同盟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一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批又一批的同盟会志士仁人，不断用生命和鲜血践行自己革命的目标，在屡战屡败之后，终于在1911年换来了晚清帝国高墙的轰然倒塌。
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内部原先被掩盖的各种矛盾很快就激化了：有的人想加官进爵，有的人想功成身退，而有的人坐山观虎斗。这时候，站出来的其实不是孙中山，而是书生意气的宋教仁。凭借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信念，宋教仁联合了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当时大大小小的党派，与同盟会一起合并改组，成立了“国民党”——这是孙中山的政党的第二次改组。
1913年，在宋教仁的操盘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拿下组阁权。但是，1913年3月22日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一声枪响，夺走了宋教仁年仅31岁的生命。被迫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被实力强大的袁世凯无情吊打，孙中山痛定思痛，在1914年决定将这个政党第三次改组——改为”中华革命党”。
但是，第三次改组却远没有前两次改组那样振奋人心，因为痛感多年来党内如同一盘散沙的孙中山，要求重新入党者必须向自己效忠，甚至还要立重誓，按指纹。这种介乎“帮派”和“独裁”的做法，引起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轩然大波，连孙中山多年来的革命老战友黄兴也宣布和他决裂。“中华革命党”最初入党者不超过500人，巅峰时期也不过1万多人。
1919年，随着“五四运动”带来的汹涌浪潮，孙中山看清了形势，终于决定第四次改组自己的政党。
这一次，他选择了之前的那个名字：“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国民党。
这个政党，就这样在1919年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从广州到南京，从上海到重庆，从大陆到台湾。
而在登台的最初，他们成功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
4
1926年10月10日，武昌。
李俊卿让人打开了武昌城的保安门。
李俊卿是吴佩孚麾下河南第三师的师长，他清楚地知道，打开保安门这个举动，就意味着投降——鱼贯涌入保安门的，是已经围城多达40多天的第四军。
确切地说，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他们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做“北伐军”。
武昌城的攻克，标志着直系大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全歼，这也让全力赶来增援的“东南王”孙传芳感到心有余悸，就连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感到寒意阵阵——他们知道，接下来北伐军的目标就是自己。
无论是吴佩孚、孙传芳还是张作霖，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前还弱不禁风的广东国民政府，为何在短短时间里就能迅速培养出一支士气高昂，战斗力剽悍的国民革命军。他们原以为，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东的政权应该如同一盘散沙，树倒猢狲散才是。
但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班底的国民革命军，却以蓬勃的朝气，肩负全国百姓希望结束军阀割据的期待，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随即由南向北，一路风卷残云。
“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南向北的统一战争（另一次著名的统一是明灭元），那些之后影响中国数十年的人物，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慢慢走上历史的舞台。
看看这些名字吧：
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41岁的总参谋长李济深，33岁的总参谋次长白崇禧，31岁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一批当时基本都不到40岁的军长和师长：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第20师师长钱大钧，第三师副师长顾祝同，第四军第12师师长张发奎……
还有一批刚刚30岁左右的年轻团长：叶挺、薛岳、孙元良、蒋鼎文、蒋光鼐、蔡廷锴、卫立煌……
而北伐军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共合作。
在北伐军中，中国共产党人实际领导了全部政治思想工作，那些人的名字是：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李富春、聂荣臻、蒋先云……而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肖劲光等共产党员纷纷在各个军中担任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那是一段可能后来国共两党都会感慨的岁月：
同一所军校毕业，同一个战壕御敌，同一个战场冲锋，为了同一个目标。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5
1934年10月10日晚，瑞金。
周恩来回望再三，翻身骑上了马。
这一天晚上，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万多人，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江西省瑞金，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那一年，周恩来36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
当时周恩来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到，等待他和整个红军的，是一段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行程。
而这段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行程，后来被称为“长征”。
这次“战略转移”，原先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1934年的夏天，在经过惨烈的搏杀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仅27岁的博古无奈地发现，自己和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制定的防御战略已经完全失败。面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100万大军，放弃灵活战术而层层设防，正面拼死防御的红军已经失去了继续坚守的能力和机动的空间，再不撤退，整个红军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建党历程中遭遇的重大危机。然而，之后进行的“长征”，却也成为了这个政党体现自我纠错能力，展现顽强生命力的一个最佳范本。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
在整个长征期间，中央红军一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整个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其实发生在遵义的一间会议室。在这间会议室里，共产党之前错误的路线和战略被纠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立。
