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不是革命领袖孙文的本名，这个名字是当时一个叫做章事钊的年轻人给他起的，而且还是源于一个小小的笔误。后来，章事钊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学识、有担当、有威望的民主人士。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文人、民主人士。民国初年曾任段棋瑞执政时期的教育总长。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章士钊是学者，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学问远离乱世政治，享受不愁吃穿、受人尊敬的一生。但他却始终牵挂民族命运，忧心国家前途，他凭着特殊的人生经历，晚年时曾为两岸沟通奔走呼吁，最后一次竟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客死香港，留下了令世人遗憾的绝唱。
章士钊的学术成就在当时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是在逻辑学和柳文（柳宗元）的研究方面，有巨大贡献。他所写的专著有 20 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 5000 首，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突出。曾经，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据说听他讲课的人挤得教室水泄不通。
晚年，章事钊把全部精力到修拟《柳文指要》一书。全书分上下两部，将近100万字，后于1971年出版，毛泽东对此书赞许有加。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特别给他赠送了一套《柳文指要》作为纪念。可见章事钊所著此书价值之高。
年轻时参加反清革命，给革命领袖起名“孙中山”
章士钊年轻时，曾在武昌求学时，并和革命领袖黄兴同住一室，后来成为莫逆之交。他还参加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烈士是同窗好友。
当年青春气盛的时候，他也积极支持革命，参与过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不仅亲自组织过反清学潮，还曾经策划过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当然也为此坐过大牢。可谓经历过一个革命家必经的人生考验。
章士钊年轻时
再后来，他曾经编译过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在了一起,写成了“孙中山”。结果该书出版之后，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
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这是非常有名的革命轶事。
后来的章士钊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也赞成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也参加过反袁、讨袁的斗争。
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他还积极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还曾经为陈独秀出庭辩护。据说他当时为陈独秀辩护所说的辩词，令在场的各界要员惊异佩服，后来还被上海的大学选入法学系教材。
章事钊从政为官的阅历也不浅。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日伪用权力和金钱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秘密从上海出走，去了香港避难，最后又辗转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了夫人殷德贞。
后来，殷夫人去了香港生活。章士钊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72年第三次赴港。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深厚友谊
章士钊与好多国民党头面人物是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并且早就认识，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
那时候，经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介绍，章士钊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不小的经费。
毛泽东到上海找到章士钊，他没有开口说成立共产党需要经费，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得2万银元，然后全部交给毛泽东。
章士钊不知道，这2万银元可是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其中一部分供一批有志青年去了欧洲，另一部分则拿回湖南资助革命活动了。
章士钊与毛泽东
40多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往事，并决定向章士钊还这一笔欠了40多年的债。
章士钊后来知道了毛主席的决定，不禁哈哈大笑，并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上2000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2000元。但章士钊却感到十分不安，他找人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并表示当年给毛泽东的那些银元都是募捐来的，也不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呀！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掏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信给我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了重庆之后，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咨询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章士钊诚恳地说出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暗中准备内战。
然后，他又当着毛泽东的面，在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认为，毛泽东应考虑趁蒋尚未准备就绪，就迅速离开重庆，防此突变。毛泽东听罢很是感激，他说：章士钊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会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4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在章士钊住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负责守卫工作的战士曾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借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还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让他一家搬进了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环境。
“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奇迹般地在1971年公开出版。章士钊对此十分感激。
三次奔赴香港，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因为与国共双方的很多重要人物交情匪浅，使得章士钊具备足够的资质和影响力，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牵针引线、为两岸统一多次奔走，心中一直挂念的都是国家统一事业。
早在1949年，章士钊九曾在国共北平和谈中当过代表。那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便思考着找一位中间人出面牵头。想来想去，他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遂派人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热心的章士钊当即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
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往北平，与中共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然后，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离开北平。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
