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治世之关键——举贤才
孔子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先有司”，就是要率先垂范，给下属做出表率。“赦小过”，就是要宽以待人，不计较下属的小过失。“举贤才”，就是要知人善任，把优秀人才推荐出来，提拔起来。
孔子引用历史事实证明“贤才”对于治理天下的关键作用。舜有五位贤臣辅佐，从而实现了天下大治。周武王总结他伐纣取得成功、建立周朝的经验，也认为主要得益于他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大臣。孔子据此感叹地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常言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让民众服从？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他深知重用有德之人，德政才能推行，民心才能归服的道理，因此告诉哀公，只有把那些正直的人重用起来，放在不正派的人之上，民众才会服从。如果把不正派的人重用起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民众就不会服从。樊迟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智慧的人？孔子说：善于识别人的人。他见樊迟不甚理解，又补充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孔子此话，进一步阐述了举贤才的重要性。他认为，把正直的人重用起来，放在不正派的人之上，就可以产生强烈的导向作用，匡正官场风气，甚至可以引导那些不太正派的人改变过来。樊迟对此仍不理解，去问子夏。子夏说，这是寓意多么丰富的话呀！舜有了天下以后，在众人之中挑选贤才，把皋陶提拔重用起来，竟然迫使那些“不仁者”远离了他。汤有了天下以后，在众人之中挑选贤才，把伊尹提拔重用起来，也迫使那些“不仁者”远离了他（《论语·颜渊》）。子夏用这些事例启发樊迟，老师强调的是，知人善任，重用贤才，对于改变官场风气，实现政治清明，具有关键性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知人善任呢？孔子提出了许多重要而珍贵的见解。
其一，对人的评价，德是最重要的。孔子比喻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人们为什么把千里马称作“骥”呢？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日行千里的气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经过训练获得了良好的品质。孔子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告诉人们，对于“人才”的评价要德才兼备，而德是更为重要的。
其二，要重用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此处的“野人”，是指住在郊外靠卖苦力为生、出身贫寒的人；此处的“君子”，是指住在城内有爵禄地位的贵族阶层。《论语》中的“君子”一词，有时是指品德高尚的人，有时是指出身高贵的人。孔子在这里讲“君子”，是与“野人”相对，因此是就社会地位而论的。那时，先学习礼乐而后出仕为官的人，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未曾有过爵禄的普通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人，是那些世袭的卿大夫子弟。孔子明确地表示，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就用那些先学习礼乐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人。这说明孔子对于那些生长在父兄的福荫之下，没有真才实学而承袭官位的贵族子弟，是看不上的。他所看重的是那些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学有所成的人。
其三，要注重从众人的评价中识别人。子贡请教老师：如果有一个人，全乡村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这样的人未必可靠。子贡又问，如果全乡村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这样的人未必不可靠。“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他认为，只有全乡村善良的人都喜欢他，而坏人都厌恶他的人，才是可靠、可用的人。孔子把那种人人都说好的“好好先生”，称为“乡愿”，并斥之为“德之贱也”（《论语·阳货》）他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敢于为大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或者为坚持真理而特立独行，往往因此而“众恶之”。有的人善于投其所好、巴结逢迎、沽名钓誉、八面玲珑，往往因此而“众好之”。这两种人的行为都超乎寻常，因而一定要仔细地考察、辨别。孔子告诉人们：“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对人对事才有是非标准，才敢于坚持原则，既能对符合道义的人和事表示支持，给予帮助；又能对违背道义的人和事表示反对，加以阻止。
其四，识别人，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孔子有一次发现宰予白天睡大觉，非常生气，痛斥他是“朽木不可雕也。”（《论语·公冶长》）宰予是孔门“四科十哲”之一，与子贡并列在“言语”科中，口才和外交才能突出。孔子因他言行不一，违背自己夙夜勤勉的誓言，而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起初是听到人家的话就相信其行为，宰予这件事使他改变了态度，听到人家的话以后，更要观察他的行为。怎样观察呢？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论语·为政》）这就是孔子的“识人三原则”：所谓“视其所以”，就是要观察他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所谓“观其所由”，就是要观察他行为的方式和方法；所谓“察其所安”，就是要观察他行为的志向和情趣。经过这样全面深入的观察，就能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因此孔子说“人焉叟哉”？这个人还怎么能隐藏得住呢？孔子还提出要从人的过错中观察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就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因此，一个人的过错，各有其类型。观察他所犯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仁德、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了。
其五，识人用人要全面、客观、公正。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一个人的品行如何，与他的言语没有必然联系。好人难免会说错话，坏人也可能讲几句好话。因此，作为一个君子，既不能因为某人说几句好话，就举荐他、提拔他；又不能因为某人品行不端，就把他说的好话也弃之不用。做到这一点之所以不易，是因为这样做需要用人者出以公心，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对每个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孔子还强调，要从别人的言语中分辨是非善恶。他认为，“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花言巧语可以败坏道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不懂得分辨别人说的话，就不可能识别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为此，要“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切实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落到实处，“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总结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任用上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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