1935年10月，疲惫的红一方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终于抵达了陕北。出发时近9万人的队伍，最终只剩下了不到1万人。
但周恩来却说了一句话：
“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历史证明，周恩来说的没错。
长征时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6
1935年的10月10日，上海。
刘长春在音乐的伴奏下，和其他运动员一起走进了江湾体育场。
刘长春参加的，是第六届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这届全国运动会，是整个中华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举办得最成功的运动会。
当时的运动会举办场所，是刚刚落成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号称全亚洲最大。参加本届全国运动会的，一共有38支队伍，其中34支来自全国各省，另有四支是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爪哇的华侨代表。所有的运动员和官员加在一起有2700人。
刘长春参加的项目是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事实上，作为运动员，他登上过比这个更大的舞台——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没错，他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虽然刘长春在奥运会上的这两个项目都发挥不佳，但以他的实力，在国内夺得冠军是毫无悬念的。不过，对刘长春而言，感受最深的并不是运动员和金牌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体育和这个国家国力之间的关系。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独自一人代表中国参赛，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才抵达，站上场比赛的时候，脚步都是飘的。比赛结束后，他甚至没钱买船票，在华侨的赞助下才最终回国。
而1935年的这场全国运动会，看上去似乎是一次成功的盛会，中国人也可以自己举办自己的运动会了。
但是，在当时的时局下，体育传递的和平和友爱，却无法与现实所对应。
在这届运动会期间，每天到场观看的市民都不下十万人，但所有人对这届运动会最动容的，还是开幕式上的一幕镜头：
包括刘长春在内，来自东北省份的运动员入场时，是举着象征白山黑水的黑白旗入场的。
而他们身上穿的，是全黑的衣服。
那是孝服。
刘长春
7
1938年10月10日，东北。
在稀薄的晨雾中，冷云对着不远处摸向宿营地的日军，开了一枪。
她的这一枪，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冷云是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妇女团的指导员。她所在的部队，是第一师的师部部队，大约100多人。
这一年的夏天，日本的关东军集结了伪蒙军和伪满军，开始对一直活跃在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联进行“三江大讨伐”。抗联的第四、第五军损失较大，被迫向西转移。冷云所在的第一师师部，昨晚就宿营在乌斯浑河旁。
但是，一个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军通报了抗联战士宿营的位置。
1000多名日军和伪军摸上来的时候，其实冷云和身边7个妇女团的战友并没有被发现，因为女同志的宿营地和师部男同志的宿营地有一定的距离。但冷云看到敌人扑向的是师指挥所，那里有师长关书范和其他师部人员。
几乎毫不犹豫，冷云就向日军开枪了。
果然，日军以为自己中了埋伏，随即立刻向冷云她们的宿营地扑来。而师部的男同志们听到枪声后，也都惊醒了，开始突围。
师部的人顺利冲出包围圈后，听到冷云她们八个女战士在齐声喊：
“快往外冲，保住枪！抗战到底！”
一批战士想冲回去救人，但发现根本冲不回去。
包围圈越缩越小，冷云带着7个女战士边打边退，很快退到了乌斯浑河的河边。
毫无疑问，她们没有退路了。
此时，伪军开始笑着对她们喊话：“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的！”
而冷云的回答，是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趁敌人卧倒的机会，冷云拉着七名战友，唱着《国际歌》，手挽着手，走进了水流湍急、冰寒刺骨的乌斯浑河。
这八名抗联女战士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
其中冷云年纪最大，23岁。王慧民年纪最小，只有13岁。
冷云她们不知道的是，她们用生命救出的师长关书范，经此一战后信念崩溃，不久后就向日军投降了。
但冷云她们可以欣慰的是，整个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部队苦苦坚持了整整十四年，先后歼灭日伪军共18万，牵制日军兵力超过70万。
在最先沦陷的东三省土地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抵抗。
“八女投江”的雕塑
8
1945年10月10日，重庆。
张治中掏出钢笔，在面前的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治中的身边，是王世杰和张群，他们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而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邵力子。
所以，他们签订的这份协议，自然不是普通的协议。它的全名叫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而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双十协定”。
而促成这份协定最终出台的，并非台前的双方代表，而是幕后的蒋介石和毛泽东。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的外部压力消失，而之前隐藏的国共矛盾再次浮上水面——在东北、华北及中原部分地区，国共两党的军队开始因为接管城市和接受物资而频频冲突。
在取得战略主动权后，蒋介石首先出牌：先后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进行和平谈判。
在蒋介石看来，这张牌打得有百利而无一害：发出邀请，证明自己希望和平的姿态。而毛泽东肯定不会来，那就证明共产党无意和平。
但出乎蒋介石和当时外界的预料，毛泽东居然真的来了。
在重庆，这对纠缠了十几年的“冤家”微笑着并排出现在记者面前，蒋介石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润之”，而毛泽东礼貌地回应“蒋委员长”。
但在礼貌微笑的背后，是双方针对各自完全不可能趋同的立场，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整整谈了43天。
从公布的《双十协定》内容来看，国共双方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承认和平建国方针，以对话形式解决争端，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施行“三民主义”。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宪法。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有两个最核心的内容，这份协定一点都没有触碰——说明双方根本没达成协议。
一个是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大约拥有120万人的武装，但蒋介石给出的极限是：缩编为12个师。
一个是根据地的问题。蒋介石要求共产党上交在抗日战争中在敌后建立的全部根据地。
而这两个关键点如果双方没有共识，那么这份协议其实没有任何约束效力。
事实上，双方也都清楚这一点。