章士钊
1949年5月，章事钊和其他几个进步人士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表示：中共让步不算少，而国民党却总是出尔反尔，心怀不轨，如此一来，和平必难实现。
这封信由另一个和谈代表刘斐带到广州，亲手交给李宗仁，敦促李宗仁、白崇禧认清人心所向，争取和平解放广西。无奈李宗仁受制于人，未能幡然接受劝告。6月，章士钊还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奔走。
1956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捎信给蒋介石，信中情真意切地发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左思右想，终于在 1957 年初派出秘密使者来北京与中共接触。可惜最终没有谈出结果，错过了一次统一台海的良好机遇。
1958年夏季，党中央决定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担心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会攻占台湾，但又坚信蒋介石集团无法重新夺得大陆，因而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但国民党台湾当局却始终心心念念“反攻大陆”的计划，与美国的策略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中共中央感受到了蒋介石集团内心的矛盾，为此，中央当即作出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的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
接着，在10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台海危机。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不错交情的章士钊，作为中间人来为两岸沟通牵针引线。
毛泽东曾嘱托章士钊，请他写信给蒋介石，把中共“联蒋抵美”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同意。
章古文造诣极高，他写的这封信文采极好。信中有几句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溪口花草无羔，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
不过，毛泽东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章士钊（右坐）与家人
1962 年7 月，章士钊从北京来到香港。立刻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相互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作出积极响应。
1964年，章士钊再度赴港，试图架设海峡两岸的桥梁，但台湾当局还是没有响应。
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其中包括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筹划，既然跟美国总统都可以谈，同台湾领导人更可以淡谈。于是，这个使命又历史性地落在了章士钊头上。
此时的章士钊已经年过90。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文革”后期，章士钊一直无事可做，感觉十分空虚。后来，他身边的奚夫人因肺炎于1970年去世，使他失去了情感上的依靠，内心倍感孤独。
但章士钊是一个不愿虚度光阴的人，因此从 1972 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表示，想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另外，当年他在重庆结识的殷夫人也在香港，两人已阔别了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见一面。
晚年章士钊
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的想法后，认为如果与台湾方面的对话，章士钊前去是再适合不过了。
毕竟1962 年、1964 年章士钊已经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只是后来中断了。不过，周恩来担心，如今92岁高龄的章士钊，恐怕难以承受长途旅行的颠簸。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耳朵却聋得厉害。且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致使腿部肌肉萎缩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
最终，在周总理和家人的劝说下，章士钊最终没能在1972年前往香港。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考虑到章老身体情况，毛泽东考虑派个专机护送。
章士钊得知主席的决定后，明白主席同他一样，热切期盼能够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虽然家人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可是章士钊态度很坚决。
最终，周恩来做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的专家护士随同前往。
从北京机场出发的那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机场送行。那时的周恩来也已经步入晚年，且经历着文革时期的动乱，千头万绪，操劳异常。章士钊非常感动，他抓着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说了五个字:“请总理放心!”
虽然章士钊这次前往香港，名义上是“探亲”，但社会各界也都清楚章士钊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飞机到达香港启德机场后，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机场热情迎接章士钊。许孝炎是国民党在香港主持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而宋宜山则是宋希旅的胞兄、台湾“立法委员”。
距离章士钊1964年来访香港，已经过了9年，如今的香港变得更加繁荣，而这些老朋友却苍老了许多。
在送章士钊去殷夫人寓所的路上，宋宜山说：“行老（章士钊）92岁还来香港为国事操心，敬佩呐，惭愧呐!”
章士钊只淡然一笑：“这次来是探亲，也顺便看看老朋友。”
许孝炎会心地笑着说：“今天本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行老将到港的消息，并且做了种种猜测，很多记者都说行老带有和谈使命。”
宋宜山诚恳地说：“和谈不是早就被蒋公拒绝了么？可惜呀，可惜！不过，我们都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章士钊没有说什么，只是郑重地点点头。虽然章士钊没有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他的内心里却充满期盼。此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退缩不前。
章士钊明白，自己已经92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决心在这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
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顾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对，也顾不上和全家人一起领略香港风光，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
然而，沟通工作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旧友纷纷去世，能说上话的人少之甚少。另一方面，章士钊的精力已经不同以往，经不起折腾了。
最终，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已使章士钊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值五六月份，是香港气候最闷热的时候，章士钊的住所处于闹市，兼之底层，通风较差。制冷空调又与外界温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体很不适应。不久就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可惜，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未酬。
一个半月后，章士钊的家人前往香港，迎回了章士钊的骨灰。
这位爱国老人把遗憾留在了香港，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来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