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方面都占有极大优势，他愿意和谈，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美国人以及国内和平人士的压力，以及为接下来的决战争取时间。而让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交出中共的军队，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在双方谈判期间，国共双方为了争夺谈判桌上筹码的大小军事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946年6月，认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蒋介石轻松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大举进攻中共军队，内战终于全面爆发。
而作为《双十协定》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国共内战的。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签订协议的短短四年后，他就又要作为国民党代表，飞到北平与共产党再进行一次和谈。
只是那一次，就远没有这一次那么从容了。
重庆谈判中的蒋介石和毛泽东
9
1947年的10月10日，陕北。
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文件，公布了一个文件。
那份起草的文件，叫做《双十训令》，但大家更熟悉的，其实是它的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指的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指的是：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这些看似直白简单，甚至有些琐碎的要求，如果放到当时国民党一些将领的桌上，可能会被报以一声嗤笑：这些泥腿子和土包子老是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但恰恰是这份每个士兵都能看得懂，记得牢的文件，把当时的解放军打造成了一支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
那份公布的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布的，名字叫做《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份不到2000字的大纲，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每个农民耕者有其田。
这两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军队刚刚结束全面进攻，开始转入重点进攻的时候。那些满心以为可以很快结束“围剿”的国军将领们不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从蒋介石开始，就会都开始检讨和反思自己的错误，研究共产党获胜的秘诀究竟在哪里。
这不是数十年后一些人嘴中简单一句“蒋公大意”或“土共阴险”就能解释得清的。
为什么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打起仗来进退有序，士气高涨？甚至明明之前萎靡不振的国军士兵，被改编为解放军士兵后，也立刻开始生龙活虎？
为什么解放区的老百姓会真的会把解放军战士当成自己的子弟兵，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民工愿意冒着枪林弹雨，推着小轮车为前线的解放军运送粮食，抢送伤员？
这些让很多国民党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在这两份文件中就能得到很多启发。
共产党在农村宣传说明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
1948年10月10日，焦玉山在阵地上给上级打了一个电话。
“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不会让敌人前进一步！”
焦玉山是东北野战军四纵12师34团的团长，他们团正面防守的阵地，在塔山。
1948年10月的东北战场，国共双方已经进入了决战的态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首先围攻的就是东北的门户锦州——拿下锦州，就基本上可以把在东北的50万国民党军队“关门打狗”。
深知锦州利害关系的蒋介石随即组建11个师10万人的“东进兵团”，由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领，从葫芦岛拼死驰援锦州。蒋介石给侯镜如下的是死命令：“必须要把这一仗打好，不然我们在东北就全完了！”
而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就是塔山。
从10月10日凌晨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塔山阻击阵地展开了潮水一般的进攻，一个上午就发动了7次冲锋。
负责防守塔山阵地的，是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四纵。尽管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但即便数十年之后回忆这场“塔山阻击战”，他们却依旧唏嘘不已：太艰苦了。
之所以觉得艰苦，一是因为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所以国民党军队在进攻中动用了空军和海军的立体攻击，对塔山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二是国民党官兵在这次进攻战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意志，有很多次步兵冲锋甚至是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强行突击，大批胸口挂着手榴弹的国民党“敢死队”队员不要命一般地冲向解放军的阵地，随后倒在机枪枪口之下。
在六天的血战中，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以营为单位的冲锋，到最后上升到以师为单位的冲锋，甚至不顾战斗队形漫山遍野地往上冲。但阻击的解放军像钉子一样钉在塔山阵地上，一寸也没有后退。
10月15日，传来了锦州被攻克的消息，侯镜如军团已经无城可援，只能全面撤退，留下了近7000具尸体。而作为阵地防守方的四纵，6天内的伤亡也接近了4000人，正面防御阵地上的34团，最后只剩下了20多人。
塔山关系到锦州，锦州关系到东北，东北战场的战局，其实奠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局势。
逆转的局势。
从并肩战斗到手足相残，国共20多年的恩怨情仇，终于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迅速分出了结果。
“塔山阻击战”中解放军四纵的炮兵阵地
【馒头说】
我们常说一句话：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
而写完这十个瞬间，我自己从这段近四十年的时光中，也体会出了太多的曲折和不易。
应该承认，这段近40年的时光，是中国经历巨大变化乃至剧烈动荡的时光，我们经历了推翻帝制的喜悦，争权夺利的失望，军阀割据的痛苦，全民抗战的血性，谁主沉浮的决战。
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不易，中国人民不易。
如今再看我们的祖国，确实早已经今非昔比，但在许多的确值得自豪的成就面前，环顾目前的形势，我们还是要清醒认识到：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甚至，现在就有严峻的挑战摆在面前。
那么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或成功，今天得意忘形，明天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
但是，同样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能经历数千年屹立至今，就是因为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多做事，少说话，勿忘初心。
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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